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蘇聯上等人的生活

▢ 謝爾蓋·別利亞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類最難實現的夢想。我們早已飛上太空，很快將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亂已不成問題，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狀病毒和愛滋病毒未來將被控制。穩坐家中和遠在美國、澳洲的朋友對話何其輕鬆愜意，環球旅行也不再是偉大冒險，成了度假休閒。也許人類總有一天能夠把自己分分秒秒傳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萬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階層

人在“平等”的名義下死亡和被殺，但就算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經濟政策時期及後來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發覺：“普通的僕役，派頭倒像政委！”小說家尤里·奧列沙寫道：“我給一家大報寫詩體小品文，每篇稿酬相當於養路工人一個月薪水。有時一天寫兩篇”。當時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動筆了，依然有錢在“國民”餐廳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國民大公”。

諷刺作家、劇作家維克多·阿爾多夫也喜歡“國民”和“大都會”。有一次，正在受窮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寧格勒拜訪阿爾多夫，被維克多·葉菲莫維奇叫了計程車帶往餐廳吃飯。文學評論家艾瑪·戈什坦因回憶錄寫道：“阿爾多夫家給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話說：貴族上流氣派。那裡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維羅妮卡·波隆斯卡婭（譯註：女演員），或最高檢察長的女兒，或伊利夫（譯註：猶太裔作家兼記者）的妻子……妮娜·安東諾夫娜（阿爾多夫之妻）的沙發床上方掛著鍾情於她的著名詩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爾·斯維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腳邊”。

暫時不清楚艾瑪·戈什坦因所謂“最高檢察長女兒”是誰。蘇聯沒這頭銜，只有總檢察長，1936年擔任此職的是安德烈·維辛斯基，他只有一個同樣從事法律工作的女兒季娜伊達，不到30歲。如果阿爾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證明1930年代名媛瑪露西亞·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夠跟蘇聯最高級幹部之一：維辛斯基的女兒平起平坐。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譯註：蘇聯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盧布，十倍於普通勞動工人（當然得繳稅：1200盧布）。這種水平的薪金按照蘇聯標準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沒辦法跟喬治亞作家相提並論。“萬民慈父”故鄉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盧布，高到令人難以置信。不過莫斯科也不是絕對沒有這種富翁，尤其劇作家群體。據說尼古拉·波戈金一個月掙四萬，他的作品《拿槍的人》在全國幾乎所有劇院上演，1938年還被改編為電影。

比起波戈金、維什涅夫斯基、葉夫根尼·彼得羅夫之輩，從西歐返回蘇聯的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就有點小巫見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聯盟會員，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國立文學出版社。她的詩集幾乎沒出版過，靠著翻譯維持生活。茨維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譯和編輯酬勞為3840盧布，平均每月768盧布。這個數三倍於醫生工資，兩倍於大部分熟練工（“斯達漢諾夫式”除外）。如果茨維塔耶娃不在翻譯上精益求精，她還能收入更多：“我終日忙碌，但由於每首四行詩——波德萊爾或弗蘭科——我至少要譯出四個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寫20行（草稿80行），而別的譯者（實話實說！）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處茨維塔耶娃用了斜體字）”。事實的確如此，“別的譯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個年代演員的收入超過作家、詩人。米哈伊爾·左琴科出過一冊薄薄的短篇小說，得2000盧布。當時頗受歡迎的演員弗拉基米爾·亨金拿去登台朗誦，僅三場演出就掙到2000盧布。而且作家所得稅率比演藝人員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別提了——有個笑話：旁人問亨金參加沒參加過“灰色”演出，他大驚：“還有別的演出嗎？！”（譯註：“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難道允許“右派”演出嗎？）

