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忍对黄河哭禹功（上）

之前在微信看到戴晴这篇文章，才知道叶剑英元帅收留的孤女就是她。这是她二十多年前写的一篇纪实类文章。

仅将此文献给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和尚在世的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黄河

（二）鲧和禹

（三）三门峡

（四）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被迫改建

（八）教训

（九）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一、黄河

这是黄河。千年来被反复讴歌又反复诅咒。

它是青藏高原的雪泉，沿地势东下，时而汹汹，时而汩汩，奔向大海。

黄河流经黄土地。

这厚达百米、广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系百万年的堆积加上搬运而成，土层厚，土质疏松，植被缺乏，故此凡流经它的大小河流，都含有极多泥沙。

黄土地带气候严峻，全年干旱，夏秋暴雨量却达六、七百毫米。

黄河挟沙疾行。

当这股清澈的1雪泉，汇以黄土地带的暴雨水，进入河南陕县，也就是当南北向的山（西）陕（西）段干流与东西向的泾、洛、渭支流交汇之后，黄河平均含沙量已达每立方米水37公斤，每年输沙15.9亿吨，不但为世界之首，也占了全国江河输沙量的60%.亿万年以前，华北平原本是海湾，太行山东麓为海滨，泰山乃海中岛峰。黄河挟沙东下，千年复千年，终将这海湾填成大泽、填成湖沼；再不停地填、填、填，遂成富饶的华北平原。那海岸线，近万年来，正一米一米地从东经115度移向120度。

冲刷而成的平原本无固定河道，于是黄河一忽儿从天津出海（公元前600年），一忽儿从阜宁出海（公元1180年），也就是历来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改道。到了19世纪中叶，才暂时稳定在我们现在习见的利津河口2.平坦肥沃的华北平原一步步形成，人类旋即迁来。渐渐地，有了房舍道路、有了瓜田桑园、有了村舍集镇，有了待建的工厂、待拓展的交通，也有了争夺财富的战争。

黄河依旧挟沙疾行、趋向莫测。下游河道不停地摆动，依它而存活的人类莫衷一是——不知这滚滚黄流是天赐之利，还是天遣之灾3，于是开始筑堤开渠、修庙建祀。当需要打击对手，而自忖剑戟刀枪威力尚不如洪水的时候，也人为地决堤——秦攻魏是在前250年；宋狙金是在1128年；当然还有今天尚在人世的老人们亲历过的花园口扒堤和不是那么著名的贯台扒堤——据当局说，是为了“阻日军西进”，还有“歼共”4.

黄河的挟沙东下及下游河道的摆动，本是自然趋势，并没有理会人的愿望的意思；但人们不作如是想，随着生活日见富裕，技术日见发达，不仅有意、有志，还渐渐自以为有本事、有能力干预它了。

汉文明沿着黄河成长。它与黄河，先是惴惴地厮守，继而切切地触它一触，终于郎郎伉伉地“改造”它了。

黄河，依旧是挟沙疾行5.而在有了那么多的堤与坝之后，依然是趋向莫测。

二、鲧和禹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按今天古史学家的一般认可，这是公元前2000年到2100年间的事了。也就是说，距今大约4000年。那时候，黄河出太行山之后，流向东北所形成的古冲积扇大概已经形成，正与从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所冲出的小冲积扇会合，铺陈起大片平地。

想来，那时的黄河改道，和周以后那些比较确切的记载相比，似乎要厉害得多。后人的描绘是“洪水滔天”，“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共咨”6——农耕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鲧作为最幸自负的中岳之神为众神所推荐，一门心思以为“土能克水”，“作三仞之城”，大筑堤坝以“障洪水”。障来障去，“九年无所成就”。他还以为是土不够用，于是窃息壤以“堙”大流，去偷能够自生自长的“息壤”。这息壤以今人的眼光看，恰如神话中的千里眼即望远镜，顺风耳即程控电话一样，相当于可以由人来确定坝顶程高的水库运用方式。

