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艺术：澳大利亚（两篇）

这既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也是我微信朋友圈的二三事（首发微信公众号Mundans ）。

第一篇：《澳大利亚第三天》

《澳大利亚》是艺术家刘伟伟的项目。我本来不想再过多关注这个了，因为朋友圈里了有围绕着它引起的狂欢，但周琰说引用我发在朋友圈的话，一经讨论，她就鼓励我写下来。对于赞美和鼓励，我总是特别受用。

刘伟伟的弟弟刘超，拍出视频让观众投票，决定他是否移民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这个项目的第二部分，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一开始移民选项的票居高，很快，刘超留在中国的选项，就被刷票了。当晚，刷票团的一员，就跑来跟我说了是他做的这件事，以及他们成立了“决定刘超命运办公室”，简称“决命办”，以及他们的其他计划……（我对他所告诉我的内容不会对外公开，除非他已经自己公开了）。昨天，“决命办”贴出一张公告，刘伟伟也对此回应，算是这项目带来的第一起波澜。我基于此，在朋友圈打下这段话：

刷票挺没意思的。


虽然这是件可以严肃、也可以轻松对待的作品。但就我个人来看，艺术家选择刷票、成立“决命办”的行为，是依附于刘伟伟的项目上的，这和之前李翔伟依附上海双年展做的那个项目，在这点上是一样的（艺术家离了艺术圈、艺术体制，就不是艺术家了嘛？）。如果作为一个艺术项目来说，这个大动干戈的行为就变成刘伟伟这个项目的附加品，这是第一个没意思。
而就像刘在下文提到的一些拉票方式，刷票比拉票，是没意思的。更何况也谈不上是反对刘伟伟，或者刘伟伟的艺术项目。依然在两兄弟设置的游戏逻辑里。这是第二个没意思。


总之，绕来绕去都是些小圈子，比较让人失望吧。


最后，我不确定这刷票的动机，是否因为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机会而产生，对决定他人命运，支配他人的热情，我持反对态度。在这类事情的态度上，我很消极，也是在伴随我父亲走向死亡的时候，意识到的，人既不能背负他人的命运，也不能希望自己的命运由他人负责。生活的重量，命运的路，总是独一份的。


可能作为社群动物的人类，无可避免地要处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震荡之中；处在复杂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之下；身于历史堆叠的谬误所指向的、不可回头的时间之箭上。人的境遇是如此复杂，而大部分，平时可见到的艺术，也谈不上是面对了复杂情境之后的回应，甚至也说不清自己要说的事。

在这段丧气的随笔里，关于命运那句话，比较暧昧地表明里我对整件事情的态度。当然，也仅仅是事情本身而已，即：

1.刘超让别人替他做决定；

2. 刷票行为。

除去事情本身，这个事件带来的风波，围绕此产生的讨论和艺术项目本身的架构，要比我的态度更热闹、有意思得多。

在伦理上来说，这个项目本身，并没有问题，刘超是积极主动让度自己的决定权，如果说有什么被迫，那也是诞生这两难选择的社会语境。而这个项目，就诞生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也反过来揭示这一语境：是什么，使一个已婚的工人想要移民？

我在项目一开始，就想起阿伦特的论自由，她说道，除了内部自由还有外部自由。外部自由即“我能做什么”，那个“能”，与自由紧密挂钩*。这个项目，看上去是刘超把自己的选择权交出来了，但反过来，反应了他在移民这件事上的不自由。因为生活习惯也好，政策也好，能力也好，他移民的艰难，就显示了他是不自由的。这样来看的话，投票结果是留在中国，不过是继续他的不自由罢了。如果结果是移民，那为了获得这一能力，他要付出的代价，足以让他一次次地深刻感受自己的不自由了。

阿伦特说到在古希腊，只有进入政治空间，“与平等的人比肩，方可自由”*。那么借用王楚禹形容电信工人是“权利难民”的一句话，刘超也是奋力挣扎的难民，可能可以叫做“政治空间难民”、“自由难民”、“平等难民”吧。

而随着刷票的风波，这个艺术项目本身的结构，也进一步显露了出来：

首先是关于契约：一个压上命运的，与公众的合同。这是刘伟伟对契约精神的执着，以及展现。其次，这是一个神圣投票，说它神圣，是因为它绑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而这个人就会被投注许多期望，仅仅是目光也足矣。

