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
自译序：
爱，被巴迪欧看作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它能引领我们进入对未来的伟大冒险。巴迪欧最忠诚的追随者——齐泽克，很好地阐明了巴迪欧对于爱，也就是对于真正的平等一解放政治的信念：让我们去爱上垃圾，爱上我们这个将要完蛋的世界，爱它们到尽头，一直挺 下来，熬出头，带着勇气忍受，在不可能中实践可能，站到命运的另一边去，直到让我们自己都惊奇为止。只有爱的贯穿，行动才能如此彻底。
巴迪欧认为，艺术、科学、爱和政治，是我们人类走向真理的四种途径。在这四条道路上的每一种追求，都会把我们升华到更高的命运刻度。
爱成为政治，就是从两个人的爱出发，去到集体中追求“平等地一起创造” 这一伟大目标。而政治，在巴迪欧的哲学中，是指：使集体一起去爱、思考和行动。做政治是做什么?他认为可以简答：做政治是追问：这个我所处的集体，到底还能够做什么?
在巴迪欧看来，在2007年选举之际，法国人普遍感受到某种畏惧。首先是对法国将会衰落的畏惧，因此许多法国人为这种衰落寻找原因，而首当其冲、充当替罪羊的，就是穷人、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等等。
在巴迪欧看来，萨科齐所代表的，是一种法国的贝当主义 (pétoinisme)。众所周知，贝当在二战期间，充当了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政府的头目。巴迪欧所说的贝当主义，其核心在于把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人，指定为罪恶的源头，从而对他们进行监视、控制、打压、排斥甚至驱逐、杀害。
鼠辈是只能接受时代、接受命运而没办法建设时代的人 。萨科齐把1968年的反叛，视作尼采式的“超善恶”；而在巴迪欧看来，恰恰相反，1968年对善与恶，朋友与敌人，有着清晰的界定。在1968年的造反分子们看来，恶，就是那些金融界和政界的寡头；而善，则是工人，革命战士。但萨科齐却无视这一切，将1968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视作一群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暴徒。
自正文：
真正的全球化，是人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生存的全球化。而当今的世界，远远不是在走向幵放社会。柏林墙倒塌了，更多的隔离墙建起来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甚至在意大利曾经有某位市长叫嚣着要在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建一隔离墙，以便将市中心与聚居着移民和贫民的郊区隔离开来。
学者，艺术家，战士, 爱者，这就是哲学家所要求的角色。我称之为哲学的四个条件。
我认为，爱情不可能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赠予生命的礼物。这种无风险的爱情，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美军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所宣传的“零死亡”。
在性爱中，每个个体基本上只是在与自己打交道。当然，这其中会有他人身体的介入，但最终仍然是自己的享乐。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而是使之分离。当您赤身裸体与他(她)贴身相对，这其实只是一种图像，一种想像的表象。实在，却只是快感把您带向远处，远离他人。实在是自恋式的，其关系是想像的。因此，拉康断言，性关系不存在。
巴迪欧认为，首先，爱处理的是一种分离（两人之间的差异）；其次，爱是在某种相遇中开始的（即两个差异的个体相遇）；但是：
爱,首先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建构。我们说，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冒险的方面是必然的，但坚持到底亦是必须的。相遇仅仅解除了最初的障碍，最初的分歧，最初的敌人；若将爱理解为相遇，是对爱的扭曲。一种真正的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胜利，不断地跨越空间、时间、世界所造成的障碍。
在爱之中，必然有着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这些故事才会让大众都感兴趣。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就在于所有的爱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关于真理的体验，即关于“两”而不是关于“一” 的真理。世界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孤独的个体意识的另一种方式来遭遇和体验，这就是任何一种爱都可能给予我们的新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珍爱这种爱的情感，正如 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们爱着爱，我们也爱别人之所爱。