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用自由言说对抗恐怖和谎言

野兽按：刚才我已经这个空间，創作了 221 篇作品累積創作 2152759 字，想到要把第222篇送给谁。第一时间冒出来的刘晓波，三种爱给到你，222爱爱爱，天爱你，地爱你，人爱你，身爱你，心爱你，灵爱你，真爱你，善爱你，美爱你。九爱归一。你就是我心目中”活出天地人的宏观秩序，达成身心灵的个人整合，践行真善美的精神境界“的那个中国人。

刘晓波：用自由言说对抗恐怖和谎言——接受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卫士奖”的答谢词

首先，我感谢“无国界记者”把本年度的“新闻自由卫士奖”授予我，并向“无国界记者”为世界的和中国的言论自由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敬意！

对在独裁下坚持自由写作的肯定和鼓励，无论是来自何方，都要心存感激和敬畏。

尽管，中共政权也在言词上由否定人权转变为承认人权，但在现实中中国的人权状态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在言论方面，中国仍然是个垄断媒体和严控言论的警察国家。

中国没有自由表达权，不允许政治异见，不允许媒体独立……中国的政治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中国正处在两级分化——不仅是贫富分化，而且是政治与经济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险状态中，不仅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反思，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

基于目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自由的发祥地和庇护地的当今西方国家，也有某些政客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这些政客屈从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及其经贸利益的诱惑而罔顾中国糟糕的人权现状之时，作为国际性民间人权组织的“无国界记者”，一直坚守着捍卫言论自由的普世正义。你们的作为真正做到了名实相符：言论自由无国界，捍卫言论自由和抗议因言治罪也无国界。

这，正是“无国界记者”的可贵之处：

你们致力于推动世界性的言论自由事业，持之以恒地向那些迫害人权的政权说“不”。

你们始终关注中国的良心犯，鼓励那些敢于公开向独裁强权说真话的中国人，以每年颁奖的方式推动着中国言论自由事业。

你们给予身处言论不自由逆境中的中国人的激励，无论是对于追求人性尊严的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仍然艰难的中国自由事业而言，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来说，在人的诸种自由权利中，言论自由具有多重意义：第一，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第二，言论自由具有监督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第三，言论自由也是达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借此机会，我的敬意，要特别献给所有拒绝专制谎言和争取言论自由的受难者们：地下的亡灵和遭遇文字狱的良心犯。我相信，为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代价，经过持之以恒的积累，终将收获自由言说的果实。

尽管，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成败得失，仍然存在争议，但在200多年前的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这是“大革命”留给全人类的伟大遗产。《人权宣言》已成为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道义基础，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政体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准之一。

在200年后的1989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运动”，中国人为争取《人权宣言》所列举的自由权利而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的游行示威，中共政权却以坦克和刺刀来回答人民以和平方式表达的自由诉求。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对得起六四亡灵和文字狱的受害者，也不敢确定自己与这个荣誉是否般配。我只是把这个荣誉理解为：对不允许自由言说制度下的说真话者和争取自由的人的奖励。

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这些敢言的良知者被中共当局打入舆论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他们却得到了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赞誉和祝福。今天，我得到的这一奖项，既是对我个人的奖励，更是对中国的言论自由事业的奖励。

中国人的自由，必须依靠自己的持续努力，也离不开国际正义力量的持续支持。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恐怖下争取自由，首先就要用公开发言来克服内在恐惧：不把自己当成只能屈从于强权的哑巴臣民，而是把自己当作独立自主的会说话公民。也就是，在不许自由的强制下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发言来行动。

2004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北京之春】2005.01.31

附录：刘晓波获2005年度“无疆界记者-法国基金会新闻自由卫士奖”

刘晓波：后极权时代的黑暗与光明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宣部召开会议强调意识形态主导权，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反自由化"，先是中共有关部门组织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会议，接着是中共的喉舌对"自由化"的高调批判：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警惕新自由主义》的专文；11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批判矛头直指民间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唤，《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长文，11月23日，官方重量级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金锵"的文章《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文风已经很接近文革的两报一刊社论。

与此同时，官方又开始了对"自由知识界"的新一轮打压：1，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再次开出新的封杀名单，重点在"反自由化".封杀还能在国内媒体上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比如茅于轼、焦国标、王怡、余杰、姚立法、贺卫方、刘军宁、张祖桦、章诒和等人，甚至还有中共老党员李锐先生。分别针对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新闻界、民间维权和时政评论。2，官方下令封杀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就连温和而理性的茅于轼先生的著作也在封杀之列。3，动用行政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原来就职于《西藏文学》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西藏笔记》散文集而被砸了饭碗：剥夺她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不准她办理出国护照，使她失去出国的机会。原就职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王光泽，只因他被邀请到美国参加"信息时代与族群关系"会议。回国后就被报社解雇。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也已经被剥夺了他的上课权和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最近，山西的记者、诗人师涛被以"泄密罪"逮捕。