有句誇讚人的話叫“穿得像女演員”。成為莫斯科高爾基模範藝術劇院、瓦赫坦戈夫劇院首席演員，當上莫斯科大劇院或列寧格勒“基洛夫”劇院（馬林斯基劇院）主角、獨唱，乃是蘇聯人能夠夢想的職業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藝人員之外，運動員也屬於蘇聯社會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於頂級足球俱樂部的球員們。足球早在戰前就是蘇聯職業運動之一，至少"А"級（最高級）聯盟如此。足球史學家阿克塞爾·瓦爾塔尼揚曾發現一份有意思的檔案：1941年2月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簽署命令，規定“紅軍中央俱樂部和志願體育協會主隊”的足球運動員、教練、按摩師（梅赫利斯同志不知為何忘了隊醫）的工資水平。根據規定，高級教練工資1200-1500盧布，一級球員（10人）1200盧布，二級球員（12人）1200盧布，三級球員800盧布。這種工資很豐厚了。即便三級球員（可能是替補）的月薪也是新入職工程師的兩倍。但蘇聯最優秀球員未必歡迎梅赫利斯的工資規定，因為他們有機會掙更多錢：“……打一場灰色比賽每人拿500盧布，實實在在”。

時髦如在巴黎

賺錢多還不夠，要會花錢——享受一擲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裝人靠衣裝，但蘇聯國內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費品遠遠不能滿足高檔需求，有錢難尋好料子。外國人到了蘇聯，想買點特產回家真煩惱。比如法國詩人安德烈·紀德甚至在莫斯科買不到帶回巴黎送朋友的紀念品，他說：“商品，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是劣質貨。甚至讓人聯想，是不是故意把紡織品、日用品等東西造得盡可能無吸引力，好讓人們僅僅出於需求而非喜愛去購買”。

紀德訪蘇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國作家路易-費迪南·塞利納到蘇聯領取他的小說《茫茫黑夜漫遊》俄文版稿酬。翻譯娜塔莉隨行，二人閒逛列寧格勒購物。塞利納說他哪怕在利比亞和喀麥隆也不敢把這種東西賣給客人：“……簡直沒辦法下手啊。我說蘇聯商品是‘無用的垃圾’，絕非誇大其辭。我和娜塔莉把他們商業街的店鋪全走遍了，這輩子沒見過的大糞也敢擺出來賣。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須是天才。他們的紡織品純屬粗製濫造，線頭都沒縫好……”

塞利納是個反共產主義、反猶太人士，經常被指責親法西斯，所以他或許不是最可信的來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納的觀察不僅跟立場客觀的紀德部分吻合，也跟親蘇的利翁·福伊希特萬格吻合。後者試圖向世人介紹蘇聯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簡陋粗劣的服裝所震驚：“……對於第一次造訪莫斯科的人來說，市民的打扮似乎相當難看。的確，你能夠買到必需品……但舒適性闕如。如果一個人——無論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須付出極大努力，且永遠無法完全達成目標”。

這就是當時極少數人有資格享受的國外旅行為什麼如此重要和珍貴的原因。伊利亞·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給老婆買了外套、裙子、四塊面紗、鱷皮手袋、鐲子、帽插羽毛、兩條腰帶（皮革和橡膠）、一盒香粉、兩盒胭脂外加兩個黑色睫毛膏。葉夫根尼·彼得羅夫也在巴黎給老婆買了一頂帽子（花兩小時挑選）、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紀念室內劇院成立20周年晚會上，奧莉加·克尼佩爾-契訶娃身穿巴黎時裝和皮大衣閃亮登場，引起轟動。出國旅行是置辦令大家羨慕的行頭的寶貴機會，儘管1938年莫斯科高爾基劇院新巴黎巡演期間克尼佩爾-契訶娃嘴上說：“法郎不經花……好東西都很貴”，仍然豪擲1075法郎給自己置辦外套、兩頂帽子、若干內衣。莫斯科的女演員們還喜歡搶購雖不耐用但十分奢華的金銀線頭巾——用特殊真絲綢緞和金屬線縫製。

