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我对女性到底还有多大的恶意？

第一次看《喜宴》是一年多以前，当时有朋友说女主葳葳长得很像我，就好奇找来看，基于此我一直以为我对葳葳是有滤镜的。

最近为了普及中国文化，终于找到了一份带英文字幕的版本，又和英国的朋友重看了一遍。

在葳葳的婚礼上，我的朋友忽然很难过地说Oh, I feel so sorry for her.

对此我感到非常不解。

记得看到这一系列情节时，我想到的是葳葳很希望能留在美国， 这个婚礼不仅可以让她如愿名正言顺的留在美国，和一个她爱慕又对她无所求的人走个形式，从幽仄的地下室住到舒适的大床，还额外得到很多“公、婆”的礼物和善待，无需像很多故事里那般支付大笔费用或者处心积虑，这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了。然而她似乎全程都不太开心，显得别别扭扭甚至有些不识抬举，这也是很多评论里不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所以对朋友的反应，我感到十分讶异。

于是我暂停了电影问他为什么。

他说能看得出来葳葳很期待有一份浪漫的亲密关系，她似乎也在经历着自己所期待着的场景，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假的。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漂泊的日子也让她很久都没有体会过家的感觉，所以伟同的父母对她越好，她就越为自己骗她们感到愧疚。这么多的事和情绪都堆积在她身上，但她却不忍心告诉父母，尽管给父母打了电话，但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又假装一切都好，而选择独自承担。

这么看来李安其实为这些我以为的别扭情绪早就设置好了细密的背景，但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竟然全部忽视了。当我从这个外国男生的嘴里听到一份全然不同的解读时，我感到十分羞愧。尤其是需要在英国独当一面的我，和葳葳有着很多相似经历的情况下，我居然没有对她表现出任何的同理心。

电影结束时，我又想起了自己“文化普及”的职责，假模假样地跟朋友说，你看这个电影，似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但其实这是每个人都妥协后的结果，体现了很典型的“中式哲学”。

他很困惑，问我，葳葳也算得到一个好结局了吗？

我说她最后如愿留在美国了呀。

他说可是和其他人比起来，她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整个怀孕生产的过程都要经受漫长的痛苦，尤其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她是那种追求自由的人，又有自己的艺术理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她再遇到喜欢的人，这些都会无形之中给她制造更多的困难和麻烦啊。

我说她不是说了，经过这次“喜宴”，她不想再有第二次这样的经历了嘛，再说你看她那么独立，不需要爱情也可以活的很好呀。

他说，葳葳当时明显就是想做一个坚强负责的人，为了让所有人开心安慰他一句。而且恋爱也不一定要经历那些呀。总之比起其他人，她的牺牲太大了……

一次文化普及活动就这样变成了一场自我反思……

作为女性，我自以为近几年吸收过不少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向来尽力尊重他人，又比较善于共情，然而在整部电影中，我似乎都未曾真正将自己带入葳葳的处境。

后来我想，从“邓文迪”被当作某种“借男上位”的符号四处传播，“绿卡”“没有绿卡的女性”“家境优渥的男性绿卡持有者”“结婚”，这些被长期赋予特殊意涵的象征似乎早已预先为我构筑了故事的设定， 在这里葳葳于我而言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一种“他者”，而非需要实实在在去理解和共情的人。而结婚生子这类父权社会下女性的“价值”，似乎也就成为了无需过为在意的妥协。

而后我又发现，这种深潜在我意识里对葳葳的恶意，那些罔顾事实的恶意审视，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恶意。 在当前的时代中，我总是恐于落入被传统定义的“女性”，一味的要求着自己智慧、强大、坚韧、独立，却一再忽视我，以及她人，作为人，最正常不过的脆弱与困境。我时常刻意地隔绝着自己，想要一种不需要依靠任何人而实现的自我完成，却总是忘了，接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也是一种能力。

这种恶意，这种对葳葳形象的认知，如果不是和朋友重看《喜宴》，我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发现，也不会改变。

然而我发现我的恶意，我对她人可能造成的无意的伤害或者不公平的评价，是庞大的社会意识下的产物，因此我的反省很难在短期里走的更深更远。为此我特意翻看了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这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叫做“厌女症能够超越吗”，读罢仍没有发现太多可以解答我困惑的内容。

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完《喜宴》时在豆瓣上随意写的短评：“被说长得像女主就来看了……给Simon小可爱比心心”。是的，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同一部电影的评价里，在我和别人的讨论中，女主都是没有姓名的。

就这样，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有意识地把葳葳出现的地方都写作葳葳，这大概是我可以改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