瘟疫日记2020.03.01-02 "当洪水从天上浇下时，你站得高一点，你能避开吗？"

为什么我会有“亡乡感”？因为瘟疫打开了隐藏在社会里的恶臭和腐烂，那个轰轰在运作的“熟人社会”机器在崩坏和食血。我一直知道它兼具体面的外表和猥琐的内在，令我伤心的是那个机器在垮掉之前要先卷走许多无辜的个体，卷走无数回忆、对归属的想象。我本来相信人与生俱来的韧性、危机面前本能的合作精神，可现在我更相信人的卑微。在这一切之前，体制的一粒灰，落下来是个人头上的一片云，要是你有所准备带了伞，还能躲过一场雨。有个别人躲不过，但绝大多数人可以。瘟疫是一个滤镜，新的画面里，他人即是地狱，我们都失去了平时的色觉，无从分辨。那粒灰是一座山直接落在人的头上，许多人还没来得及呼救就死了。经历痛苦的死人说不出话，经历痛苦的活人失声痛哭，而故事由打胜仗的人书写。是的，我看到有武汉人说，我们刚刚要把胜仗打完了，说什么丧气话。

我反感武汉的“熟人社会”那一套，我也深知武汉人离不开“熟人”，这是我最恨的一点。在熟人社会里，如果一件事情做得漂亮、顺利，不是因为体制按照正常运转的结果、不是谁做都会得到这个结果，而多半是因为你认识某个人、某个关系、靠某种门道、借某种契机，总之是绕过了正常程序把你作为一个特例去解决了。又或者，如果你了解某些信息，不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公民享有这个法律权利，而是因为你有某个亲戚、挚友、熟人在某个显赫的位置工作、认识某个在显赫位置工作的人、偶然地有某种特殊渠道而获得小道消息。如果你坐在某个位置，即使没有任何资历和知识你也有发言权；你有再多资历和知识而不坐在那个位置，零发言权。熟人社会就是由无数个“以小团体为中心的资源共享网络“组成的，公私不分、里合外应。这些网络的硬核通常是钱、官、权、某种稀有的社会资源。会打胜仗的人，一定是离“硬核”近的人。反过来如果你拥有硬核中的某一项，那你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人际网络要罩着你、牵制你，你必须要做其中的一员，服从其中不成文的规则。“武汉嫂子”用过的两个成语：沆瀣一气，一丘之貉，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说老实话我每每看到”大单位“里人与人见面后开启那种互相拉关系的汉味精英谈话模式，都觉得扑面而来的熟悉、虚假、尴尬、厌恶。（任何其他味道的精英谈话模式也都让我觉得虚假、尴尬、厌恶。）许多事情因为我后来离开了，了解得不深，但不妨碍我深深体会到个体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的某种可悲处境。当然了，许多当事人乐在其中、生龙活虎、大展身手、毫不可悲；也有人时而如鱼得水、时而反思叫苦；此外，还有人选择不做”打胜仗的人“，那他们也选择了更加自我独立、更加不稳定的生活。独立的灵魂我也在“原生社交网络”之外遇到过一些，这次封城之后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几位，我很喜欢她们在武汉的存在。——写了这么多得罪自己家乡人的话，这是我第一次想要把一些模模糊糊零零碎碎的感觉写下来。不一定准确，以后想到什么再纠正。

3月1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生效。有消息说，零点刚过就有一批公众号被屏蔽。我还看到一篇“南湖读书”微信公号发表后被删掉的文章写国家网信办所颁布的这个规定，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益。因为网信办属于国务院办事机构，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规章，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却公然实行马克思当年反对的法令，怎不让人汗颜。”

同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休舱”，送出34位康复的患者出院，同时讲剩余的76名患者转诊，不再接受患者。官媒的消息永远都是那么铿锵有力，毫不拖泥带水。同日有人问：为何汉口和武昌有方舱关门，而汉阳似乎仍然床位不够，仍有确诊病患没有被转移留在小区里。还有人在微博发布自家附近还在建设未完工的方舱医院照片：“噢买尬，心情好复杂。”

云南临沧市爆出强制全市中小学生、家长和教职工服用“大锅药”的新闻。注意，是所有人哦。大锅药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个清单，去中药店买原料，无特定剂量和比例要求，自己熬制，所有人都要喝。家长被学校要求在家长群里上传喝药照片、视频，还有买药的小票，以此作为春季入学报名的条件。网上被广泛流传，曝光后的第二天这件事被制止。

微博上“二水柚子茶”写下了自己母亲因为非冠状病人的医疗资源被抽断，在癌痛的折磨、彻夜不眠、几乎不再进食的情况下，自杀未遂，后来在医院痛苦的去世的过程：

“现在武汉又公布了增加重症和慢性病购药的药房，每个中心城区两家药店。以往是全武汉市只有两家，还都在汉口。现在官员们醒悟过来了？承认这类人群了？在隔离了各行政区后，这些病人怎么购药？而没有医院门诊开放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检查化验，光吃药？真的是天真。唉，聊胜于无吧。本来这些举措公布出来就不是给病人看的。