这一系列整肃自由知识界的行为，固然凸现了大陆的黑暗，但并不能由此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观判断。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待大陆的现状，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还是仰望中南海看中国。

尽管，大陆民间还无力阻止拥有全部国家机器的中共践踏人权，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正在凸现，正是依靠着底气充足的道义支撑，民间才可以做到对官方恶行不再沉默，而面对不再沉默的民间，官权的邪恶也就无法再通行无阻。所以，整肃自由知识界所凸现的，与其说是大陆的一片黑暗，不如说仅仅是中共制度及其官权的黑暗，而从民间的角度讲，非但不能说明大陆社会的黑暗，反而让人看到希望之光的闪亮。

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

当下大陆社会，不再是毛时代的整体性官权社会，而是民间与官方持续分化、逐步走向多元的社会。民间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只要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人们不难发现：六四之后十五年来，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日益高涨的维权抗争，始终是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点。这闪亮，不仅给官方施加越来越强的局部制度改革的压力，如收容遣送的废除和正在筹划的信访制度改革；也包括受整肃者本人不再沉默。仅就今年而论，既有此起彼伏的底层群体抗争，又有知识界的不再屈服。比如，唯色和王光泽被砸了饭碗后，分别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茅于轼老先生公开抗议中共封杀其著作，焦国标先生不怕校方警告的屡屡公开发言，卢跃刚先生及其"中青报"同仁对蛮横小官僚的抗争……而在这一切公开反抗的背后，是大陆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其复杂的现状。

对于改革二十多年来的大陆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社会财富的剧增，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不仅是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官方统治效力下降和个人生存空间拓展，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官方的言论管制方式的变化与民间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镇压残酷性的下降和民间的道义勇气的提升，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这些同步发生的变化，由于互联网的助力而加快。

正是在这种复杂局面之下，来自民间的持续努力对官方施加着日益强化的压力，使官方对民间异见及其抗争的镇压，不仅越来越走向见不得阳光的秘密化，也越来越走向尽量减弱政治敏感性的处罚多元化——对体制内异见者的处罚尤其如此！

也正是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生存手段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局面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评价系统也日益呈现出官民对立的分化。官权在道义上的劣势和民权在道义上的优势，使独立于官方评价标准的民间标准正在自发地形成。被官方批判的"自由化分子"却被民间视为"社会良知"，被官方封杀的书籍却在民间广为流行。曾几何时，某人一旦被中共点了名，被中共宣传部下令批判，或被中共司法机关定了罪，他本人就将陷于"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绝对孤立之中，他的家人也将变成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政治瘟疫"。而在改革以来的中国，被官方判刑的良心犯，被官方封杀的维权领袖，被官方批判的知识人，却被国内的民间舆论和境外舆论共同视为"道义英雄"。

当下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将使任何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时局判断失效。官方镇压和民间反抗构成了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复杂局面。令人欣慰的是，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一次官民对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在越来越显露出民间抗争的自发力量的同时，也越来越来凸现官权压制的内在虚弱及其统治效力的下降。

【BBC】

2004年12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27北京时间 19:27发表

丁子霖、蒋培坤：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上）

“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刘晓波于2010年1月4日在狱中会见律师时说的话

这二十年来，中共当局从我们身边先后抓走并投入大牢的共过患难的学生、朋友，一批又一批……。其中不少为世人熟知，如魏京生、王丹、江棋生、高瑜、刘念春、童屹、徐文立，等等。还有不少人，为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在他们迈出大牢以后，有些被中共“流放”到了海外，有些则坚持留在了国内；有些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仍在苦苦抗争，有些则谋生自救。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都尊重他们的选择。

然而，最让我们牵挂和揪心的却是刘晓波。

这不仅是因为他刚刚被判刑11年，而是因为他与我们太熟悉了。尤其是这十多年来，晓波夫妇已经成为我们人生苦旅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中共当局太狠毒了，一纸判书，把晓波从他妻子身边，从他朋友身边、也从我们身边生生夺走。这对我们俩人来说，这份伤痛堪与二十余年前的丧子之痛相比。

这些日子，悲愤交加，思前想后，头脑里都是晓波的影子。晓波并非伟人，也无壮烈惊人之举；他不过是在我们身边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从事写作的一介书生。他相信做事要持之以恒、点滴积累，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日进一分、月进一寸的韧性坚持才是今天晓波身上最难能可贵的。然而，这却是他穷尽二十年的跌打磨练、吃尽苦头之后获得的一种为人处世的不移信条。晓波自“六四”惨案至今，已判若两人了！

他认准一件事，不观望，不动摇，九牛拉不转。他写作时评，有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那就是他认为：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他认为，我们所奉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也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的经验。

他还认为，既要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坚持，又要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在民间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选择之时，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最终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将产生更为有益的贡献。

我们知道，晓波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曾发表过一份《六四绝食宣言》。在这份宣言里，就提出过：“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他认为，今天他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赞成“以暴易暴”。因为无论是个体性暴力复仇和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的老路。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走向反面。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