其中，这种社会契约与神圣投票的仪式感，以及所带出来的政治空间，在国内是几乎不存在，或者存在也是不可见的。二兄弟以自己的命运，设计一个有爆点的适宜传播的形式，来撞击社会现场，将政治空间带入人们投票的手指上，让政治空间得以延展。命运如果看作是一个人一生的肉体轨迹，那他们是选择肉搏的方式在撞击现实政治。

这契约的严肃，带来了在国内环境下，称得上是珍贵的机会：

因为没有机会投票，所以有这种好好投票、严肃的投票机会，它很珍贵，但它的严肃性与珍贵，是因为绑了别人的命运，投票决定别人的命运，这又很残酷。

“决命办”，考虑到他们都是艺术家，或许我可以猜测，他们要用刷票的手法，将这种残酷表现出来，以撼动原本的契约。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投票，到底是过程，还是结果？

我的好友湘湘，也看了这件事，以及绘画艺术坏蛋店的、刘伟伟回应“决命办”的文章下面的评论。她跟我说，“最可贵的是，投票事件，是发生在刘伟伟和他亲人的关系上。就像扔硬币、看正反，让别人决定去留。但我们往往只看到去留，而没有了解事件的中心和语境，他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事情可以往什么方向推动。大家都只认定结果，不对的，这是一个过程，它产生了新的信息、新的对话、新的思考方向。”

在刘伟伟的设计中，投票终将有一个结果。但他和刘超作为一个亲历者、就像他后续所设计的一样，这是第一季，还会有第二季…第五六七八季，终结进程的权力在他手上。而围绕着这个项目产生的讨论和风波，人们的观看、参与，最后共同组成了这个作品。

在中国，participatory art 被翻译成社会介入式艺术，这是很可笑的翻译，难道艺术家并不存在于社会中吗？分明只是参与型艺术，粗略地来说，是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完成作品，就像这个项目一样，无论选择投什么票，投票与否，它就是存在。至少这项目折射出来的问题，于我，就像藏于深水的炸弹一样。

*《过去与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著] 王寅丽 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p.144

*《论革命》汉娜·阿伦特[著] 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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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艺术：澳大利亚第二篇》

这篇文章成文时，刘伟伟对刷票最直接的回应是对刷票的“不服从”，还未变成“欢迎介入和改造”（《刷票、工人与事件艺术》）。刘伟伟的这篇回应显然比之前的清晰、有条理得多，也将本文所依赖的原情境拓宽了，好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文章内容基于周琰和我的聊天以及与其他人的一些讨论成文，周琰的视角远比我成熟、细致，提到了许多关键点，我看了好几次我们的聊天记录，她给了不知问题边界的我许多启发。可惜周琰拒绝了共同作者的署名，她对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特别感谢她。

正文

这一篇继续写朋友圈的二三事，关于刘伟伟的《澳大利亚》项目。这个项目开始一小时后“决定刘超命运办公室”就成立了，这几天，我重看这风波，小做梳理。首先，“决命办”的成立是在刘超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公众干预的基础上的；而刷票的行为，则基于微信投票本身的漏洞。其中，在决命字02号文件中的第三条，决命办装上了“人民”的外衣。

这在我看来是在反讽“人民”这一集体概念，其行为的冲动、难以预测，以及进一步戳破一个问题：在没有完善机制的情况下，指望社会参与者自觉遵守规则，真的具备公信力吗？是真正的民主吗？

看回刘伟伟对决命字01号文件的第一篇回应里，刘在第5条中表示“作品的诉求里没有提到‘人民来选择’。首先我不知道人民是谁，我也不相信人民这个词语。我说的是‘公众投票’。”

这里可以看到，“决命办”与刘伟伟对群体行为的不同认识。确实，在一些集体行为理论中，社会被认为是无判断力的，非自觉的[1]。在我看来，刘对“人民”一词的不相信，与“决命办”以此为名义，都可看作是对“人民”一词的反对。如果说“决命办”以此为名，表演做群氓破坏规则是对现实的模仿，刘则试图将这一词语打散，回到拥有个体权利自觉的“公众”一词上。

“决命办”的行为，还体现了对刘伟伟的质疑：为了做作品，刘伟伟将自己弟弟刘超的命运祭出来给公众投票决定。而这一点，在“一个人的社会”[2]首次现场讨论，就有人对刘伟伟提出这一质疑，刘超的主体性在哪里？刘伟伟在当时表示，他只负责写自己视角的文字，因此刘超的主动性在他的作品叙述里不明显。

