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说理是一件很重要，且人人可做的事情

编者按：

4月10日，主创蓝方参加恩派公益主办的2019年首次724Talk大会，本文根据现场演讲《公共说理是一件很重要，且人人可做的事情》整理。

https://v.qq.com/x/page/r0864llm2qg.html

（👆点此观看演讲视频）

你在网上跟陌生人吵过架吗？

我想先和你分享我的一个朋友的经历。

今年的三八节前夕，国内某所大学的官方微博，转发了这样一篇文章。

强调女生节是由这所大学发起的，是一个关爱女生、展示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那三月七日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三加七等于十——你十分甜。

是不是看上去挺平常的一段话？

但其实，对“女生节”的讨论和批判，已经算不上一个特别新鲜的话题了。为什么会有女生节？背后是年轻女性对“妇女节”的抗拒。为什么要抗拒过“妇女节”？是因为社会对“妇女”“三八”这些词汇的污名化，由此又重新建构起女王节、女神节、女生节这样的概念。在这样的建构和消费主义的包装下，这个节日与其本意背道而驰。妇女节是为了纪念一系列争取性别平权的政治运动，提升全社会的平权意识。而所谓的女生节、女神节，却在各式向女性的献媚中，不断强化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生应该是甜美的、娇柔的，能被消费轻易满足的，需要男性来爱护的。

所以当我的朋友看到这条微博时，她写了这样一小段话：

原来（女生节的）来源在这里，女生不需要被规训展示甜，女生可甜可彪，可以像男生一样，可以想成为任何他们想成为的人，不需要别人来定义一个模板。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看到有人点头有人摇头。你当然可以不同意。你可以说这样的观点是上纲上线——你十分甜，又没有说女生必须十分甜，不过就是一种美好的祝愿。那为什么，祝女生甜美会成为一种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好”的祝愿？甜美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社会规训和预期？

你看，这样的对话，其实就是一场典型的“公共讨论”。我们说“公共讨论”的时候，不是说非要讨论国家政策、国际大事。只要我们的话题可能对整个社会或者某一个群体产生影响，就具有了公共性。公共讨论的质量，反映着一个社会普通公众观念的水位。高质量的公共讨论，推动着文明的前进，塑造着我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肌理。就像我们讨论女生节的意义，批判女生节对女性的规训，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性别意识。

可是，在我的朋友发出这段微博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所大学的官微，把她给拉黑了。

我的朋友非常生气，她把这个截屏挂出来，然后骂了一句——贵校的操作真是够贱。

你看，她已经非常生气了，用了“贱”这种侮辱性的词语。我们当然不提倡在公共讨论中使用这样情绪化、侮辱性的语言，但在这么生气的时候，我这位朋友还是坚持了底线——对事不对人。她没有说这所学校够贱，这所学校的学生够贱，而是这学校的这一操作 够贱。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就是专门的对人不对事了。

她受到了来自这所学校学生自发的、大规模的攻击。她的私信、微博留言区，几乎被各式各样的辱骂、威胁攻占。

有的学生竟然翻出了她大学以来所有网络信息，把里面所有可能的黑点翻出来，举报给团中央，然后给她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辱党，辱国，境外反动势力。他们曝光她的个人信息，骚扰她的工作单位，骚扰她的大学母校……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一条质疑女生节的微博，我的朋友遭遇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网络暴力事件。

我不知道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这是《好奇心日报》在去年年底针对公共讨论做的一项调研。问，你是否曾因参与公共话题受到过伤害。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遭受过语言侮辱。还有1%曾遭遇人肉搜索、私人信息被曝光。

而至于被贴便签、扣帽子，以偏概全、因人废言——更是网络公共生活的日常体验。

我们会看到那些热衷于传播假消息、阴谋论的账号，轻而易举地制造对立、煽动情绪，却收获流量；大量基于性别、性向、种族、宗教、地域的仇恨言论、偏见歧视，在舆论场上一呼百应。这是我们想要的公共讨论的样子吗？