在晓波近五年的时评中，诸如此类的评述比比皆是，即使是为了给他控罪精心挑选出来的那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述。但是奇怪，那些控罪者怎么连这样一些最常见的论述都不屑一顾呢？居然无中生有、堂而皇之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采取造谣、诽谤等手法，“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晓波的所谓“罪行”，均属于发表言论、撰写文章。从言论这个层面，如何推论到动机和效果，认为他“煽动他人颠覆……呢？”

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决不是什么司法审判，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审判！现在刘晓波已经提出上诉，可以预料，其结果不外是“维持原判”。提出上诉，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中国司法之不公，证明其控罪之荒诞不经，让公众再一次看清这幕丑剧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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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件即将结束时，我们脑海里无时不跳出南唐李煜的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别；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的心情大抵如此。想起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中间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堆放在那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这一篇文章只能算是挂一漏万吧。

我们与晓波相识，始于80年代。那时他正值才华横溢，被人们称为一匹“黑马”，驰骋于中国文坛。他在回忆当年与我们相识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个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80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著重见天日，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著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蒋老师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

记得晓波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蒋还曾受他的导师之托，协助其指导晓波论文的修改。那是1988年春天，由于两人谈话投机，学术观点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渐增多。论文答辩完后，蒋还与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起被推举为正式论文评议人。

这是要指出的是，当时，正值晓波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教委点过名，在教委主任何东昌看来，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读博士学位。因此在答辩时，教委还派人来旁听。但是答辩委员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使这个“问题博士生”的论文顺利通过。

也许是巧合吧！那时晓波来人大时，多次遇到我们罹难的儿子蒋捷连。那是在连儿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与客人有礼貌地打一声招呼，然后退身去做功课。我们想晓波一定是记得的？

后来他出国一段时间，再回到中国是89学运后期了。不久，“六四”枪响，连儿遇难，晓波入狱。他出狱后从他导师那里得知连儿的噩耗，于当年6月1日，“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赶到了我们家里。记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画布大裤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连儿的遗骨没有入土，而是安装在一个木制的竖柜里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

“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告，从家中厕所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这首诗很长，这里只能引两段：

我或者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于北京

这首诗，我们一直珍藏着，纸背已经发黄，字迹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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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们读到晓波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的一篇长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我现在已经无法找到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了，记得文章是对89民运的反思。批评当年运动的参加者狂妄地以为自己掌握了正义，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最终导致运动的失败。文章还谈到当时广场上以谣言为依据，各种传说到处流传等等。现在看来，晓波对89运动的反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文章过于尖锐，有些偏激。我们作为“六四”难属，内心充满着对于大屠杀的愤慨，这类文章在当时很难读得进去，总觉得有一种很难接受的感觉，尤其是联想到他第一次出狱后在连儿灵前哭倒在地的情景和那首《给十七岁》的长诗。但我们出于尊重每人各自选择的原则，既没有私下批评他也没有撰文公开讨论，只是通过他的导师及一些他所熟悉的朋友转告他，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了，以免再次触及心里的创伤。

1995年，国内民间一批人士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结果王丹再次入狱，刘念春被劳教，发配到外地，晓波也遭秘密羁押半年多时间。获释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三托江棋生捎话，要求与我们见面，甚至说：“总得给我一个检查的机会吧！”于是我们同意。

1996年夏，一天晚饭后，晓波来到我们家里。丁对他的态度甚是冷谈，她只是向晓波简单说明由于这些年来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庭，对于劫后的苦难看得太多，感情上难以自拔，因此无法接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于是就进卧室休息去了。这次蒋与晓波谈得很多，但也多半是谈一些别的事情，一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才离去。那次谈话，横在蒋与晓波之间的一些隔阂渐渐消弥了，他劝晓波不要再与他人联署签名了，有什么想法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写文章。晓波同意了蒋的建议。

但是，刘晓波就是刘晓波。他是倔强的、执拗的，从不轻易服输。其实那次见面，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更谈不上检讨什么。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他后来曾在给我们的信里说过：“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对我有过负面看法，但我真的打心里敬佩二老所为，真的从未哪怕是有过半点对二老的抱怨。因为我知道，我能用心换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只要我真心面对亡灵，与二老交心，我们必定走到一起。”他认准了，只要有一颗真心，总能换来对他的理解和信任。

此后，我们去了南方。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从外电获悉，刘晓波因于当年十月十日与广州的王希哲共同签署了一份“双十宣言”，被政府当局从北京的女友家带走，并当面签发了劳教三年的通知。王希哲则外逃到了美国。

这次晓波被捕，对我们来说震动极大，因为那时我们对他仍心存芥蒂：不久前我们还劝他不要再搞联署了，却偏偏又因为联署而入狱。怎么回事啊？这么倔强，这么坚持！但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他在狱中表现十分低调，他只是提出了在牢中与刘霞正式结婚的要求，以便刘霞可以以妻子身份每月从北京去大连探监。这个要求得到了官方的同意，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在狱中以特定的方式结合了。

