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來鴻3】短時工作制和短時工作金——情況介紹和分析

編按：上次我們刊登的《新冠危機下「體系攸關性工作」——對於員工是福是禍？》一文中，提到了短時工作制和短時工作金。這是德國有特色的社會福利制度，但面對新冠危機似乎並不足夠。「勞工世界論壇」在德國的積極分子在本篇文章中進一步解釋了這一制度及其在當下的不足之處。

Bodo Zeuner整理分析

「短時工作」（Kurzarbeit）是通過暫時減少工作時間來讓企業在短期經濟下滑中平穩過渡的政策。在德國，工人減少工時引起的薪金損失部分由社保資助（短時工作金）。短時工作和短時工作金，目的是避免因工作減少而引起裁員，並對相應的薪金損失予以較大比例的補償。這對於企業節約裁員補償金以及在危機後留住核心員工很重要。它也保護勞動者免於更大的收入損失，降低由失業引起的社會地位下滑的風險。除了廣泛的經濟危機，單個企業在遇到暫時性經濟下滑時也可以使用短時工作制。短時工作金的成本，由法定社保的集資部分承擔，也有一部分由國家預算承擔。企業職工委員會和工會對於企業施行短時工作制擁有共同決定發言權。在中國，有很多人認為工會和職工委員會的這種參與權有很大借鑒意義，2019年4月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除了政府資助，這項制度的另一個關鍵是，企業並不能單方面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實行『短時工作』方案。企業必須獲得員工方面的同意。有些企業和工會簽訂的集體合約裡已經約定了實行短時工作方案的適用情形和執行原則，有些企業則需要和職工委員會協商確定執行方案。（注1） 」

在新冠病毒危機前，短時工作金承擔工人原來實得薪金金額的60%，有孩子的家庭則提高到67%，最長支付期限為12個月。2020年6月，短時工作金的承擔比例提高到80%至87%不等。10月，聯邦政府又決定將短時工作金的最長支付期限延長到24個月。

2020年10月11日發佈的政策說明指出：「此規定旨在促進短時工作制的應用並提高短時工作金的補償標準，把短時工作金的期限從2020年底延長至2021年底。」國會提出了一整套相關政策。聯邦勞動部長休伯特斯·海爾（Hubertus Heil）解釋道：「短時工作制是我們的成功模式。它是我們保障數百萬受僱者和他們家庭生計的重要方法。我們會繼續這一模式。」他強調短時工作制對企業投資未來職業培訓的激勵作用——這不僅僅是一種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法，還是一條面向未來的路徑。

政府補貼的短時工作制被認為是德國在經濟危機中保障就業和收入的成功模式。 它從2009年開始實施，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用來保住德國的就業職位，尤其是對於其出口行業。它也確實成功保住了大部分職位。

不過，哥廷根社會研究所（SOFI）所長妮可·梅耶-阿胡亞（Nicole Mayer-Ahuja）指出，目前的危機與十年前的雷曼危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在2009年金融和經濟危機最嚴峻之時，德國的短時工作者數量達到了150萬。然而，在新冠危機的高峰期，約有700萬勞動者進入短時工作狀態，幾乎平均分佈在所有經濟部門，與此同時失業率也在上升。德國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嚴重和廣泛的憂患局面。新冠病毒讓各種社會地位的僱員群體面臨相似的危機，在同一時間受到同一套勞動力市場政策工具的保護。然而這裡有值得一談的大範圍團結的新經驗嗎？可能並沒有——因為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因短時工作進一步分化。行政人員在家辦公，領取全額薪金，而生產工人領取短時工作金則意味著損失部分薪金。許多臨時工和小微工作工人失去了工作，後者 (比如自僱人士和自由職業者) 並沒有享受短時工作和失業福利的權利。」

所以這裡面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只有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受僱者，即有資格享受養老金、失業金和醫療保險福利的人，才能從短時工作制受益。沒有穩定工作的工人則無權享受——這包括德國12%的勞動人口，即400萬勞動者——而且這一比例近年來持續上升。與歐盟其他國家相比，德國的情況也尤為糟糕。五金行業工會（IG Metall），集中代表了德國出口導向型行業和眾多德國著名企業的員工，稱讚聯邦政府的決定「值得歡迎」，但要求其改進政策細節，並建議將待遇期限延長至2023年中期。

另一方面，失業和不穩定就業者的代表抱怨說，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類似的福利保障。在新冠危機期間實行短時工作制的企業內部也發出了一些批評聲音，比如：企業縮短工時造成勞動強度增加；管理層要求員工在家辦公時沒有考慮他們的具體情況；工人的抗爭也由於同事們較少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工作而減少了。

注1：德國的工會為行業工會，代表所屬行業內全體工人與企業或者企業聯合會集體談判；企業職工委員會則是企業內的工人民主組織，職工委員會一旦經民主選舉成立，就會依法具有一系列影響和決定與員工利益相關的企業政策的權利。行業工會和企業職工委員會雙重代表制是德國最重要的勞動關係制度之一。

注2：IG Metall2020年8月26日的新聞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