那天，我看着我妈的心电监护慢慢停止，疯狂的大哭，医护人员过来指责我影响到他们的治疗环境。太平间很快来拖人，医护人员要我赶紧收拾东西跟遗体一起走，一刻不能停留。即使我们进院时，已经都做过筛查，不是病毒肺炎。我兵荒马乱，不停收拾，连给我妈擦身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在太平间，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疫情肺炎死的人只有三成，剩下带来的被剥夺了救治权利而亡的人多是我们这样的重症病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

下午二点，武昌区殡仪馆车来了。你们看到过遗体用裹尸袋装了后，像码白菜一样摞在那些车里吗？因为疫情，因为非常时期，殡仪馆的车是出来后挨个医院收尸，不可能再像正常时期那样，一车一人，有棺材装着。拖回去后两个小时内火化掉，不允许家属跟，疫情结束后电话通知我去领骨灰。我甚至都怀疑，在如此背景操作下，领回来的骨灰会是正确的吗？这样的经历，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一直以为治病两年的痛苦是极限了，却遇到的天灾人祸，被剥夺治病的权利。最后还没有办法办任何后事。太多我妈这样的病人被牺牲都不计入数字，也不会公布。外面一片歌功颂德，一片形势大好。

仿佛集体失忆，一个城市难道其他病都不会生了吗？我姨夫尿血，没办法去医院检查；同一个医院的病友，没办法接着化疗，只能等着疯长癌细胞；网络上孕妇求助的仍然有；胆囊手术的，眼科手术的，急性阑尾炎手术的，胃溃疡吐血的，脑梗发作已经半身麻痹的……中国梦，还要继续做下去啊。”

关于“史上最严网络言控”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端传媒有一篇深度分析。引用几段在此：

“福柯認為，「治理」的邏輯與「統治」的邏輯不同，這二者之間有一個微觀與宏觀的辯證差別。對於傳統社會的「統治」者而言，統治是宏觀的，統治者高高在上，並不介入到被統治的社會的微觀運轉之中；同時，被統治的對象則是個體的，他們並不被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進行分析和監測，而是僅僅在個體犯罪時被施以懲罰。現代國家的「治理術」則不同，治理者需要精密地調控社會的微觀運行，以期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的穩定。而這又要求治理者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實時監控、進行不斷的規訓，去干預人的意識、塑造人的主體。

這些規訓假借健康、快樂、幸福之名， 「讓每個人更好地生活，然後為國家所用」。而與此同時，個體的人則不復存在，成為龐大人口的一部分，成為社會趨勢的一部分，成為一個統計學概念。這個思路自然地引出了《規定》標題中的「生態」一詞。在今天的中國，輿情被作為一個生態系統處理，它既無所不包，又需要細緻入微地考察每一個微生物的作用。哪個明星發了張照片擋住了一隻眼睛，哪個偶像在餐廳抽煙，哪個微博用戶抱怨食堂不好吃，哪個微信公眾號發了慶豐包子起源考，這些內容都有可能成為一場「輿情爆發」的導火索，都需要時刻監控和審查。畢竟，一隻蝴蝶在這個生態系統裏振動翅膀，是可能引發一場地震的。

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今年一月初，中國官方對病毒不慌不忙，卻對「造謠」如臨大敵；又為什麼現在一個人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一則求助信息，就可能被告知自己發布的內容含有激進意識形態或敏感信息。畢竟，對國家而言，個體人的健康僅僅是一個個體的問題，輿論環境的「健康」卻是關係到社會生態的「大事」。《規定》的生效或許正標誌着這種治理的常態化，一切生活都是政治生活，一切思想都是意識形態。

諷刺的是，官方宣揚的「正能量」卻被排除在「政治」的話語範疇之外，而一切跟政治有關的討論，都是天然危險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通過去政治化的宣傳話語來實現的。一切「負能量」被政治化的另一面，是國家的權力被中立化，被包裝成平靜美好生活的守護者和大前提。宣傳部門收編了「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這樣的流行語，在政權的維穩與人民的生活之間建構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聯繫，進而將之發展成專制統治的合法性依據。這種宣傳既是專制話語權力的產物，卻也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告別革命」的思潮中找到了連續性，並最終讓這二者獲得了對立統一的大和諧。

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楊國斌教授的研究顯示，官方認可的「正能量」、經過「文明淨網」後的內容，往往得以披上「中立」、 「客觀」的外衣得到傳播和辯護，而他們對「悲情」、「憤怒」等抗爭性的「非理性」情感的驅逐也因此顯得無可厚非。這種理性權威的話語試圖達成這樣的結論，即官方的立場不是政治，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理所當然，是應當維護的常態，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輿論「生態」只有在這種「常態」下才是健康的。而這種「常態」下的人們，往往只是想要追求與政治無涉的「歲月靜好」，便落入了權力的圈套，成為「生態治理」的積極參與者。“

最近我被朋友问到：花那么多时间看新闻的意义在哪里？我也问我自己：有什么事情是非要我知道，不知道就不行的吗？——没有。可是，我觉得那些欲辨已忘言的事、荒唐糊涂透顶的事、让人伤心欲绝的事，如果只是静静地发生、静静地被执行、静静地被删掉，这些事情没有被见证，岂不是这个时代里的人更大的悲哀？如果洪水要从高处落下来，那请也落下来我要听个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