【 民主中国 】2010.01.14

丁子霖、蒋培坤：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中）

时间一晃又是三年，苦熬的牢狱生活过去。我们再见到晓波已经是1999年的12月31日，那是一个世纪末的除夕之夜，他偕妻子刘霞来到我们家，我们又一起在人大院里的“乐乐餐厅”共进晚餐。这是他此番重获自由后与我们的首次见面，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刘霞。刘霞，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单纯、瘦弱的女子，不多说话。她只是依傍在晓波身边听我们谈论，不时呵呵地轻声微笑。那时刘霞还留着齐耳的短发，不到四十的年纪，已隐隐有了些许白发。虽是与她初次见面，但我们想到她一个弱女子，没有妻子的合法身份，这些年来每月往返于北京与大连之间，这份忍辱负重远非常人所能承受。我们对刘霞的爱怜之情即始于那初次见面，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

对于这次见面，晓波也有过一段描述，大抵也是关于刘霞的。他说：“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嘱我好好对待刘霞，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里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俩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我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的人的遗属们的艰难……。”

告别时，我们把一份《见证屠杀，寻求正义》的8开小册子送给了晓波夫妇，这份小册子里收录了155名死难者的姓名、简历、照片，还附带有25篇“寻访实录”。我们再一次叮嘱晓波善待刘霞。他们回家后连夜读完了这份小册子。阅读时的经历和感受，他都写进了《来自坟墓的震撼》。该文说：

“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二位老师，由衷地感谢你们，使我和妻子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渡过了这个人人都在附庸风雅的2000年之夜。与离我家不远处正在举行的盛大而华丽的仪式相比，今晚和亡灵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实。我和妻子都感到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千年之夜。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些纪念‘六四’的文字时，耳边仍然能够听到亡灵们无声的呼唤……”

他说：“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

那天的谈话不多，但却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交流。晓波说：“如果说，1988年蒋培坤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我去他家拜访时，称他们二位为老师还是偶然和礼节的凑合，那么在读过了丁、蒋二位老师的死亡见证之后，他们就是我从心底里敬重的老师了——不仅是知识上的、更是人格上的。我乞求地下的亡灵和二位老师，请接受一个甚至没有资格做你们学生的学生的尊敬——一种灵魂被震撼的谦卑和敬畏。”

这次晓波低调坐牢，既没有向当局屈服，也没有向外张扬，刑期坐满出狱回家。现在回想起来，晓波这三年的牢狱生活，对他自己和刘霞的后半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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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至2008年12月8日晓波再次被捕，这九年中，晓波夫妇与我们的交往日甚一日，以致我们有机会对他作零距离的观察与了解。

从大连出狱回京，我们感到晓波身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起以前他性格上少了许多张扬、浮躁，而增添了难能可贵的沉稳、平和，常常觉得他里外一体，无所遮拦。这也许是三年在狱中读书和思考所得的收获吧！

那一段时间，他俩给我们拿来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美人送我蒙汗药》。晓波告诉我们，这本书是王朔与他合著的，署名中的“老侠”就是他。他当时刚出狱，生活上有问题，王朔就把全部稿费都给他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夫妇俩给我们抱来了一幅黑白大照片，画面上两个洋娃娃面对一大堆点燃着的蜡台，一个娃娃低垂着头，一个瞪大了眼睛，张开了嘴，仿佛在呐喊或哭嚎，那悲愤得扭曲的表情揪人心扉。这显然是为“六四”而拍的。晓波告诉我，这是刘霞的摄影作品，是他坐牢期间在家拍摄的。他出狱后为妻子办了个摄影展，有位美国老太太一见到这幅照片就感动得流泪，当时她买去了这幅大照片，还有同样的较小一幅，他们留下来送给了我们。我们一直把这幅照片挂在连儿的灵旁。它像一条无形的丝带，把天安门的亡灵、繫狱者以及他们的亲人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要感谢心灵敏感缜密的刘霞，也要感谢那位素不相识、读懂了这幅照片的美国老太太。

从这个时候开始，晓波就成为我们家的常客。那时在人民大学周围没有像样的饭店，整个校园，就是那么一家“乐乐餐厅”，我们就常常去这个餐厅吃饭。三个菜，二荤一素，一碗汤。吃得舒服，那时人们很容易满足。

这段时间，“天安门母亲”群体面临的事情很多。路易斯·维勒·斯诺夫人来华会见丁受阻，全美学自联陆文禾来华送“六四”捐款被上海警方扣留，接着就是苏冰娴之死，以及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1月15日，苏冰娴女士突然去世，在京的难属们无不为之惊愕。我们与苏的家人悲痛欲绝，晓波也感同身受。他不仅打电话慰问，还悲愤地以《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为题写出了一首长诗：