这点周琰也与我说过：

“刘超这样的工人，在社会上是隐形人，而他的语言表达，肯定不如刘伟伟或者我们这些人，甚至他的语言表达会很被动。”

而书写是有限生命的人留下痕迹的一种手段，书写出来的文字所发出的声音，在历史时间中，远比稍纵即逝的口头言说，在“留存”、“诠释、建构当下/未来历史”等各项人类事务（包括政治）上有更大的权力。

在“一个人的社会“中，设立了几条规则：艺术家必须与另一个人“结对子”，且艺术家要在另一个人身上完成田野调查，以此为微观角度，揭示个人如何承载宏观权力拉锯的社会现场。

为此，我问了策展人满宇，这规则是否意味着艺术家将合作者视为研究对象？而非作为一个人。

满宇回答说：

“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并不是客体，把人当客体，是一种对人的暴力。在这个项目中，是希望合作者以及艺术家，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呈现各自的主体性，使合作者和艺术家都能看得见自己、也被别人看见。”

这让我想起，阿伦特说过的，人无法回答“我是什么”（人是什么），但可以回答“我是谁”，而回答“我是谁”则是因为人是复数的，不是单独的，同时每个人的独特性，也由此彰显。在上次黄奕为新造空间的驻地做的关于人类学学科反思的分享里，人类学将“研究对象”重新定位为“合作者”，也同时在重新审视“主体性”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同呈现。

可以说，在参与式艺术里许多问题都要注意：艺术家的权力边界在哪？参与者的权利又是什么呢？参与者的主体性在哪里？他是否被看见？

回到开头，以及这个风波本身，我将决命办风波的质疑总结为三点：

• 艺术家是否利用了弟弟刘超做艺术项目。而项目内容是让人们投票决定刘超的命运，刘超是否有被双重客体化？
• 投票规则依赖的程序漏洞十分明显，仅靠捆绑刘超命运使投票变得神圣，并不能阻止有人不遵守规则。
• 刘伟伟的回应并没有对这一易破坏的机制有任何弥补，仅仅表示“不服从暗箱操作的结果”，而投票算不算数，又是谁说了算？

以及，根据刘伟伟在第一篇回应里认为，水军行为分为商业操作和政治行为，其中“我对一种政治意识操作产生的刷票行为或者水军行为挺感兴趣，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产生，跟今天的权力结构关系密不可分。”

那么，决命办的刷票，是否是“政治意识操作产生的”，或者背负着“某些意识形态”呢？

刘伟伟《澳大利亚》项目的在微信公众号的投票界面

前面几条，是试着将这一风波中，尤其是由决命办的行为所显露出来的视角说清楚。然而，这几点都假装决命办与刘伟伟都在同一个圈层，没有指出，艺术圈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实际上并不紧密，就像互联网舆论场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紧密。

或许可以调侃地说这个项目正是因为首发在绘画艺术坏蛋店，又以艺术之名，才引来坏蛋店的坏蛋们的回应。而这种玩笑的回应方式是当代艺术系统中常用的手法。这里，就看得出决命办与刘伟伟的分裂所在:

决命办处在艺术圈，而刘伟伟的这件作品，卡在艺术圈和“公众圈”之间。

周琰会在与我说“艺术圈与公众圈的联系薄弱”时，区分了艺术行业从业者与公众的身份。我和赵邦（艺术家）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艺术对外部政治空间的隐喻批判仅仅是自慰，现在艺术系统不太存在批判性了，唯一的批判性就是对艺术和艺术家本身的批判。”作为艺术家，他也认为艺术系统与“外部”政治空间并没有太多交叠。

可以说，艺术与公众随着艺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区分而分裂区隔开了。有句话说：“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原意是指政治（权力）不应干涉艺术的表达，可目前来看，却变成了表述艺术创作应回避政治的一句话（这里的政治是狭义的，指日常政治观点立场、政治事务、权力斗争，而非一个更广阔意义上的政治[3]）。

同时危险的是，在决命办与刘伟伟的互相回应（实际上就是朋友圈的隔空对话）中，《澳大利亚》这个项目极易被拖回艺术系统内部，变成艺术范围内的批判，那么这件作品预设的参与对象“公众”们也就仅变成阅读量的数字，作品也成了“取消对象的关于对象的艺术”（周琰），这正是现在许多作品的问题。

