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 如果在戰時：一位女記者（附追蹤名單）

2022 年 3 月 29 日

她們報導殺戮與被殺的場景，但也把同等心力拿來關注受戰事衝擊的、活下來的「人」。

文／王穎芝
（原文發佈於2022年3月18日）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21天，烏國國防部證實了記者庫夫希諾娃的死訊。她是這場戰役第一位喪生的女記者。

人稱Sasha的庫夫希諾娃（Oleksandra Kuvshynova）年僅24歲，也是這場戰役第三位殉職的新聞工作者。她在14日與攝影記者札克塞夫斯基（Pierre Zakrzewski）一起遇害，他們的座車在基輔郊區城鎮戈連卡（Horenka）遭彈火擊中，同行另一位記者霍爾（Benjamin Hall）也受了傷。

霍爾與札克塞夫斯基來自美國福斯電視台，Sasha則是基輔本地記者。她擔任福斯新聞的顧問，亦即俗稱的「fixer」一職。當外國特派員進入人生地不熟的災難或戰爭區域，fixer的角色至為重要，她的任務是協調一切資源，帶領外國媒體取得一手資訊，但也因為多從事幕後工作而容易被忽略。

福斯新聞最先發布的訃聞消息便沒有報導Sasha死訊，一度引起當地媒體組織不滿。福斯主播後來悼念，Sasha是位「努力、幽默、和善、勇敢」的人，完全擁有「從事這項工作所需要的性格」。儘管她未必想過要當一名戰地記者，但是當戰爭在家鄉爆發時，她留在崗位，為新聞殉職。

烏克蘭記者庫夫希諾娃（戴頭盔者）為美國福斯電視台服務，14日不幸喪生。（截自推特）

光環背後：死亡、傷痕與心痛

愈是混亂的時刻，人們愈需要又快又多的資訊更新，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下為大眾採集戰爭細節，危險的本質讓這份職業備受推崇，同時也承受不足為外人道的創傷。

報導戰爭的風險比一般新聞工作高出很多，最常被注意的是「殉職」，包含被流彈或砲火波及、誤觸地雷或感染疾病等。就在Sasha遇害前一天，美國自由記者、紀錄片導演芮諾（Brent Renaud）才在基輔郊外中彈而亡，當時他正在為《時代》雜誌拍攝烏克蘭難民的影像，一顆子彈貫穿他的腦部，搶救不治。

一場衝突若涉及非正規軍隊力量，記者被殺害的可能性也會增加。2014年，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綁架了美國戰地記者佛利（James Foley），隨後將他斬首示眾。不少案例顯示，知名媒體記者更容易遭到綁架，被武裝組織視為索討贖金或談判的籌碼。

在死亡之外，戰地記者也承受著無數身心傷痛，如失去單邊視力或聽力、截肢、燒燙傷、永久性神經傷害等等；正如許多軍人或老兵，戰地記者工作時目睹大量苦難，焦慮、抑鬱與多種創傷都是長期困擾他們的陰影。

四處奔波、人身安危難預料的特性，也令長年駐外的戰地記者難以維持長久親密關係；又或者在被派往前線時承受與家人離別的憂愁。目前仍在烏克蘭前線報導的CNN記者華德（Clarissa Ward）是兩個孩子的媽，她受訪時提到：「今天是我兒子的4歲生日。...…和孩子視訊通話時，遠處還傳來爆炸和空襲警報的聲音。」

「我不會假裝這一切很容易，但我一定不會出現在其他地方，」華德說。

女性記者給戰地新聞帶來變化

在光環和陰影之間，戰地記者的專業精神大致可化約為：抵達別人不能去的地方、轉述別人不知道的事。為歷史留下紀錄，是所有記者都背負的內在召喚，這一點不分男女。但女性記者卻比男性花了更久的時間才抵達戰場。