你突然离去的噩耗

正值冬季少有的大雪

为肮脏的北京

披上伪装的时辰

天安门广场上执勤的武警

用皮靴踢碎了

一个孩子堆起的雪人

我想起十一年前

你的孩子

就像这个雪人

被罪恶的子弹击碎

枪声响过之后

恐惧在每一个大脑

安装了监听器

叹息和泪水也被录音

…………

关于死亡

我能说的

决不会多于

你临终前的眼睛

每一瞥带来的震撼

决不亚于一次

末日审判

2002年1月10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应“天安门母亲”支持者的要求，发起为“天安门母亲”争取200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这项活动得到晓波的全力支持。他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理应得到的荣誉 》一文，“以谦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邀集了国内八位学者写文章支持。这项倡议得到了很多海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介绍、评论“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所从事的活动和所进行的抗争，使中国的“天安门母亲”成为一个广为世人所知并受到各界关注的受难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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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蒋劳累过度，突发冠心病，随即送医院作搭支架手术。在医院治疗期间，晓波多次去看望他，耐心向他介绍外面知识界、民运界的有关情况。做手术的那天，他与张祖桦一起大清早就去了医院，推着蒋的活动床从楼上到楼下曲曲弯弯地一直到手术室，并一直陪伴在丁的身旁，直到手术做完，又把蒋推往重症监护室。这让我们都很感动。特别是在蒋住院期间，晓波还给他介绍了一位心仪已久的朋友——包遵信。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包的名字，却从没有见过面。而从那时起，晓波就常常带着包到医院去看望蒋。我们与包遵信先生也就是从这时起渐渐成了莫逆之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与包常常见面，无所不谈，直至2007年7月16日与他在延庆下营村最后一次会面。现在包遵信已经离我们而远去，与晓波又不得相见，以往的朋友中缺了这两位，内心的苦涩真难以言表。

也正因为蒋患了心脏病，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晓波就多次向我们提出建议：趁现在精力还好，赶快写出对一生的回忆，可以采取对话的方式，找一个合适的提问者和听者；或者找一台录音机。他甚至自荐：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他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那时觉得眼下许多要做的事情更为紧迫，写回忆不忙，可以往后放放。这件事我们始终没有做，现在我们已经老的老、病的病了，也许此生就很难完成了。

那时，我们仍然像往常那样，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去南方“连园”居住一阵子。尽管在无锡也受着当地国安部门的监控，但比起北京来要清静得多。可以集中时间、静心读书、写作。晓波夫妇也曾不止一次去“连园”看望我们，并在那里小住。

在“连园”，聊天，是我们的常事和乐事。有一次丁婉转地向晓波提出了一个久藏于心的问题：“依你的才华、博识何不潜心于学术研究呢？至少可以腾出些时间来著书立说吧？国内不能发表，可以在国外发表啊？”言下之意，何必老是去写那些“惹人生厌”的时评呢？晓波当然听懂了，随即回答：“我必须写时评，这是我的责任，我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也许他觉得断然拒绝过于沉重，随即换了一付口气故作轻松地笑着说：“我现在是三夜睡二夜的觉，多多地写，好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以后我又……。”他这么说，我们心里明白。他是倔强的、执拗的，既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再也拉不回来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拉他的后腿。

2003年3月底，晓波夫妇第一次去“连园”，那次他还陪同我们去了苏州、太湖三山岛，以及丁文江的故居苏北泰兴黄桥镇。前后一个多星期。那时，我们无论走到那里，当地国安部门便衣人员都尾随着我们，一切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

去太湖三山岛（苏州东山、西山之外一个1.6平方公里的小岛，并非太湖鼋头渚外的三山岛），交通实属不便，需从无锡坐火车到苏州，再从苏州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东山，再由东山坐环岛的农民车到陆巷码头，换乘每天一班的渡轮才进得三山岛。那天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到了三山岛，没有想到一群便衣已经先于我们一天到达岛上。他们一干十余人就住在我们所租的农民旅馆旁边的另一家旅馆，他们的窗子对着我们的窗子，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据岛上的居民告诉我们，这个岛上唯一的一艘游艇拴在码头上24小时待令，唯恐我们这四个“要犯”随时会出逃似的。令这干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四人白天在这1.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寻觅那明清民居的遗迹，爬坡串巷，悠哉游哉；晚上则在旅馆的阳台上聊天，瞭望太湖朦胧的湖光山色，而那干人始终只能在阴暗处窥视着我们。

这次是晓波夫妇是应我们之邀去三山岛的。因为我们想向他们交待一份嘱托。此前我们数次来过三山岛，年纪渐渐大了，就想到要为身后找一个安葬的地点。我们原先已选中离岸边不远处的一片水质洁净的平静湖面，想把我们身后的遗骨与连儿的一半骨灰撒到这片净水中。我们与晓波夫妇在湖边停留了很久，仔细商量，还拍了照。我们都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去处。