简言之，因为我们爱真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意义：当人们爱的时候，人们爱的是真理，哪怕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宣布爱情，也就是由相遇事件慢慢过渡到某种真理的建构过程的开端。用某种开端，把相遇的偶然固定下来。通常,爱情开始之后，这种开端充满着新世界的经验,于是，当人们回顾的时候，一切就显得似乎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于是，偶然被固定下来：认识一个我原本不认识的人，这本是绝对的偶然，但最终，固定下来之后，成为我的归宿和命运。爱的宣言，就是从偶然到命运的过渡，因此，爱的宣言总是充满着危险，并且往往带有某种令人怯场和令人担忧的成分。
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爱的宣言想说的总是：那曾经是偶然的一切，我想从中获得更多。从这种偶然，我想获得一种持续，一种坚持，一种投入，一种忠诚。忠诚，我在我的哲学术语里也使用这个词，把这个词从其通常的语境中取出。忠诚，恰恰意味着一种过渡，从一种偶然到一种坚定的建构，从而这种偶然变成一种命运。
在爱之中，考虑的是两个人聚在一起，如何能够包容差异并且实现创造。在政治中，就是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也就是说人民大众，是否能够基于平等进行创造。在爱的平面上，为了使管理社会化，出现了家庭；同样，在政治的平面上，为了抑制激情，出现了权力和国家。在作为集体的思考与实践的政治与作为管理和规范化的权力或国家之间，有着如同爱情与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
政治的目的，是要知道集体能够做什么，而并不是权力。同样，在爱中，爱的目的是从一 种差异的观点来体验世界，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保证种族延续。
在爱中，您将遇到一些障碍，内心饱受苦楚，但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您也许要说，那么我的情敌呢?我的爱人会不会选择他(她 )而不选择我?但是，这仍然完全与敌人无关。在政治中，对敌人的斗争是行动的构成部分。敌人是政治的本质的一部分。所有真正的政治，都必须定义真正的敌人。然而，情敌则是完全外在的, 根本就不被納入到爱的定义之中。
正是因为这一关键点，我不同意如同某些人那样， 将嫉妒视作爱情的组成部分。这些人中，最有才华的要数普鲁斯特，在他看来，嫉妒，充满强度和恶意，真实地包含在爱情的主体之中。在我看来，这只是道德观察家和怀疑论者的观点的一种变调。嫉妒是爱的寄生物，却根本不应被纳入到爱的定义之中。
我们也必须承认，爱往往是个人生活中最痛苦的经历。……就爱而言，有时爱不比暴力革命的政治更和平。……不过，差异就在于，在政治中，人们要面对的是敌人；而在爱中, 人要面对的是悲剧。这是一种内在的悲剧，在于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冲突所引发的悲剧。爱的悲剧，也就是对于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冲突的体验。
政党这一形式，原本只是用来解放工人和人民的过渡工具，如今变成了崇拜对象，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并不想轻易地对这一切加以嘲弄，那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时代，我们再也没能拥有这样的激情，尽管我们总是批评那个时代；但是，那曾是多么强大的一种激情，曾经令几百万人心潮澎湃。
古代喜剧其基本方式，在于告诉我们年轻人是如何通过偶然相遇相知，如何通过计谋来摆脱父母安排的婚姻。最为流行、演得最多的戏剧冲突，就是这样一种偶然的爱对必然性法则的抗争。
在一切戏剧中就此而言都有着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在这里，“共产主义” ，我理解为一个变化着的整体，使得公共事物居于私人事物之上，使得集体利益居于个体利益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爱是共产主义的，如果您承认, 像我一样，爱的主体是成为一对夫妻，而不只是满足于个体的组合。于是还有一种爱的定义:最小的共产主义!
他们眼中的法国历史， 陆续出现的乃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卢梭、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人民阵线、抵抗运动以及1968年的五月风暴。问题在于，还有另一种法国历史: 1815年的复辟、凡尔赛、神圣联盟、贝当、殖民战争……以及萨科齐。因此，有两种法国史，二者互相掺杂在一起。实际上，在歇斯底里的革命热潮奔涌之际，亦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嚣张跋扈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