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在《好奇心日报》的调查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将近八成的人，给中文舆论场上的公共讨论氛围打出了不及格的分数。

我们更期待什么？我们更期待每一个发言的人，尊重彼此的人格，对事不对人；以最大的善意与耐心，寻求底线共识，尊重多元差异。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争议、面对复杂的公共议题时，都能够——好好讲道理。

然而讲道理，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讲理，首先是一种态度。以理服人，而不是诉诸权力、暴力。当我们愿意和对方讲道理时，就意味着将对方放到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讲理这个动作，天然就蕴含着平等、民主的价值。

其次，讲理更是一种技能。人人都会发表观点，但并不是人人都会说理论证。

要把道理讲好，首先得区分事实和观点。用真实的事实说话。你需要具有一定的信息素养，知道谁是更可靠的信息源，能够判断甚至查证信息的真伪；

你要能敏锐识别、排除论证中的诸多不相关因素，摒弃对权威、公众、传统的盲从，识别并控制自己的情绪，拒绝不相关的道德绑架，始终坚持就事论事；

要让你的论证充分全面，你还要习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倾听反对意见，避免以偏概全、或者仅仅根据自身的有限经验妄下结论。

以讲理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应该是每一个人从小就需要学习掌握的技能。它帮助我们在获取信息时，能够明辨真伪是非，决定自己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不会被欺骗、被忽悠、被煽动、被洗脑；当我们自己要去发表观点、做出决策的时候，不会简单跟着感觉走、盲目从众、盲信权威，能够对自己的直觉、偏见、情绪有所警醒反思，基于事实，基于逻辑，理性地决定，自己到底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

换句话说，学会说理论证，掌握批判性思维，我们才有可能形成独立的观点，成就自由的思想人格。

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中，关于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过度强化权威，强调标准答案。在用标准答案、知识点来考核学生的过程中，也压抑了学生自主探究、论证的空间，限制了学生独立的思考和表达。

怎样才能补上这一课？

其实，这就是我们C计划，正在做的事。

2016年7月，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兆凡、明欣，一起成了C计划。

C计划的C，是指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和civic education，公民教育。

我们具体在干嘛呢？

就是教人讲道理。我们给成人、教师、孩子开课。在课上，我们讲的就是一套方法论——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形成自己的观点。

是不是听起来还是挺抽象？我来举个具体的例子，你可能就能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了。

这是我在科蚪实务学堂给孩子们布置的一道课后作业题。

外地人就该滚回老家去，没看北京这么堵了嘛？

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不同意，为什么，你准备怎么反驳对方。

科蚪的孩子们一看到这句话，立马就炸了。这里面有一个什么背景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非常高。科蚪实务学堂，就是我的好朋友、原财新法治记者欧阳艳琴专门为高中阶段的打工子弟开办的教育创新学校。这个学校的孩子，是在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下长大了，也目睹经历过2017年年底北京驱赶(di)//(duan)//人口的行动。所以他们一看到这样的言论就非常生气，脱口而出，谁稀罕来你们北京啊？你以为你北京人了不起啊？

当然，作业的要求是，这样的气话不做数，你得有理有据的反驳对方。于是他们拿到这份作业，回去琢磨了一个星期。可是大多数人交回来的答案是什么呢？

外地人就该滚回老家去，没看北京都这么堵了嘛？

外地人给北京的城市建设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外地人，北京根本就无法运转！

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回应有力吗？

有人摇头有人点头。

我们在课堂上，会教孩子的一个基础的方法论，叫做拆解论证结构。

什么叫做论证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讲理”。从理由推导出结论的过程。如果你要跟对方讨论问题，那你首先要搞清楚，对方的逻辑是什么，论证结构是什么。

他的结论是：外地人就该滚回老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京已经非常拥堵了。

北京拥堵和外地人回老家是什么关系？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理由，也就是假设：北京那么堵是由外地人造成的。

要回击对方这个论证，我们有好几种策略。第一种策略，就是攻击他的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整个论断也就不成立了。如果北京的拥堵根本不是外地人造成的，就没有任何理由说，应该让外地人滚回老家。