在三山岛的逗留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捧腹的搞笑事件。那是在4月1日愚人节，晓波突然告诉我们这天是刘霞40岁生日。真巧啊！但是怎么为她过生日呢？这岛上既无饭馆又无蛋糕店。我只得请求旅店老板娘按苏州人的习俗为我们准备一锅鸭汤面。自家杀的鸭子特别鲜嫩。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晓波又出其不意地宣布：他要为刘霞跳文革中的“忠字舞”，作为献给妻子40岁的生日礼物。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真的一本正经地边唱边跳了起来，大家都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尤其是旅店老板娘夫妇哪里见过文革中的这等世面。看着晓波举手投足的那份认真劲儿，我们都被他对妻子的那份真情深深打动了。

从三山岛回家，第二天就是清明节。我们早就说定，清明节这一天到丁文江的故居去凭吊这位民初的地质学家和文化名人。在这之前，晓波已把“连园”所藏的有关丁氏的书藉和资料翻了一遍，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丁告诉他：这几年丁氏祖宅里置放了丁文江的一尊铜像，那是上个世纪丁氏在台湾的后代捐的。二伯父身后无嗣，他的墓地又远在长沙，恐怕在若干年来很难得到亲属的拜祭。我们清明这一天去拜访丁文江故居，也算是一种弥补吧。晓波夫妇欣然同意。

于是，我们四人带着三山岛归来的劳顿，于第二天清晨，又从无锡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公交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苏北泰兴县黄桥镇米巷“丁家花园”。这座纪念馆原为“黄桥战役纪念馆”，现在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专门为了纪念“丁家花园”这座清代古典建筑的。临近中午时分，馆内已无甚参观者。但是，在我们身前身后却紧随着几条汉子，我们走到哪里他们也就跟到那里。丁向晓波夫妇一一介绍这座祖宅的建筑格局以及当年兴办丁氏义庄和私塾的历史……。待进入纪念馆的陈列大厅，丁指着玻璃柜里一张小铜转椅，告诉晓波，这是她祖父当年坐的，然而现在这张椅子上却标明是当年指挥黄桥战役的陈毅元帅所用。据查，黄桥战役发生在1940年，陈毅那时是否真的用了这张椅子不得而知。

看到“丁家花园”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现在被“黄桥战役纪念馆”占去了绝大部分，室内也大都是黄桥战役的一些展品。晓波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终于发作起来，突然说了一句：“唉！这倒奇了怪呀！明明是人家自个儿的宅子和东西，怎么都变成了共产党的了？而且还放在那里让人看！这都应该归还人家才是！……”还没有等到我们反应过来，身旁“相随”的人中居然有人应声发话了：“那是人家祖上觉悟高，献给党和政府的……”未等此人说完，丁便接过话茬：“那倒不是，我们的祖辈父辈并没有这份觉悟……是土改时把住在老宅里的三伯母赶到最后面的牲口房，才把这座大宅子腾出来的。”这里开始是“新四军东进纪念馆”，后来是“黄桥战役纪念馆”。土改的时候，丁家父辈和其他丁氏家人有的已经去了台湾、东南亚，有的留在大陆，但除了三伯母外，也都离开了黄桥。丁说着说着，不知旁边的“相随”又溜到何地去了，而晓波的脸上却洋溢着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从大厅进入内宅，在那最西边的一排三间算是标明“丁文江纪念室”。可室内却空无一物，连一件纪念品都没有，据说正在整理。丁文江的铜像被孤零零地搁置在走廊的屋檐下，我们四人只好站在天井里向铜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又一起照了相。可以说，整个黄桥之行扫兴极了，我们随即又乘那破旧的长途车回无锡。

在此后的相处日子里，晓波与我们常常提及丁文江以及他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友人、同道者的追求，他们之间的那份真挚友情。当谈起当年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以及蔡元培等人创办《努力》周刊和《独立评论》的那番情景，他那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因此，不管是从坊间还是网上，凡是他得到的有关丁文江的信息，总来告诉我们。我们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所发表在《观察》上的那17篇有关丁文江的文章，正是在晓波的鼓励下写就的。2008年底，蒋病危从无锡抢救返京后，晓波来家探望时还扛着一箱《丁文江文集》（听说是马少方购赠后托他送的）。他尤其欣赏镌刻在我们家大厅里的丁文江与胡适那两首唱和诗，胡适的一首是在丁文江谢世后在悲痛中改定的。其中最后二句：“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我们与晓波夫妇的相知和相交，日渐日深，久而久之，他对我们的爱护和关照，真像这两句诗描述的。“有事找晓波。”这是我们的口头禅，正像当年许多人说的“有事找丁大哥”。

【 民主中国 】2010.01.16

丁子霖、蒋培坤：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下）

晓波的乐于助人，在他圈内是人所共知的。不管是北京还是外地，也不管与他是否熟悉，只要求助到他或托人转告，他都尽力帮助。他营救或相助过的异议人士，不计其数。像徐文立、杨建利、何德普、刘荻、杜导斌、郭飞雄、高智晟、杨子立等等，乃至他们的家属。当我们提到孙志刚、李思怡之死，他都难过得涕流满面。一次，徐文立在狱中申请赴美，当局先是应允后又食言，徐的妻子贺信彤女士愤而上街静坐抗议，晓波跑前跑后照顾这位老大姐。贺出国前，刘霞又陪着她上街置装准备远行。海外一些朋友给国内的系狱者亲属所提供的少量捐助，或者是通过我们来转的，或者是通过晓波转的，最后都还是归到晓波那里，由他给系狱者亲属送去，以致常常被刘霞戏称为“妇女主任”。