1930年代俄羅斯的企業家經營尚未被摧毀淨盡。私人裁縫如同私人醫生一樣受重視，昂貴稀缺的面料被委託給她們裁剪。號稱“俄羅斯可可·香奈兒”的娜傑日達·拉瑪諾娃（譯註：時裝設計師、戲裝設計師）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為皇后親姐伊麗莎白·費奧多蘿芙娜女大公服務，客戶包括富商妻女和實業家、糖廠老闆的情婦。如今她已年老，繼續為首都特權劇院的女演員和外交官妻子們提供時裝。奧莉加·克尼佩爾-契訶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瑪諾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誇耀說：“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瑪諾娃縫的，而且很輕”。劇院赴遠東巡演，拉瑪諾娃為女演員們裁製各種顏色縐綢裙子：索菲婭·皮利亞夫斯卡婭穿淺黃色、奧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紅色…… 亞歷山德拉·利亞明娜、葉蓮娜·葉菲莫娃也為莫斯科高爾基劇院女演員們縫製貴得出名的衣裙，還有瓦爾瓦拉·丹尼林娜——戰後她成為莫斯科收費最高的裁縫，客戶包括柳博芙·奧爾洛娃和奧莉加·列佩申斯卡婭。

餐廳

莫斯科高級餐飲的水準曾經勝過服裝。茨維塔耶娃1941年春寫道：“我們吃得好，莫斯科應有盡有……”。戰前，人們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買到羅克福爾起司、卡芒貝爾軟酪和林堡乳酪，更不用說螃蟹、新鮮鱘魚、燻魚、熟豬肉、香腸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維塔耶娃口中的“培根”。這些美味誠然很貴，就像首都的高級餐廳一樣，僅少數人能夠消費。舉個例子，在“國家”餐廳吃頓四道菜的正餐不低於13盧布，三道菜的不低於11盧布。饒是如此，這些餐廳從來門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譯註：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會”餐廳吃早餐很輕鬆，可到了夜晚，即使他這位明星有時也得跟別人合坐一桌。作家阿納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賴莎曾回憶：“各色人等齊聚好飯店：什麼工程師、科學家、演員，多多少少都有點錢，身邊當然跟著漂亮妞兒……”

戰前莫斯科每個高級餐廳都以自己的菜單、裝修、傳統和音樂揚名。尤里·納吉賓（譯註：作家、編劇）是一位大鑑賞家、“生活享受家”，他回憶說“國家”餐廳的蘋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會”的布里歐麵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於藝術劇院巷的“藝術”餐廳炸麻花和可可飲料最出名。這個名單其實還可以擴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爾基街“阿拉戈維”餐廳開業，標誌著喬治亞美食逐漸超越法餐和俄羅斯本土菜餚。澆汁肉丁與長餡餅慢慢淡出人們視線變成書籍插圖，“薩茨維”、“恰霍赫比利”、“查納基”、庫帕特腸等取而代之。“薩沃伊”、“大都會”、“國家”的舊榮耀在新星“阿拉戈維”面前黯然失色，後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貴最著名餐廳寶座。不過在戰爭前夕，喬治亞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剛剛進入首都市場，莫斯科的名老餐館仍然保留著所謂“耐普曼氣派”（譯註：指新經濟政策時期暴發戶派頭）甚至十月革命前風貌。比如彼得羅夫斯基街2號“極光”餐廳招牌菜是俄式鬆餅和全城最棒的露餡餅，“大都會”的招牌菜是雞肉、鷓鴣肉加黑魚子醬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醬和烤扁桃仁。

逢年過節期間，餐廳還會辦一些主題節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這段時間“大都會”裝扮成了“俄羅斯木版畫風格”，舉行“奇妙開心夜”，邀請茨岡合唱團在紅色大堂表演，之後來的是“奧爾洛夫”茨岡人歌舞團。“薩沃伊”餐廳毫不示弱，僱傭“卡爾捷茨基”茨岡人歌舞團吸引食客。走進“國家”的人白天聆聽沙龍樂團進餐，夜晚欣賞著名的亞歷山大·茨法斯曼爵士樂團。說實話，現場音樂和舞蹈彼時屬於高級餐廳之必備。“薩沃伊”的“音樂和舞蹈之夜”持續到半夜，“國家”到凌晨四點，“大都會”也要到三點鐘，而夏天在涼台上能一直跳到東方既白。