息壤在手，鲧依然只是“堙”、只是筑坝堵洪。在依旧无所成就之后，终于被帝遣火神祝融杀于羽山——据考就在现今河南嵩山一带，离今日黄河故道不过百里。

鲧的传说在当年一定丰满得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详尽、最有风采的记载出自屈原。这位楚大夫对鲧被判渎职罪处以极刑大为不平，一再追问那位“制定政策、选择干部”7的“帝”：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和忧，何不课而行之？

（不懂治水，众神何以公推？权力机构虽以多数票通过了，具体负责国事的帝，对鲧既然没有考稽，怎么敢上来就用，而且一用就是九年？）

屈原又问：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8

（窃息壤这种坏主意，鲧会言听计从吗？退一步说，事情办砸了，用心确是无可厚非，何苦非杀不可？）

如果我们不去追究远古时代的具体故事情节和湖北姊规人屈原所特有的思辨外加穷究的本领，而特别着重于“神话是人民生存与斗争形态的高度概括”这一含义，则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与河江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农耕民族的历史经验：一曰，水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可置之不理；二曰，对于滔天洪水，用堵塞的办法，哪怕用的是神土息壤，哪怕执行者是当时顶宝贝的“党内红色专家”大神鲧，也难于成功；三曰，失败的水官是要以死来谢罪的9.

禹不愧是作为鲧治水精神不死而幻化出来的大神。最初，他亦宗法乃父：堙填——“陂九泽”，“然河灾泛滥，害中国大甚”；继则吸取教训——“因水以为师”，认识到，特大洪水从高峡流出，“水湍悍，难以行平”，于是堙疏并施；终于认识自然规律不可违——“因水之流，疏川导滞”，用今天水利专家的话具体解说，就是“渤海湾放淤”，最后治河成功——“丰水东注，维禹之绩”10.据传，自此之后，一直没有大洪灾。但大禹治的并不是黄土高原，黄河之挟沙并不因他的大名而稍敛。春秋之后，堤防兴起，水是约束住了，河道之内，泥沙淤积却愈来愈加重，终于在大禹治河1600年之后，黄河出现了记载中的第一次大改道。

这以后的2600年间，没有一届统治者躲得开治河。水官何止万千，最成功的是东汉的王景。他用的是“十里立一水门，令其更相洄注”，使泥沙沉淀在黄河河滩，让抛却了泥沙的清水对河槽着力冲刷，终于使黄河安流800年。最惨的要数明代的潘季训。此人政治挂帅，治河，把堵水保皇陵放在第一位，“以堤束水，以水攻沙”，27年下来，决溢74次，被后人概括为“一团糟”。后来王安石曾经用过放淤治碱的办法，利害并举，证明了天然放淤的难于彻底。

水库，特别是人工筑坝拦水的运用，已是20世纪的事。待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决定在黄河干流上筑坝的时候，已经到了1953年。用已故水利专家方宗岱先生的话说，此举尚属于黄河演变三大段中的第二段。

三、三门峡

黄河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冲开的口子，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和“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但人岛在唐以前并不是岛，而是一座与岩岸同体的半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然而，再勇敢机智，冲决口上也是不能行船的。无奈粮食的长途运送，那时只有“漕运”一途，岸边的一条新河在唐开元年间凿通，被后人称作开元新河。我们的祖先用拉纤的办法，帮助船只一一通过，这就是珍贵的“人门古栈道”。

强力冲决的河口不会宽阔，水流当然也不可能舒缓。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冲过三岛，继续前行。令人难于置信的劈断岩壁上刻着后人对大禹的敬佩：“峭壁雄流，鬼斧神工”。不过一里开外，又见巨石傲立于河中。这就是已经进入了汉语常用词汇的“中流砥柱”：古籍中所载大禹“凿龙门，劈砥柱”，说的就是它。历代文人骚客将他们的感慨与敬畏留在这令他们迷茫的顽强的石头上，比方唐太宗就有“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然而在民间，特别是在排空浊浪中弄舟的勇士们，对它有着更率朴的称呼：“照我来”。船从“人门”过峡之后，必朝砥柱石直冲过去，否则必船毁人亡。