然而，晓波最为牵挂的还是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他曾说过：“在当今中国，我们还无法改变极权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由那样，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因此，他年年都要撰写纪念“六四”周年的文章，而几乎每一篇他都要向亡灵忏悔，表述他的愧疚之情。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指他第一次被捕在秦城监狱认罪的事实，他坦荡地承担自己的过错，始终跟自己的过错过不去，他在《来自坟墓的震撼》等文章里，关于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平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他内心深处的这块伤疤，但有一次我们终于把多年来憋在心里的一番话倒了出来：“你不要再自责了。那么大一场运动，孰能无过？在当时那种凌厉、恐怖的情势下，”认个罪“也算不了什么。当年政府大开杀戒，你们在6月4日凌晨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戒严部队军官面对面谈判。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广场上大批的学生和市民，让他们安全撤出。这样的举动，功不可没，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应该是清楚得很呢！”丁还向他说过：当时的那些学生领袖，对于后来的流血惨案，有几个作了认真的反思和自责的呢！

时至今日，晓波仍然对“六四”亡灵及其亲人怀有一种抹不去的“忏悔”情结。他和他的朋友江棋生一样，对于“天安门母亲”的关爱始终如一。但他们只是给难属群体提供遇难者线索，或者转交海内外友人的捐款，难属群体内部的事情他们从不插手。用晓波的话说，那就是：“他们难属群体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用不着我们去帮忙……。你要给难属捐款，那就把钱放在茶几上，自己走人。”他们心态平和，从未把为我们群体所做的点点滴滴视为一种成本投入，或把与我们的交往当作某种政治资源。因为他们明白：凡是涉及天安门母亲的事，纯属道义性质，这里没有个人利害计较，与我们这个老弱病残群体的交往，除了多承担一份风险就不可能有什么回报。因此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始终处于一种亲密无间而又轻松的状态。这是我们一直引为自豪的。

这次晓波在狱中第二次与律师见面谈话时说：对于涉及‘六四’的人和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良心上，他都一直想为他们争取做点什么。我们读懂了他这句话，但我们的内心在痛！

2008年12月7日下午，蒋病重住在北医三院，他半身不遂，连讲话都困难。丁不让亲友去看望，可晓波夫妇执意要去，仿佛冥冥之中他预感到第二天就会被投入铁牢似的。那天他们夫妇俩在蒋的病床边坐了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主要是《零八宪章》。晓波兴奋地一件一件告诉蒋：《零八宪章》是如何修改的，都征集了哪些人签名……。蒋听着欣慰地点头表示赞许。探视结束走出病房前，晓波突然告诉丁：《零八宪章》的事情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正联络国际上的一些汉学家联署提名“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认为这是为明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所要做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一直想为难属争取做点什么。当时，丁听了不免一惊，马上对他说：你别做了！这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国际大环境怎么可能给“天安门母亲”颁奖呢？再说，在国内这样做明摆着去冲撞中共的大忌，他们会百般阻挠，危险太大。对于丁的这些话，晓波根本不予理会。为我们群体争取这个奖项，是他多年来的努力，而且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据我们所知，自从2002年以来，晓波与海外的一些朋友始终没有放弃过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这个奖项。2008年底中共当局出人意料地抓捕他，明面上是《零八宪章》和几篇文章，而内底里又何尝不是为了阻遏天安门母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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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晓波眼中，没有敌人，也无冤家对头。在他文章中，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述他自己的观点、主张，而从不愿意与人争辩个上下高低是否。最典型的是，就是他不主张以公开的方式来质疑高智晟所发起的“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行动。他主张私下劝说，劝了不听就由他去。当时丁之所以要给高智晟写那封公开信，本意也在劝。但考虑到，如果事情弄到不可收拾，高作为“名人”顶多坐几年牢，而跟着他跑的那些底层民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将承担后果。这是鉴于1989年那场学生运动以及1998年民间组党的教训。丁认为当年已经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现如今就不应重蹈历史之复撤。所以那封公开信与其说是写给高的，确切地说是写给高的追随者们的。撰写并发表这封公开信，晓波事先并不知道。至于后来有人说，丁给高智晟的那封信是刘晓波与余杰“捉笔代写”的，那纯属无中生有。