那年月蘇聯作家已經有了自己的內部餐廳，服務優良，收費相對便宜。用常客尤里·奧列沙（譯註：小說家、編劇）的話說，這種地方“一頓飯的價格就像‘國家’的衣帽架那麼高”。正如《大師和瑪格麗特》所寫，菜單有烤羊肉串、小鱸魚、銀鍋燒鱘魚，以及“蝦頸肉和新鮮魚子醬”、“熱那亞式烤鵪鶉”、“鶇鳥肉片湯”乃至松露。別驚訝，松露無須從法國、義大利進口，供應莫斯科頂級餐館的白松露產自伊萬諾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亞歷山德羅夫、扎戈爾斯克周邊。

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妻子說他更喜歡“大都會”，但也光顧作家餐廳：“一頓不錯的晚餐：魚子醬、鮮黃瓜、榛雞——主要是吃得開心。飯後米沙和鮑里斯·羅伯托維奇找別列津斯基打撞球，米沙贏了。然後我們遇見米哈爾科夫兩口子，跟他們和艾爾雷吉斯坦（譯註：蘇聯國歌詞作者之一）飲咖啡……總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車和療養院

私家車在蘇聯算奢侈品，就連人民委員和司令員們也坐公務車。但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首席演員米哈伊爾·加博維奇有自己的小車，莫斯科音樂廳明星瓦蓮京娜·托卡爾斯卡婭也有——這個女人魅力四射、衣著光鮮，“托卡爾斯卡婭是戰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員”的神話竟流傳至今。

作家鮑里斯·皮利尼亞克不僅有車還自己駕駛。1936年的一天他開著敞篷車從列寧格勒送安娜·阿赫瑪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寧市（譯註：特維爾）附近忽然拋錨。集體農民迅速圍過來，險些把這位蘇聯老爺打死。一名農婦恨恨嚷道：“看不出來嗎？她是個貴族婆娘……”

甚至乘坐計程車也是某種社會地位標誌。蘇聯消費者可能還不知道“經濟”、“舒適”、“商務”、“特級”或“豪華”的概念，但已經有了相當正式的計程車等級劃分，比如М牌轎車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計程車司機不去工人宿舍區載客，更不服務首都邊緣的無產階級，塗成各種顏色（藍、黃、深紅）的“吉斯”只在“莫斯科”賓館、大劇院和斯維爾德洛夫廣場地鐵站附近守候。這些舒適的豪華轎車運送藝術家和上等人觀眾，穩穩駛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權療養院。

不曾讀過奧莉加·克尼佩爾-契訶娃書信的蘇聯人是幸運的，否則他們根本無法想像莫斯科高爾基劇院演員以及蘇聯的作家和劇作家們戰前過著何種生活。這位著名女演員樂滋滋地描述她不僅在戰前、而且在戰時怎樣享受人生。奧莉加經常到巴爾維哈（譯註：莫斯科州度假勝地，有舊莊園、城堡）度假治療，弗謝沃洛德·維什涅夫斯基、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戰前也多次到訪這個地方，但只有奧莉加留下了生動的、甚至可說是津津有味的描寫。

奧莉加·克尼佩爾-契訶娃1936年7月24日寫給瑪麗亞·契訶娃（譯註：契訶夫胞妹）的信說：“療養院規模宏大，我的房間賞心悅目，松樹在窗前搖曳沙沙作響，森林環繞，百花齊放……菜餚是一流的，供應鱒魚、鐵釺烤肉、各種餡餅——我加糖精吃。麵包幾乎不碰，一天兩塊糖”。

奧莉加說自己“幾乎不碰麵包”，現代讀者可能要皺眉。今天的營養學家建議我們“每天攝入100克黑麵包”，可在戰前，麵包並不是胃口大開美食家豐盛餐桌的點綴，而是幾百萬人果腹的主食。極少數“不碰麵包”之人照樣活得好好的，因為他們有鱒魚、烤肉外加“各種餡餅”。