行船难呵！但与这难共生共存的，是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和闪长玢岩，可不可以利用呢，比如说，当作拦河大坝的基础？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暇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黄河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得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作为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见证，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以它独特的诱惑，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四、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1933年，黄河大水。

国民政府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

那时，不但已经出现了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也有了如李仪祉这样的人才：他既中过秀才，又出洋学过工程，还在自己的家园又实践、又办学。他在这一年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近代陕西三杰之一的李仪祉（另外两位是于右任和张季鸾）是个质朴扎实的人，既无过分的民族情绪，也不菲薄自己。他的治黄思想和他的为人一样，不排除近代科学技术，也不曾须臾脱离中国的现实11.1934年，荷兰水利专家尼佐夫（Nizhof）和英国水利专家柯德（Goode ）受国际联盟派遣，来华考查，提出“在各大支流汇合处以下修水库”12的设想，主要针对黄河的汛期泛滥，决定以水库蓄洪的办法来削减洪水下泄量。

“汇合处以下”坝址不少，三门峡是其中之一。

同年，黄委会挪威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Elisson ）在与中国工程师共同勘察了陕县至孟津干流河段之后，不但将坝址具体化，认为“三门峡诚为一优良库址”，更提出“高坝大库、大泄量（12000立方米/秒）”。这在当时，真令中国同行特别学生辈同行非常兴奋、非常鼓舞，似乎忘了还有泥沙这回事。于是，谁也没有反驳他对淤积的估计——“不太严重”。13这一兴奋还没有落实到工程实施上，日本侵华战争爆发。1938年，黄河下游大部份地区沦陷。

日本人在这时，以他们“大东亚共荣”的野心和事事严谨认真的一贯作派，无疑已认为治黄之大业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紧随在军事开进之后，即专门设立研究机构，并抽调专业人员289人，开展研究与规划。到了1944年，他们编成了《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73万字），提出“黄河中游梯级开发”方案。据他们所拟，将在从清水河至小浪底共500公里处建11座水库，总库容为800多亿立方米，并伴以庞大的造林和发电计划。据称，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可以解决下游洪灾，还可以得到战争迫切需要的能源。三门峡为其中最大的一座。考虑到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太多，工程可分两期进行。若以潼关洪水位325米为限，第一期坝高61米，总库容60亿立米，发电能力63·2万千瓦；最终坝高86米，总库容400亿立米，发电112·3万千瓦。在日本人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数据，当水量大到34500立方米/秒（即所谓“千年一遇”洪水）时，下泄量（即下游堤坝可容许的最大值）为15000立方米/秒——这是我们在下边要遇到的关键数据。

这计划还没有执行，日军已在密苏里舰签字，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份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的颇有见地的文献，有的销毁，有的散失，流落到有心的政府接收官员手上的，已只是一星半点14.此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 ）已成立，不但忙着帮中国人堵住1938年被扒开的花园口，也接受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请求，在即将开始的黄河治理上，就技术与资金两方面予以援助。

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聘请水利专家组成治本研究团，以张含英为团长，率先开始了工作。他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对黄河中上游作了考查，分水利、水文、地质、河道，写成了《黄河中上游考查报告》和《黄河治理纲要》，其中关于三门峡，他们认为火成岩厚度不理想，筑高坝恐怕有问题。他们倾向于在干流仅以防洪为目标修筑低坝。他们还认为水库寿命和回水对潼关水位的影响都将成为严重问题。

这批技术骨干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治黄工作15.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养，对黄河，也都怀着情亲般的焦灼和责任感。然而，除了个别人，在最需要他们据理力争的时刻，竟奇怪地随声附和或三缄其口，这点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

这年冬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豪爽的美军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雷巴德（Reybold ）中将，他的助手葛罗顿（Growdon ）中校，再就是著名的与中国两条大河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Dr.Savage ）和他的助手柯登（Cotton）了。那年，中将七十多岁，博士也已六十出头。

