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幻想“联姻移民”的男人

1、背景

马俊波曾是西湾村有名的钉子户，抗拆“三巨头”之一，他深度卷入一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维权运动。2014年3月，马俊波遭遇严重车祸，被一辆轿车撞飞，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他大难不死，但听力严重受损。他的房子终于被“行政强拆”，老婆也和他离婚，带走年幼的女儿，他的家庭诊所被迫无限期关停。

三十五岁这一年，他的人生彻底翻转，除了获赔的几套房子，他一无所有。血淋淋的抗拆经历让他顿悟了很多，他决意离开西湾，准确地说是离开中国，移民跑路。他想找一名外籍女士结婚，名正言顺地跑，他不介意对方比自己大。

和我私下聊天时，他透露这些年至少相了100次亲，谈了很多恋爱。他不耍流氓，每次恋爱都以结婚为目的。他最向往的移民目的地是台湾，也有幸交往过一些来自台湾的女士，其中两位曾到他家里做客，她们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不能接受。

2、前些年的交往

我和他的交往可追溯至2016年春天，那时我刚从外省一家制药公司离职，“赋闲”在家。在西湾还建小区后面一家简陋的餐厅，我和马俊波以及他的一个男性朋友共进晚餐，消费八十多元，我主动买单。马俊波毫不掩饰他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向往，他很傻很天真地结交了一些本地的台商，觉得他们能够帮到自己。

他移民的想法本身就很天真，尤其是作为男人—他长得不帅且听力受损—竟然图谋“联姻”移民，依靠女人来改变命运，已经不能仅仅用天真来解释。什么样的外籍女士能看上他？我真的怀疑车祸同时伤及他的脑部—比听力受损更糟糕，正常人不会那样相亲。

那时我的职业生涯尚未终结，几个月后我在省城武汉找到新的工作，和马俊波几乎不再联系。他偶尔给我发微信，相亲没有进展，他说女方嫌他穷，因为他没有工作。2017年，他去再就业培训中心学会了开叉车，让我给他介绍武汉的工作，可是我自己也很快失业。

2018年我辗转深圳、西安和杭州，半年内三次换工作，随后被职场彻底淘汰。我和马俊波几乎失去联系，他好像去武汉呆过一段时间，在工厂里开叉车。

2019年冬天，我和马俊波见了一面。那个下午阳光很温暖，我们在江堤上散步，聊政治，聊女人，讨论如何找工作挣钱。他指着江堤与河床之间的荒地，说这是西湾村以前的庄稼地，他小时候经常来玩。我惊讶地发现一处墓地，在江堤靠马路一侧的洼地里，一所幼儿园的围墙外面，大约有十多个坟头，和新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只隔着马路。我们遇到一位衣裳褴褛的老人，他不停地自言自语，看上去疯疯癫癫，马俊波说是他们村里的。我冲着老人喊了一声，他竟然很敏捷地回应。后来有几次，我在购物中心三楼看见这位老人，他在同一家自助涮锅餐厅吃饭，可能是老板的亲戚。

2019年马俊波去深圳呆了几个月，在一家助听器专卖店打工，做销售，工资不高，压力很大。他有了新的恋情，那位女士比他大好几岁，据说曾经写诗。他们在龙岗区一个城中村租房同居，马俊波为她花了不少钱。

3、慰问/维稳对象

临近2020年春节的一天，我在购物中心后面的步行街看见马俊波，但不敢走过去打招呼，因为他身边有个穿制服的男人。我目睹有些魔幻的一幕：制服男往马俊波手里塞了一个红包，我趁机偷偷走开，他没看见我。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春节刚过，襄阳开始封城。发现确诊病例后，我所在的居民小区变成监狱，保安摇身一变充当狱警，家变成囚笼，我被关了四十多天才重获自由。解封没几天，我在“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附近遇到马俊波，简单地问候完毕，我提起他收受红包的事。他没有否认，说红包里有一千块钱，是有关部门对他的慰问/维稳。

我的心情变得复杂。怎么形容呢？我真的不能对马俊波的“节操”说三道四。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完美的英雄，他激烈地抗拆，纯粹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抗拆几乎毁了他的人生，过去几年他一直是有关部门的维稳对象，被侮辱和损害得不成样子，他选择接受慰问，又有什么可指责？