令人驚訝的是，戰爭期間克尼佩爾-契訶娃依舊不改她的戰前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1945年4月蘇軍正準備攻打澤洛高地，大後方莫斯科的糖、穀物和油脂實行票證供應，工人每天800克麵包、職員600克、被撫養者400克。而奧莉加身在巴爾維哈，七點鐘起床。她寫道：“八點鐘女按摩師來給我的身體做舒適按壓。十點半吃早餐：兩盤小菜，奶油咖啡搭配優質黑麵包和奶油…… 可選的美食琳琅滿目：打泡奶油大餡餅、果凍、湯羹、各式熟肉、鱈魚、各種精緻素菜……他們每天給我送菜單讓我自己點。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無法與電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奧爾洛娃、克拉夫季婭·舒利任科、利季婭·魯斯蘭諾娃相提並論。戰前魯斯蘭諾娃正處於聲望頂峰，穿金帶銀，喜歡收藏鑽石、祖母綠、藍寶石、紅寶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沒有珍珠怎麼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員米哈伊爾·加爾卡維收集古玩、聖像和俄國畫家名作，兩人位於拉弗盧申斯基巷的住宅儼然特列季亞科夫畫廊分廊。

“為了大官们”

所以漸漸地，在史達林和戰友們宣稱的“平等”與表演性儉樸之下，史達林的蘇聯變成了等級社會，普通人、低收入者、無特權者和新貴之間形成雖非正式但眾目昭彰的分化。此處我們只談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數百萬沒有國內護照的集體農民，以及“古拉格”系統關押的囚徒，那麼蘇聯的真實狀況離著平等何止十萬八千里。

蘇聯頂級精英、黨政領導、軍隊和經濟部門高級幹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調，不僅對蘇聯人民，如果可能的話也對外國人裝樣子。1935年4月23日美國大使館辦招待會，尼古拉·布哈林身穿舊款長大衣，卡爾·拉狄克（譯註：共產主義宣傳家、外交官）“穿某種野外服裝”，教育人民委員安德烈·布勃諾夫“穿迷彩服”光臨——看來是指軍便服和馬褲。伊萬·別爾謝涅夫、弗謝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亞歷山大·泰羅夫（譯註：三人都是演員兼導演）穿燕尾服、黑色禮服，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全套黑西裝。他們的女伴：索菲婭·吉阿欽托娃、吉娜伊達·萊赫、阿麗西婭·科寧、葉蓮娜·布爾加科娃自然身穿她們最好的晚禮服。

儘管如此，紙永遠包不住火。

安德烈·紀德感嘆：蘇聯正變得越來越“資產階級化”，而政府對此持認可、鼓勵態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離共產主義兄弟情誼越來越遠：“那些身為或自以為‘當權者’的人面對‘手下’、勞工、女清潔工、保姆等表現出的蔑視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讓人心生反感”。

羅曼·羅蘭沒有試圖深入了解蘇聯社會，卻也關注到不平等現象，尤其坐小車在莫斯科郊外行駛的時候。他提請人們注意農民小木屋與“領導及其貴客和受寵作家”大別墅的天壤之別：“在環繞莫斯科的這一地區，分散建有許多別墅，可它們並未標在地圖上，這些別墅或者是專為政府首腦建的，或者是留給首腦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給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鋪就的寬敞林蔭道修建了好幾條，人們會問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會告訴你：“從莫斯科通向別墅”。在這條路上，隔不遠就站一個警察，再不然他們就躲在樹林裡擔任警戒。有一座療養院，整座建築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麗的輪廓。我問這是為誰建的，人們答道：“是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著問，那麼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備森嚴的廣闊領地如今被派何用場，人們答道：“那裡現在已為高官建了別墅，成了他們的療養地”。在路上，我們與鮑里斯·皮里尼亞克的車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樣在郊外有自己的別墅……我們在路上還碰到了許多農夫和工人，他們向我們投來憂鬱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竟然向我們揮起了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