再如，前几年余杰、王怡等人在美国白宫拒绝与郭飞雄同时受前总统布什接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些好事者不断升温、上纲上线，甚至说这是刘晓波一手策划，刘余王联手干的。丁问晓波，怎么回事？他回答：这是他们教会的事，事先他根本不知道。丁认为，他应该出来澄清。他却一笑了之：“管它呢！”。等到事情越演越烈，眼看着要“烧”到独立笔会了，作为当时独立中文会长的会长，晓波却独个儿担起了责任，他逼着副会长余杰给笔会写公开信道歉。丁在一旁看着，甚为余杰不平，说：“你既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太大的过错，向笔会公开道什么歉啊！”余杰边看着晓波边低声说：“会长让我写啊！”晓波在一旁严肃得一声不吭。余杰不是轻易肯服软的人，但晓波为了顾全笔会不被分裂的大局，最终还是说服了余杰。

当时我们眼看笔会里边闹哄哄的，还有几位要退会，我们有些替他发愁。但晓波却不为所动。他说：“笔会有笔会的章程，最后都得按章程办。有人要出去，拦也拦不住……你非要他耽在笔会里不是强人所难吗？”他相信章程比人强。

2006年2月，丁给高智晟的那封公开信发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网络上谣言四起，无中生有，诽谤攻击，不绝于耳。丁多次想撰文澄清事实，但一再被晓波劝阻。他在信中说：“二老回应×××，我打心里痛，很痛。你们精力有限，何必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那些攻击咱们的人，加在一起还是零，我们干吗要与零作战呢？”他认为，一些人用化名或假名写文章造谣诽谤，而不敢用真名，这说明这种人对于自己说了什么都不敢负责，那就不必理会。他知道丁不会用电脑，于是出主意叫蒋别让丁知道那些谣言，免得心烦。为此，丁曾不无埋怨他。

后来网络上有些人常常用“丁刘联盟”来称呼丁刘。批丁必连上刘，批刘必连上丁。面对这莫须有的“罪名”，丁甚有怨言。晓波又给丁写信：“别人说丁刘联盟，没错。但我们的联盟，是心是痛是道义，而没有妒嫉、没有争夺、没有急功近利、没有相互利用。完全是心贴心的联盟，难道就是几个人所能玷污的吗？”

相处久了，我们从晓波身上看到他的宽厚、善良，因此常常称他为“傻博士”。哪怕有人恶意中伤，他总是一笑了之；哪怕别人让他吃了亏，他也总是忍让再忍让。行笔至此，我们禁不住想起当今中共这代领导人，若有晓波的胸襟，也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非把他判以重刑而后快，真应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老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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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年前《零八宪章》问世晓波被捕之后，海内外各方人士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很多。而我们心里却十分矛盾，甚至极其痛苦。那时丁曾给刘霞发过一条短信：“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早知中共要借此对他秋后算帐，我们就不该催促他积极参与此事。这等于把他往牢里推了一把（大意如此）。”

事情确乎如此。《零八宪章》的初稿原是由张祖桦起草的，后经多人多次修改，仍不尽如人意。我们希望以共同的智慧来完善这个政治文本。很自然，我们首先就想到晓波，也想到过×××、×××。我们在2008年9月去了无锡以后，又多次询问和催促晓波，了解文本修改的进度。

晓波被捕后，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对我们不闻不问，好像我们与《零八宪章》根本无关。2009年8月底，那时晓波已由监视居住转为逮捕。市国安局官员赶到延庆下营村来询问我们“十一”前的去向时，我们用明确的语言告诉他们：胡锦涛抓捕刘晓波纯属一着臭棋。谁都清楚，刘晓波是一个温和、理性的自由知识分子，连这么一个人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和谐社会”！丁还用讽刺的口吻对他们说：“刘晓波才53岁，正值壮年，比胡年轻，他才华过人，这难道就招胡锦涛和他的幕僚们的忌恨了？！”俗话说：一语成籤，现在居然判了他重刑11年！

2009年12月21日下午，晓波案开庭前两天，市国安局官员又来我们家，通知我们23日开庭之日不得外出。对此无理的横蛮要求，我们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又明确告诉他们：既然你们以《零八宪章》之罪起诉刘晓波，那么，我们不仅是首批签署者，而且还是最初的动议者，为什么《零八宪章》发表之后你们连问也不问我们？我们还提到前些天在网上以丁子霖名义发出的一个倡议：“我认为‘与晓波共同担当’，不能只是一种表态，必须在其强行审判时付诸行动。因此，我们建议，当晓波审判之日，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除年迈病弱者）联署者，赴法庭外陪审。……”你们要是认为此举为“煽动”，那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安全局官员对此一声不啃。

我们知道，每次国安局官员来与我们面谈，他们都会向上级汇报的。上述两次关于《零八宪章》的谈话也不会例外。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呢？

在这篇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郑重地声明：中国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不自由国家，在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为争取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至今未能成功。我们认为，刘晓波博士以其二十年之抗争，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为国人树立了榜样。他参与起草并发起签署《零八宪章》，为我们中国描绘了一幅民主宪政的蓝图。为此，他被中国政府逮捕并被判11年徒刑。鉴于此，我们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候选人。

【民主中国】201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