于此，再整理出三个问题：

1）艺术为什么不能是镶嵌于整个社会空间（包含政治空间）中的，而是分隔的？

2）艺术的批判仅在艺术内部有效吗？艺术仅仅是批判，仅仅是提出问题、呈现问题吗？

3）在朋友圈的隔空喊话（包括在坏蛋店发布）真的有助于将这个作品放置在公众之中吗？互喊的朋友圈怎样才能被突破，到更大网络空间中去？

关于问题1、2，似乎可以从两个大方面来看，一是根据中国原本的传统，艺术原就是给文人士大夫阶层赏玩的，即便描绘个山野村夫，目光也是自上而下的想象。在今天自上而下依然是受过艺术教育的从业者难以改变的视角。另一个是源于西方的当代艺术系统，从进入中国到如今的流变，与中国现状接轨还需要磨合，分隔与难以批判不同语境的事物是自然的。

但这样看问题，尽管有了历史渊源这条线，还是太粗糙，并且实际上是在回避艺术已被种种话术包裹、层层体制抬离了地面的现实。关于体制，我并不了解，这里只对话术大致展开。

话术，不仅是指艺术系统内那些听不懂的名词将艺术作品包装起来，使文本与艺术作品本身割裂的话语，与此同构的，艺术作品也会通过一些艺术手法、语言表达，但是与艺术家经验到的却是割裂的。可以说，从作一个艺术生开始，他的艺术语言，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被有权力语言系统定型，从考学系统到当代艺术系统。

有一天早上，我在中大听了一场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肉体”（flesh）观念建构的讲座。期间忍不住想，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学着这些精妙的知识，遭遇着的国内的现实，会不会哑口无言？我会有这种疑虑，也是意识到，我在遇到现实的具体的剧烈或被麻木到几乎无视的问题的时候，是反应不过来的，是失语的，是无措的，曾经建构出我的世界的那套话语，形成了一层幻觉，与现实是错位的，它们是两个平行世界。

这样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赵邦会认为艺术仅能批判艺术内部的问题，而难以触及更广阔的现实世界。

问题3，最近朋友圈刷屏的李翔伟断了杨永信家的电（此文已被404）一事，是一个艺术作品成功突破朋友圈，借由自媒体进入了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中的案例。当然，我们知道杨永信的事情，在微博上刷了上千万的阅读量，也仍正常营业。就如弦子在《关于女权主义标签，一个讨论》中提到的，网络舆论场与现实政治（权利）[4]的距离。在文中，弦子提到，关于米兔浪潮推动受害者站出来，但互联网上的发声，并没有给受害人实际的帮助，包括法律、经济、媒体等方面的支持，导致受害人再次受到了二次伤害。

“女权不是请客吃饭，真正要推动女性权益，是需要很多人有策略的去做一些事，要如何立法、要如何对企业高校用人单位施加压力、性骚扰受害者如何帮助、家庭暴力如何解决、性别歧视如何解决，这些都需要行动，需要志愿者、需要线下参与。
不是说发出声音没有意义，而是当一个人太过迷恋发出来的声音，就会忘记，还有很多别的事需要做。”

与艺术本身的表达属性带来的、对发声、影响力的迷恋不同（这里的迷恋、影响力是中性词），在中国，互联网将言说从行动中割裂了出来，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区别，只以为舆论带来的关注和说理是能够解决现实政治[5]问题的。而实际上，只有具备权威的言说，比如法律条文，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空间内人们处理事务的准则。

在这里，我认为可以借用一个理论模型，解释同情者与行动者的割裂。阿伦特在《jí/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由无限可复制的双层级结构构成的洋葱状同心圆模型，以描述jí/权主义/运动中的人如何避免“革命”信念与真实世界的不兼容发生的震荡。

阿伦特分析道，希特勒将争取到的群众分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而同情者的组织包裹着正式成员，将他们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但同时又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同情者组织不仅圈起正式成员，而且向他们构筑外部世界的模样。[6]而这个结构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可以在中间插入同构的新的层级，如“突击队”与“敢死队”。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套用这个模型分析互联网中，我们触角所及的信息是如何将我们包裹起来，以隔开现实世界，算进朋友圈、微博，又有多少层级将我们层层包裹。以及同理，可用在艺术体制及话术上，每个具体的地方，如何通过白盒子或者学院派将艺术家个人包裹。无论是哪种情况的包裹，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今天确实很容易在这些包裹之中，既察觉不了它们，又避免了来自真实世界的震荡。