美国人仔细研究了那残存的、由日文译成中文，再由中文译成英文的文件，先沿黄河考查，然后，像真正的美国佬常干的那样，到了开封以后，在大吃酒的同时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最后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份三人签字的文件：《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他们主要给出三条意见：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一句话就把日本人在干流建发电站的设计否定了。这水库若修在包头至龙门间，存量均小，寿命必短。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16.美国人的意见都是原则性的，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虽然像是匆匆作出，我们在后边会看到其中所含的明快质朴的道理。怀着种族与阶级偏见而未对它加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不能不说是吃了苦头的。

在随后的三年里，中国人之间的内仗越打越大，虽然代理行政院长、地质学家翁文灏已经问到“三门峡坝址地质好吗？”这种技术性问题，对黄河无论是治理、利用还是毁灭性破坏，都没能在国民党人手里实现。

接下去的，就是我们经常从《人民日报》和别的大陆官方报纸上读到的那“辉煌的一页”了。

五、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称作“三门峡灾难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报告提出：解除下游洪水为患的办法，是“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在哪里造呢，当时他的见解是“陕县到孟津间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筑坝的地点有三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这一建议，后来称为水利界三门峡工程上马第一波。

1950年春天，新升格的黄委会再度组织勘察，吴以学等参加勘察的工程师认为：“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开发价值不大，三门峡水库淹没人口近百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7这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有副部长张含英，也有后来在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张光斗。考查归来，1951年1月，傅部长就水利工作向政务院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务实精神尚占主导，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持这样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黄河在最近几年内，仍应加强护岸和堤防工事勘测和准备潼关孟津间的水库工程，修建支流拦洪拦沙水库，并结合农林计划积极进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显然气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库，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均有困难，于是转向支流解决问题。以王化云为主的黄委会到中游调查，认为“支流太多，拦洪机遇也不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少”18，又把希望转向干流，问题是找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地方。于是，一个比美国人雷巴德中将的《初步报告》气魄大得多的计划提出来了：

①眩目的综合效益——“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②规模宏伟——蓄水位350米；并且“蓄水拦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积带给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拦下之后，要有地方装，装在那里？只有找大水库，三门峡又被提出。有了大库当然就有了大水电的诱惑，燃料工业部门于是从水电开发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过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负责水电的人，再加上两位“老大哥”，一同上路，勘察三门峡。这时已是1952年春，大批苏联人开始踏上这块飘着新的五星红旗的国土。30多年来，他们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江大河上筑坝发电玩儿顺了手19，就雄心与气势而言，与黄委会一拍即合。三门峡高坝方案再次提出——这回是360米了，再加上大库容拦沙。稳健派舍不得黄河流域的耕地，提出这一方案“淹没损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波上马热告终。

读者在这里顶好记住“高蓄水位”、“综合开发”和“拦沙”这几个概念，它们在后面将不断出现，是几十年对黄河的折磨与侵害上，最为关键的。

没过半年，也即1952年10月，伟大领袖亲自到河南视察黄河20.当时，虽然第二波三门峡工程上马热暂告停息，黄委会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这个非“综合开发”，只有滞洪效益的小库方案显然不带劲。就在这次，王化云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正如历史地位几与毛泽东比肩的邓小平1980年视察长江时，魏廷铮主管对他的陪同与汇报一样，这回也是一连串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毛当时固然怀着发电灌溉综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为农家出身的领袖大当家，对淹没搬迁还是有顾忌的，一再询问黄河归故道之后已安澜6年，能不能用堤、埽的办法固堤防洪。党内专家王化云的回答是：

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堤埽挡不住。

毛问到泥沙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拟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的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使黄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21

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党内专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引向北方，岂不两全齐美？好！这个主意好！”22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唐僧画了一个圈：5亿元拨款，5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么办？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23.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24.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25.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30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能说得过去？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而到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26.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27.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28.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29.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并考虑了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考虑到50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如果希望寿命为100年，水位当为370米。

1956年7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360米方案。它意味着：淹没333万亩，移民90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年，李葆华每天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30.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1957）的2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1956年9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庭济32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31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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