和從軍一樣，戰地報導也曾被視為「專屬男人」的工作，抱持新聞使命的女記者不斷衝撞，努力加入男性同僚的行列，以女性身分見證每一場衝突，讓戰爭報導留下不只一種身影。

早在二戰前，歐美已有少數女記者，如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從1930年代開始從事戰地報導逾50年，參與至少八場戰爭，成為美國新聞界的傳奇。她也是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啟發了後者的《戰地鐘聲》；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二戰時期派駐歐洲，在韓戰爆發時不顧一切挺進戰區，成為第一個獲頒普立茲獎的女性。

女性的加入，還直接改變了戰爭新聞的典範。

1970年代的越戰中，女記者比例顯著提升，報導取向開始顛覆傳統新聞中清一色的戰情局勢分析，例如菲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韋伯（Kate Webb）與萊羅伊（Catherine Leroy）等女性記者，都投入大量精神重現越南公民、農村及難民的生活。她們報導殺戮與被殺的場景，但也把同等心力拿來關注受戰事衝擊的、活下來的「人」的故事。

具人性的報導有時也能影響戰事。

柯爾文（Marie Colvin）在1985年一篇〈對女性開戰〉，描述黎巴嫩內戰中婦孺難民的危險處境，文章引起軒然大波並形成對敘利亞的外交壓力，讓難民營戰爭暫時畫下句點。她也在1999年東帝汶危機爆發時，堅持留下來報導被圍困的1500名婦幼平民，四天後，武裝分子被迫停止行動、疏散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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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記者可以看見的事物，有時也與男記者不同。在衝突頻繁的區域，女性身影可能更容易令人放下戒心，讓軍官、民兵領袖或武裝分子願意受訪。女記者也比較能進入受訪者的私密空間，了解女性和兒童的生活。

挪威記者塞厄斯塔（Asne Seierstad）就曾住進一戶阿富汗人家，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採訪，記錄主人翁與家中女眷的生活。在《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書中，她回憶自己好像一個「中性」的人，可以和男性高談闊論政局，也能鑽進廚房，跟掀開布卡的女人聊天。

女戰地記者的陰影

女戰地記者既強悍又溫柔，但即便如此，還是逃不開性別歧視。尤其是在文化上傾向男女分隔的社會裡，女記者經常遭受冷眼，例如保守男性不願與女人對話，或是對其服裝指手畫腳。

性暴力的威脅也少不了。2011至2013年埃及革命運動最盛之際，很多女記者遭暴徒群眾猥褻，這些女性有的是當地人，也有白皮膚的西方記者，但無一倖免地遭受惡意攻擊，不乏有人因此住院。

職場性騷擾也是女戰地記者常面臨的挑戰之一。報導越戰的韋伯在戰後到新加坡為合眾國際社（UPI）工作，不料卻被上司騷擾糾纏，飽受困擾的她因此退出新聞圈，直到1985年才再次加入法新社，前往伊拉克報導波灣戰爭。

另一方面，女戰地記者也容易被批評利用「性魅力」獲得資源。記者應有的積極進取，反而被視為值得批評的特質。

普立茲得主希金斯，身後就曾有一段不太好聽的名聲，許多人說她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更暗示她會利用吸引力取得一切機會，儘管這明明是所有記者都具備的社交手腕。30年後的越戰攝影記者萊羅伊，也有人指稱她與軍官發生關係，以交換跳傘加入戰鬥任務。但她其實十幾歲就擁有跳傘資格，當時已是經驗豐富的跳傘者。

時間挪移至21世紀，性別運動在各界取得成果，社會對女性在職場衝鋒的態度也變得更為理解。美國ABC派往烏克蘭的記者雷達茲（Martha Raddatz）說，在她報導波灣戰爭、南斯拉夫戰爭的年代，女記者想前往戰地都會引起質疑，「別人可能會說『她有兩個孩子耶，怎麼還能去那種地方？』」但她很高興地發現，「現在人們不會再這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