不过我开始有意保持和他的距离，担心遭到监控，接下来大半年我和他没有任何联系。

4、平安夜在星巴克

2020年12月24号，晚上九点多，我从购物中心地下一层的永辉超市出来，乘电梯上楼。电梯口就是星巴克的侧门，我一扭头，赫然看到马俊波。他坐在靠玻璃门的位置上，我敲了敲玻璃，朝他挥手，他没有反应，我接着敲，他终于抬头认出我，示意我进去。

我在超市买了一包厨房用的垃圾袋，几张洗碗布，一袋全麦吐司，共计32元（正好是大杯拿铁的价格）。我徒手拎着这些商品，随身还携带着 Kindle，有些狼狈，不适合进咖啡馆。马俊波坚持让我进去，我犹豫了一会，鼓起勇气拉开玻璃门。我听见咖啡师遵循 SOP（标准操作规程）招呼我，但我没朝吧台看，迅速在马俊波对面坐下。

商场十点打烊，我和马俊波争分夺秒地聊天，他说他最近每天都来星巴克，这里暖气很充足，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坐了两个小时。

我们首先聊工作，我长期无业，没什么好聊的，主要在谈他。最近他被北郊工业区一家工厂开除，他在那里开叉车，上班才二十多天，操作失误酿成事故，给老板造成损失。好在他要到了工资，挣了两千多块。

整个2020年，马俊波没怎么上班，他曾经去一些工厂面试叉车工，但很少成功，有时候被试用几天，随即遭到辞退。他坦言自己开叉车的技术很一般，但不承认和听力受损有关。上周他去一家印度独资的化纤厂面试，对方给了 offer，月薪三千，不交社保，马俊波拒绝了。无独有偶，那家印度公司我很熟悉，2009年我在那里工作过一个星期，先在车间实习几天，然后去销售部，但很快和印度销售总监闹翻，他对待中国员工极其傲慢无礼。更过份的是，据一位担任英语翻译的女同事透露，生产一线女员工普遍遭受印度管理人员的性骚扰，性质恶劣。这样的企业能够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人被追究，细思极恐。

马俊波说他明天还有一场面试，工厂在城南的国家级化工园区，距离市区约二十公里。那里我也很熟悉，2019年我在园区一家企业工作了两个月，那些化工厂喜欢在午夜违规排放，我不止一次在自家阳台上闻到刺鼻的气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马俊波的移民跑路计划多出一个选项：先出国务工，再择机移民。他预付了一万五千元的劳务中介费，某专业机构正在帮他运作赴新西兰打工，受疫情影响进展缓慢。我直接告诉他：“你的叉车技术那么差，有国外工厂要你吗？你肯定被骗了！”他的回答有些支支吾吾，看上去也不是很有信心，但愿他没有被骗。出国务工和移民没有必然联系，出去了还是要回来，这方面他显得比较无知—并非因为脑部受损。他还让我帮他留意国外网站的招聘信息，因为我懂英语，我哭笑不得，但是和他解释不清。

我们的话题切换到女人—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的情史相对比较单调，所以还是聊他。马俊波的微信刚刚被一位女士拉黑了，她比他大十岁，离异，是一家中老年男装品牌店的导购。马俊波不久前在网上认识她，曾带她回家一次，她依然漂亮，他想和她结婚，可是她嫌他穷。

“你也不穷啊，你的三套房子值几百万，比我有钱多了。”

“我没有工作，手上没钱，房子我也不打算卖，再说房子属于婚前财产，和她没有关系。”

马俊波有一套房子在出租，一年收租约两万元，离婚后他需要支付女儿的抚养费，每月一千多，直到女儿成年。他说他没什么存款，没工作意味着入不敷出，根本不适合谈恋爱。但他又迫切需要女人，穷困潦倒的中年男人能找什么样的女人？于是他发挥年龄优势，锁定那些上了年纪且同样潦倒的女人，可惜她们其实最不在乎男人的年龄，一旦她们意识到他竟然这么穷，他的优势便顷刻间化为乌有， 注定被抛弃。

离星巴克打烊还有十分钟，年轻的咖啡师开始逐客，他用极快的语速冲我们喊：“先生您好我们要打烊了！”音量明显过高。我有些被冒犯，但是不能发作，谁叫我们不买咖啡，白白地蹭暖气？我和马俊波像惊弓之鸟，迅速从座位上弹起，推门离开。

5、圣诞夜在公园

平安夜聊得不太尽兴，圣诞节我和马俊波又约了一次，我们定好晚上七点在星巴克见面。赴约途中，我和他在购物中心一楼洗手间提前相遇，我喊了他一声，他笑了笑，说他早就看到我，可能听力受损让他的视觉更灵敏，但他为什么不喊我？

