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解讀 |《師父》如何以文化應對武化？

原文标题：世上最难的题目莫过于二选一

文／耶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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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三王的阿城先生，曾对文化做了个有趣的诠释，说“文化”并不等于知识，而是相对“武化”存在的一种关系。 整个历史进程，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在二者之间转换罢了。文化本是板上钉钉的名词，却被当做动词来重新定义，之后文化不再专属于学问人，习武之人也可以很有文化。带着这个观点欣赏影片《师父》，会发现它所描绘的民国武林，正是由文化转向武化的过程，细细思量饶有趣味。

2015年《师父》上映不久，在《锵锵三人行》第一次熟悉徐浩峰，说话很慢却句句玄机。后来了解才知晓，他兼具电影、文学和武术三项素养，包圆儿了原著小说、导演、编剧、武术指导等所有创作岗位。一向为人刻薄的我，在惊叹艺高人胆大同时，也得说句：文武双全堪称奇人。

如此“省钱”的一部电影，骨子里渗透出的气质，似乎是在探索新型武侠片，因为早在李安《卧虎藏龙》上映时，人们就已经给武侠片判了“死刑”。徐浩峰在采访中谈到，香港武侠片早期从业者大多出身戏班，动作华丽极具观赏性，深受京剧武生影响。而《师父》刻意去除了武术的观赏性，只保留其实战性，因此完全可以看做真功夫电影。吵架能有多难听，打架就有多难看，这是再浅显不过的常识。试想一部武侠片，如果不是飞檐走壁般华丽，那将同我笔下的文字一样，干干巴巴骨瘦如柴。不过别担心，在徐浩峰的明国武林体系里，学轻功的大多都是飞贼，身怀绝技之人恰是飞贼克星。片尾的巷战，更是展现了功夫在实战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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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初年，袁世凯引进警察制度，冯国璋促成“中华武士会”，因此在北京天津一带，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武行就是其中之一。宋元明清历朝禁武令，在这一时期彻底开放，武术门派遍地开花，武行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广东小拳种咏春，一代仅传三五人，入室真传者一二人，所持兵刃有六点半棍和八斩刀。三二年，咏春传人陈识，为报师恩入天津搏名，结识了武术泰斗郑山傲。

郑山傲稳坐天津武行头牌，已有三十年之久，除了料理武行事务，最喜欢看白俄女人跳舞。年迈之际，他想让陈识打破陈规，在天津教授真功夫。原因是他从白俄女人的大腿上，看到了并不常见的拳理，担心洋人有一天也悟出此道。可见武术并不局限于门派和人种，而更多来自劳动和训练。事实证明，俄罗斯和日本也的确保留了中华武术的香火，我所知其一便是崆峒掌派燕飞霞，动荡时期远赴日本开馆授业，才得以有序传承。

陈识早年习武发下重誓，一生只能真传两人。如今看来他似乎有些小气，但这种传承方式背后的逻辑，也的确值得玩味。真功夫往往杀伤力巨大，必须授予忠厚善良品行端正的徒弟，若是开放必然满门暴徒。根据科学研究，智人的交际极限仅有150人，在通讯并不发达的民国，要想从中选出两个正人君子，还真有些难度。拿片中八斩刀来说，正是徐浩峰偷师自《一代宗师》武指梁绍鸿先生。而梁先生则是叶问为数不多、并得到公认的八斩刀亲传弟子。至于其他八斩刀入室弟子是谁，至今仍是悬案。

最终陈识与郑山傲达成共识，遵循天津武行的老规矩：师父教出个徒弟，踢过津门八家武馆，咏春得名声师父开武馆；徒弟必须是天津人，因为天津人容得下天津人。这规矩还有个附加条件，踢馆之后必须找个高手打败徒弟，并将他永远赶出天津，以保全武行颜面。可见，即便是练武术的武行人，也是通过文化方式处理困难，而非传统武侠片，一言不合就血溅五步。至于天津人不容外地人的说法，私以为码头城市一向开放，应该只是情节设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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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陈识买了媳妇捡了徒弟，住在贫民窟以木匠活养家糊口。但这一切都是伪装，以便某天蒙蔽武行同仁。《一代宗师》和《师父》，都由徐浩峰参与编剧，但两者貌似处处相反。前者徒弟坑师父，后者师父坑徒弟；前者北拳南传，后者北上扬名。

廖凡和宋佳饰演的两口子，在片中话不多，但一开口便是金句。影迷也因为买媳妇这件事，说影片满是直男气息，对女性观众极不友好。但我眼里的徐浩峰，恰是钢铁直男不胡来。故事由陈识的家庭和事业，分出两条主线。赵国卉17岁爱上一个洋人，未婚先育却不能聚守，显然是被传统观念耽误年华的女性典型。在家庭这条主线里，赵国卉不仅重获安全感，还以师娘的身份得到尊重。陈识则用一条狗、一根六点半棍，帮她治愈了年少丧子（贩卖）的离殇；而她更是风轻云淡地说出：他范的事儿，我担着。

如果说在家庭主线里，讲了人物与道德的关系，那事业这条主线，则着重描述了信念对人物的影响。陈识坚守了自己的信念，一生真传两人，耿良辰是个武学奇才，占去了一个名额；匪夷所思的是郑山傲也想占掉一个，因为他将是打败耿良辰的津门高手。陈识的信念相对复杂，不如先从耿良辰说起。