孩子们的回应，其实是让步了。承认对方理由成立，外地人确实跟本地人添堵了，然后强调外地人也做了贡献啊，试图说服对方权衡利弊，不要把外地人赶走。这也是一个策略，但它比不上直接否定对方的理由有力。

所以，找准攻击点，那我们就要思考了，北京的拥堵，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因为人太多，或者是外地人太多吗？

这个时候，我会带着孩子们，画一张图——把所有可能造成北京拥堵的原因都找出来。

所谓拥堵，无非就是道路资源的供需不平衡。所以首先，道路供应，道路需求，我就要从这两方面来思考。道路供应不足，又有哪些情况呢？有数量上的短缺，又有质量上的短缺。例如道路的绝对短缺，该有路的地方，因为市政交通建设跟不上，根本就没有修路。但更多时候是相对短缺，有路，路不通。这又有一些什么情况呢？你看，我这列举了这么多，它背后有没有什么逻辑关系？我是从路拥堵的时间，从短到长来一一列举，而且中间还会不断再追问为什么。例如，为什么交通事故频发。

接着就是需求端。出行需求过大，我同样分了绝对过量和相对过量。绝对过量，又要思考，为什么出行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分流。怎么分流？我这里的罗列，是从出行需求距离从短到长来列举。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原因画出来，就会是这么一张庞大、复杂的树状图。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刚刚我的这张图是怎么画的？我在不停的分类。把所有可能的情况分类，分层，按照一定地顺序梳理，尽可能的穷尽所有的原因。这样的分类原则被称作MECE原则，简单说，不重，不漏。通过反复的训练，我们会帮助孩子们掌握这样一种结构化的思考方式，在分析问题时有框架可用，有方法可循。

好，画出了北京拥堵背后那么多可能的原因，哪些成立哪些不成立？什么才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我们提出了假设，接着要验证假设。这需要我们寻求更多的事实证据。还需要我们控制变量，科学对比，以寻求最有力的解释。

什么叫做控制变量呢？例如，我们刚才说到，人多是一个造成拥堵的，可能的原因。那我就想想，同样人多的城市，例如，北京和东京东京常住人口3800万，北京2154万。东京核心区人口密度甚至超过北京。但北京堵，东京却不堵，那决定性的因素，恐怕不简单是人口的多少。

北京和东京更根本的区别还有什么？——例如道路交通规划。北京有4万公里道路，东京却有17万。尽管道路面积只有北京的一半，但是这种又细又长的道路设计，能够加强行车的灵活性。又例如，轨道交通规划。东京每平方公里有1.3km的轨道里程，有1个轨道交通站，而北京每平方公里仅有0.4km轨道里程和0.2个地铁站。

因此要解决北京的拥堵问题，我们的方案绝对不是简单的控制、驱赶北京的人口。我们需要的，是一揽子的、基于科学论证的公共政策。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升我们的公交系统、道路系统，打开大院，到强化司机的行车规范，再到提供行人、自行车友好的出行环境。

在C计划的每一个课堂上，我们都分享类似的方法论，带着学员分析一个又一个的复杂问题。从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到教育公平、性与性别、环境保护、分配正义这样的宏观议题。

我们相信，如果每一个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的公民，都能掌握上面说到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在被自己的情绪、立场左右之前，有意识摁下暂停键，寻求表面现象背后其他的解释，寻求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如果我们每一次的发声，都在以更加积极、理性地态度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进行切实有效的政策倡导——我们完全有可能看到更加公正、高效的社会政策。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一个又一个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公民，进而成就一个更加理性、良善的社会。这就是支持着我们不断前行的变革理论。

改变，始于思辨。谢谢大家。

分享人：蓝方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

▷ 排版：鱼香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的签约作者。未经特别说明，C计划文章均为原创。文中署名的插图、脑图亦为原创。转载文章或原创插图、脑图，请联系小C（Plan-C2016），或给后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