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戰地記者的故事

《深入絕境》的作者琳賽．希爾遜，和瑪麗．柯爾文是同業，也是朋友。就在瑪麗．柯爾文過世前幾天，她們兩人還同在貝魯特，討論著是否要偷渡進入內戰地區。最後作者選擇在貝魯特做完報導，就搭機回倫敦；而瑪麗．柯爾文選擇深入現場。

希爾遜在前言寫了那個命運分歧的時間點，誠實地寫了她內心的掙扎。戰地記者每逢這種時刻總要做的衡量：該冒生命危險嗎？此刻驅動自己的究竟是勇敢，還是逞能？

在這本記者傳記中，就充滿了這樣的掙扎和自我質問。人身脆弱，但是人類又操縱了瘋狂的破壞武力。危險的預感有很多，可能發生的事有很多，然而人會在那一刻當前做出決定：

//那晚，在貝魯特的晚餐時間只有一個話題：是否該找人口販子偷渡我們通過邊界，進入敘利亞和遭到圍攻的霍姆斯鎮。當時是2012年的2月，革命正演變成內戰。希望推翻敘利亞政府的叛軍，正堅守在鄰近霍姆斯的巴巴阿姆爾地區。同一時間，總統巴夏爾．阿薩德的軍隊以火砲猛烈攻擊當地。

我們四人已經在記者生涯中貿過許多次顯。吉姆．穆伊爾從1980年代初便擔任BBC的中東記者，儘管蒙受過綁架的威脅，仍居留黎巴嫩數年之久。尼珥．麥法夸爾童年時在利比亞長大，受《紐約時報》派駐中東。我曾報導過盧安達、伊拉克、利比亞和另外十多個國家的衝突事件。此外還有《週日泰晤士報》的瑪麗．柯爾文。她的左眼戴著一只眼罩，那隻眼睛在十年前，被斯里蘭卡政府士兵投擲的一顆手榴彈炸傷，因此失去視力。1999年，配備槍枝和彎刀的民兵進逼東帝汶的聯合國駐區，即便多數其他記者都搭上最後一班飛機離境，瑪麗仍拒絕離去。同一年的冬天，她在俄國人轟炸道路時，於車臣的嚴寒山區瀕臨死亡。她總是一次次更加深入當地，也一次次待得更久。

不僅巴巴姆爾的轟擊毫無間斷，人口販子還可能綁架我們勒索贖金，或轉賣給聖戰士。對我們三人來說，這已經超越所能承受的危險底線，但瑪麗不以為意。「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她說。於是就這麼決定了。她將進入佔地。

十五個月前，我人在倫敦的聖布里奇教堂，也就是艦隊街上的記者教堂，當時瑪麗在年度禮拜上發表演說，紀念當年喪生的同業。「我們總是必須自問，新聞值得我們承擔多高的風險。」她說。她高高站在讀經臺上，瘦削的身軀罩著一件黑色針織洋裝，眼鏡架在鼻子上，好用她那隻僅存未盲的眼睛讀稿。「什麼是勇敢？而什麼又是逞能？」

當晚在貝魯特的晚餐後，我回到飯店，不安地思考著，究竟是瑪麗魯莽，還是我懦弱。我有不去霍姆斯的理由——我的膝蓋不好，有個編輯認為那趟旅途會太過危險，我還有本書要寫——但那些都只是藉口。瑪麗知道新聞所在，赴湯蹈火也要前往報導。我完成了關於黎巴嫩敘利亞難民的報導後，搭機回到倫敦。瑪麗多花了幾天安排她的行程，接著和攝影師保羅．康羅伊踏上危機四伏的旅程，他們步行、搭乘摩托車和吉普車，甚至一度爬行通過暴雨水溝。

……當週星期六，我讀到她關於「寡婦的地下室」的報導。她奉著著名戰爭記者瑪莎・蓋爾霍恩為楷模，蓋爾霍恩曾經報導過西班牙內戰和諾曼第登陸，而她那篇報導則和蓋爾霍恩的任何一篇戰爭報導一樣強而有力。「這是個飢寒交迫的城市，砲彈的爆炸聲和陣陣砲火轟隆迴響.......冰冷的雨水填滿坑洞，白雪從沒有玻璃的匡物飄進室內。」她寫道：「每個人的嘴上都在問著：『為什麼世界棄我們而去？』」//

幾天後，瑪麗．柯爾文和Chanel 4做了最後一次連線報導，死於政府軍對平民（那個「寡婦的地下室」）的轟炸之中。

女性的戰爭報導，有一個被柯爾文繼承的遺產。在瑪麗．柯爾文之前，有過報導西班牙內戰的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horn，圖二），二戰中拍攝倫敦大空襲與集中營的李．米勒（Lee Miller，圖三）。尤其瑪莎・蓋爾霍恩，是瑪麗．柯爾文的典範，她身上時時帶著她寫的Faces of War。雖然許多時候，瑪莎・蓋爾霍恩只被稱為海明威的前妻。

在這些遺產傳統之下，但瑪麗．柯爾文是一個我們時代中的人物，見證了二十世紀晚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更頻繁的國際衝突與人道危機的同時代人。她的故事拍成過電影《私人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