 他是地道的天津小伙，家中排行老大，十五岁离家在码头脚行讨生活，拜师后以小书摊营生。他的确踢了八家武馆，却遭人暗算身中两刀。本有机会可以活命，可他却说自己是长子，不能遇到事就不要家。长子顾家是他的信念，因此他死得异常悲壮。倒在脚行大车下那一刻，或许他该像师娘那样说：这不是我最好的命，我最好的命是踢够八家武馆，留在津门取个卖茶汤的姑娘，成为咏春一门的全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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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圆满毕生功名， 郑山傲磕头拜陈识为师。他说“武馆必没落，前途在军界”，此话预测了往后二十年的事实，却没能算出自己的命运。督军副官林希文，拜在郑山傲门下为徒，武功一般但野心颇大。他以录像教学为名，在摄影机前对师傅下黑手，意图夺走他一世名声。随后郑山傲得到两栋房产作为补偿，顺势隐退去了南美。这个段落是影片的转折点，此后陈识与郑山傲的共识，将无法如期达成。我仔细梳理其中逻辑，发现它似乎阐述了某种新闻学本质。

武行定规矩，徒弟付代价，师父开武馆，大家都体面。最合理的规矩，莫过于付出最小的代价。不难发现，天津武林以武术见长，但定规矩的方法，明显融入了文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蒋雯丽饰演的邹馆长。她丈夫是“挟刀揉手”的行家，丈夫过世她便顺理成章进入武行，三脚猫功夫便能呼风唤雨，实为“外行领导内行”之楷模。别看她功夫不深，时势却看得明白：二十年来军阀崛起，掏空了商会、乡会、铁路、银行，武行又怎能独存。玩权弄术称得上腹黑的女人，却很难让人讨厌她，影片结尾貌似还成了大赢家。

林希文的作为，恰是天津武行，由文化转做武化的开端。正好说到新闻学不妨做个类比，这两年总有人讲起，新媒体干倒了传统媒体。但前脚刚刚还感叹消亡，后脚便说 要紧跟时代步伐。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看，无论何种载体属性，其内容和十年前并无差别，某种程度上质量还倒退了。人们所感受到的消亡，不过是形式而已，真正消亡的没准儿是价值判断。借由武行波澜换言之，打破规矩会消亡一代人，也不过是表象，真正消亡的恰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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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难的题目莫过于二选一，因为解答方法并非选择而是取舍。当现实与信念发生冲突时，我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电影《师父》正是用民国武林，深刻讨论了这个话题。在林希文害死耿良辰之后，陈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遵循初心开馆扬名，二一种毁掉一切为徒弟报仇。但此事涉及到人命和自身安危，不仅追究取舍还要考验人性。陈识杀人不成，手握日月乾坤刀，含着泪说：我不是他师父，我就是个算账的。最后，还是邹馆长左右斡旋，杀了林希文并嫁祸给陈识。  

故事讲到这儿，陈识早已不是个能分好坏的人物，而是徐浩峰眼中的民国人。如此看来，《师父》外表是探索型功夫片，内核却是有关信念与道德的大众电影。很多人说，看电影是为了经历多次人生，而我以为观影和读书，是为了更准确地感受周遭生活。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反推回去，电影创作又何尝不是对生活的感知。我想徐浩峰导演并非要借电影阐述什么劝世警语，而是尽可能展现某种类似困境，继而在困境中寻找我们曾经拥有的文化。

提到文化插一嘴，我一直没搞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似乎也没人说过何为糟粕何为精华？又由谁定义糟粕与精华？难道，价值判断在我身上也消亡了。

街面上打架不见铁器，本是武行定下的规矩，结尾巷战视规矩为无物，成了文化全面转向武化的最佳证明。“刀法我给了，得多少，在你们”，陈识在逃跑时自信地说着，但还是被逼近一条高手云集的胡同。巷子顶端三位长者手持战身刀挡住去路，他们身后便是稳坐头把交椅的邹馆长；另一端围满了武馆众兄弟，人群中不时有高手近前挑战。长柄朴刀、岳飞刀、三尖两刃刀、方天画戟、柳叶刀、双面钺，各路名刀轮番打将上来，却纷纷败在八斩刀之下。其中最具宗师气质的一位，手握一双子午鸳鸯钺，与陈识打成平手，仍缴械投降拂袖而去。三位长者的战身刀，犹如包青天的三口铡刀，唯有子午鸳鸯钺可与之一战。我至今还在琢磨，那位患有腿疾的拳师，莫不是专程赶来送兵器的？  

上述兵器，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我有幸在北京观复博物馆，看过一组传统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棍槊棒鞭剪锤抓，密密麻麻布满了展馆一整面墙壁。想必是过去人的身高关系，这些兵器并非想象中那么大个头儿。拿流星锤来说，前端的球形锤仅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但上面星罗棋布了锥形刺，哪怕生锈也充满杀气。

师父陈识同样充满杀气，但他打赢巷战逃离天津，却不曾伤害一条性命。用阿城先生的观点解释，这便是以文化应对武化的做法。陈识的取舍与生杀，处处表现着民国人该有的体面。如他名字所引申的那样，或许体面人的见识，并不在于高楼洋房和博古通今，而是做饭知火候，做事知分寸，做人知轻重。

定稿 | 2019年3月7日

首发 | ONE·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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