趣头条通过阅读时长奖励红包的机制，占有了三四线城市中老年人的流量市场，这一机制与在趣头条每天阅读的数万条短新闻，哪个才是真实世界？

回过头来看，刘伟伟的《澳大利亚》，与决命办的刷票，何者在触及现实政治，而何者在比喻现实政治的现象？

当我们从这里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艺术圈这个“圈”可以不存在，事情就是事情本身，而对现象的比喻仅在艺术手法上显效。

这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谈上文提到的问题2的内容，艺术做的，仅仅是提出问题、呈现问题吗？

1968年，在阿根廷“前卫艺术全国大会”中，艺术家费拉里说：“艺术既不是美，也不是新颖；艺术将会是效能和骚动，在艺术家的环境里，一个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它的冲击会是类似于为国家自由而斗争的恐怖主义行动。”而这个“恐怖主义”的方法不会压抑艺术（如情境主义的模式），而会维持政治和美学的纲领密不可分的关系……[7]

而最近一年，最具“效能和骚动”的参与式艺术项目，非坚果兄弟的《带盐计划》莫属。《带盐计划》基于郑宏彬策划的“九个发布会”项目提出，在今年六月，坚果兄弟将两万瓶农夫山泉换作陕西小壕兔村民的日常饮用水，带到北京、西安展出，并请观众试喝。此举引来了许多媒体对小壕兔本地环境污染的关注、调查，以及后续的舆论、事件发酵。

在这个项目里，如果只看坚果兄弟的行为，那么艺术表达似乎是不完整的、散落进事件之中的，但他提供了新的路径，将小壕兔乡民日常感知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西安，可以说是，用“美学的方法对社会进行了解、批判以及改变”（李一凡）。而如果从整个事件及其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合作的艺术表达，从开头换水的故事到后来对水污染的调查、村民的发声等等，则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事件艺术。

这两方面，也是艺术家与参与者，在事件艺术中的位置。

当然，就如我们前文提杨永信一样，在中国，光是网络舆论场层面的“效能和骚动”是不够的，那只是一些震荡、影响，真正的效能依然要触及线下。

“屏幕和信息在不断地塑造杨永信的形象，但他背后的体制和医学系统是什么呢？背后的东西，才更应该去搜索。”（朱湘，艺术家）

这篇小长文就要结束，我在这里友情打个广告。“九个发布会”中，武老白基于半年的调研，项目《恋人》正在众筹公里数，他将会把3句话刷上大卡车，走一遭几个城市对同性恋进行电击扭转治疗的医院。

这是武老白的二维码，以每公里20元为单位参与募捐，请于付款键下方备注名字与职业。

“恐惧只有一两种，而讲故事的方法有无数种。”——郑宏彬

注释：

[1]这里的自觉指的是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以及相应的权利，但一些理论认为集体行为是无判断力的，而只有在运动中才会自觉。——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P.18

[2]“一个人的社会”是由满宇策划的艺术项目，共10位艺术家参与，于2016年年底启动，2018年10月13日在广州新造当代艺术中心进行第一次现场讨论，艺术家呈现了他们田野调查得到的素材。刘伟伟的《澳大利亚》项目也参加了此项目。

[3]这里“更广阔意义上的政治”既指在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人类事务，也指朗西埃提出的“感官世界的重新分配”。

[4]现实政治（权利）：加上（权利），是为了对应米兔受害人所处的具体政治情境是权利的诉求。

[5]现实政治：朗西埃在《政治的边缘》一书中定义政治有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运作；二是平等的运作。中国作为大政府类型的国家，前者的运作更为强大。

[6]《jí/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汉娜·阿伦特著 林骧华 译，三联书店，P.469

[7]《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克莱尔·毕莎普 著 林宏涛 译，典藏，P.214

参考书目：

《政治的边缘》雅克·朗西埃著 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jí/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三联书店 2016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yùn动与斗争//政治》西德尼·塔罗 著 吴庆宏 译，译林出版社，2005

《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克莱尔·毕莎普 著 林宏涛 译，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人的境况》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