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

当这个围墙之外的世界把freedom of speech当作最基本且不可动摇的底线的时候，围墙之内还小范围地激烈争吵着它到底合不合理。“小范围”的意思是，大范围的声音是只要吃饱、有钱就好，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不关心，懂不了，也不想懂。于是结果是，我们一无所有。

从2017年开始，我格外对那些最私人、不经修饰的叙述感兴趣，这些叙述通常存在于一些仅为记录而存在的寂寂无闻的公众号、无人响应的公开日记、意外引发热烈讨论的帖子、一对一的谈话和采访等等。从他们的对私人生活、内心世界的叙述中，我开启了新的视角，得以从别的眼睛瞥见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同时，也逐步确认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认识，以及我的内在世界和我的存在。

哪怕是那些看起来信息密度较低、逻辑混乱、模模糊糊的文字，也在传递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信号。例如当人们在讲述同一件事，却使用了内涵差异颇大的词语（如朝鲜战争、抗美援朝、韩战 ），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倾向。

再比如，某一年的寒假，我和妈妈聊起社会中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的事，她只劝我要听话，当我继续追问，她说，（大概意思是）不听话的下场很不好，所以我们只能听话。后面这句话让我重新竖起了耳朵，因为她那句话似乎潜藏了这样一个情结：“我”不是因为信任（相信国家一定为我们好）、爱才觉得应该无条件服从，而是出于恐惧，就像路边充满威胁意味的标语（不做核酸就让你变黄码）。

于是我继续追问，会有什么惨下场。她支支吾吾地想要回避这个话题，面露难色。过了很久，她才告诉了我一个很长且有些惊人的故事，就此揭开了那个情结的源头。她说，她的爷爷是KMT的文官，很温和的书香世家，待人友好，也常常帮助那些条件不如他们的领居，可当“危险”来临，其它官员都逃到了台湾，爷爷没能逃走，于是全家遭到了毒打，就连那些被他们帮助过的人也成了帮凶。妈妈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是，要服从那些能够“威力"到你的人。她习得了恐惧和创伤。

这段追问让我有些理解她，也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了更大的怀疑和好奇，我想知道，大多数人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了什么，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倾向和情结。但这个旅程注定是坎坷且艰难的。

一个原因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尽管这里的“阶层”只能从经济层面划分）之间难以对话的社会。很多年以来，我的家人总是不刻意地强调着“我们这个家庭多么穷”“可能是全中国最穷的人”，具体表现为对于那些不符合他们的自我概念（他们认为自己是穷人）的事物先入为主地觉得自己不配、不敢想象，每次我询问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们总是说“我们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但又不告诉任何具体的信息，让我似乎永远没法了解家庭的真实情况。

后来我才逐步了解到，“我们家特别穷，是最穷的人”这个信念并不是通过客观的比较而得出来的，更好笑的是，许多家庭、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觉得自己是全中国过得最不怎样的人，整个社会欣欣向荣，而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贫乏甚至紧迫。

人们被迫地使用户口、学历、职业等给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藩篱，用它们来回答“我是谁”以及“我有多高的价值”这些问题；内化了结构性不公正，创伤及恐惧阻碍了任何抽象的思维，继而生出无处不在的鄙视链、攀比欲。我的家人看到的是，国家的繁荣和伟光正，周围人的宽裕和岁月静好，今日头条里其它国家的水深火热，于是得出结果：在这里没有人比我们更穷了。好在“别的国家的人比我们更惨”可以安慰自己。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地方可以为他们提供信息，其实还有很多人和他们过得一样，也像他们这样想。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说：

一个不良的社会对内对外都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互相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有一种教育，使每个人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有个人兴趣，都有能促进社会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 。

第二个原因是，一个人如果想要跳脱出ta原先的环境甚至创造新的环境来认识ta的世界，ta必然需要同步地将这个环境带给自己身上的烙印松绑。这个过程可能会引起极大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在这样的环境下，抑郁不代表一个人软弱，反而见证了一个人的不麻木和不服从。由于环境的特殊，痛苦往往比快乐更能说明一个人内在的深刻和觉醒。

痛苦是因为对自身嵌入的环境开始警觉，想要从一个“被毒打”的人变成一个站起来的、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人，这也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而快乐可能仅仅因为麻木且危险尚未靠近（2022年的今天，危险已经靠近了），或者不自由。不自由的人，即使面临危险也未必觉得有什么危险，反而可以将自我彻底消融在一个集体（如家庭、地域、文化等）里进而取消孤独感和自我负责，只要感到“大家都一样”就会放松，不需要再去思考和争取什么。

“给自己松绑”是认识社会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如果不如此，即便走到了逻辑的死胡同，也会在心理、情感上抗拒它。就像一个人无论被告知了多少他人在国外生活得不错的例子，也仍然对“水深火热”深信不疑。如邓晓芒所说：

首先要做的是思想上的松绑，即把自己十几年所受的盲目教育全部呕吐出来，重新进行价值评估，哪怕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要通过自己的理性问一个“为什么”。

我想，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些同样有勇气的伙伴，一起探讨无论是内在最私密的感受、欲望和情结还是对现实生活中某种现象、集体无意识的怀疑，不断地感到被鼓励，见证对方的成长，慢慢地就为一个全新的环境做好了铺垫。

进一步说，生活在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疑惑都可以成为一个通往更广阔的世界的切入口。例如在解释中国的种种现象上，很多人的回答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你不满这个答案，那么可以进一步追思，发展中国家里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有什么区别？在处理同样的问题上（例如疫情），各自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应对的方法是什么？

除此之外，如果你会“聪明地”上网，可以观察在报道同一件事上，国内的媒体和国外的各个媒体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它们的用词、情感倾向、立场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

再比如去搜索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群体（如职校生、性工作者等）的自述，去采访真实的人，去读以他们为对象的研究等等。

……

一个认真认识过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人，很难不感到一切都是重复。而正当这种“无聊”的感觉升起的时候，就时候离开，踏上新的旅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