我们从星巴克的侧门溜进去，没有正眼看咖啡师，选了吧台背后靠墙的座位。顾客比平时多，我们正好位于音箱下方，嘈杂的音乐严重干扰我们的谈话。马俊波调试了助听器，效果还是不好，他对我说，什么？你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有顾客好奇地看着他，我有些尴尬。

对星巴克我可能存有玫瑰色的幻想，有时候我硬着头皮消费一杯咖啡，打算泡在里面读或写，同样遭遇各种干扰。星巴克毕竟不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城市没有伍尔芙，我也不是海明威。

呆了没几分钟，我和马俊波果断地放弃星巴克，我们走出喧闹的购物中心，穿过后面的步行街，前往“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外面没有想象的那么冷，公园里很安静，我们走了一会，然后站在公园中央的草坪上，一直聊到九点。

我们没怎么聊女人，那位嫌他穷的大姐没再给他机会，他也死心了。他对我讲了很多抗拆的细节，全景式地呈现了他所亲历的维权，绝对波澜壮阔，可歌可泣。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西湾村，定居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清朝初年，被拆之前，他们家的房子有一千多平方米。他是抗拆“三巨头”中最年轻也最能写的，上访材料就由他执笔，我读过他发布在网上的征婚启事，文笔确实不错。

两小时聊天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可惜我早已被“房间里的大象”吓破了胆，知道什么不能公开说。我非常爱惜我的羽毛—一个只有几十人订阅的微信公众号，我在墙内的写作平台，我不想冒一丁点风险，比如因为说了什么而导致它被封。

抗拆“三巨头”的另外两位，一位姓王，曾经在西湾菜场卖菜，一位姓唐，年龄最大。老唐家的房子我知道，它是马路边上一栋很醒目的建筑，离购物中心东大门只有几十米，它的墙壁和屋顶被藤类植物紧紧缠绕。商场开业以后很久，它依然倔强地矗立着，几乎成了城市的地标之一，规划中的马路因它推迟动工。

马俊波透露，老唐目前在监狱里，罪名是“寻衅滋事”。

6、新女友莉莉

农历2020年除夕，我发微信问候马俊波，他一个人过年。他的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在他武汉的弟弟那里。

过完年，马俊波突然有了新女友。她叫莉莉，是一个有海外身份、会讲英语的女人，比马俊波大三岁。或许是想让我帮他参考，同时也在我面前炫耀，他邀请我和他们见面。

2021年3月1日下午，我们三人在“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碰头，一起散步。（为此我单独写过一篇文章—“一次散步｜我在襄阳的社交生活”。）

莉莉出生在襄阳，十多岁离开故乡去香港上学，读教会学校，后来嫁给香港人，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再后来莉莉离婚，远赴澳洲开美容院，不幸卷入毒品案，有中国留学生（美容院兼职员工）在店内窝藏毒品。澳洲司法部门向莉莉开出了几百万澳元的天价罚单，她被迫卖掉香港的房产才缴清罚款，免去牢狱之灾。有些神奇的是，莉莉的美容院生意还在继续，目前正在申请澳洲永久居民身份。

马俊波和莉莉是2019年在深圳的一场相亲活动上认识的，互相加了微信。2021年春节，莉莉返乡探亲，又和马俊波取得联系，二人闪电般陷入爱河。莉莉的父母还在为女儿的幸福操心，希望她在老家找个男人。

散步第二天，我坐公交车路过还建小区，看见马俊波和莉莉手牵手走在路上，非常恩爱的样子，羡煞旁人。但我一点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相信他们是真爱，两人似乎各怀鬼胎。马俊波一门心思“曲线救国”，找什么样的女人他其实不在乎，能帮他移民就行。莉莉则来路不明，动机可疑，她或许是看上马俊波的房子。莉莉的经历疑点重重，她怎么会从内陆跑到香港？她在澳洲开美容院，为何现身深圳的相亲现场？几百万澳元的罚单可信吗？

我相信马俊波也有同样的疑惑，散步刚结束，他就给我发微信：“你觉得莉莉怎么样？合适吗？”

我很不客气地回答：“睡到就是赚到，你们开心就好！”他不再理会我。接下来半年我们几乎没有联系。

7、我和他谁更疯狂？

我和他的交往断断续续已有五年，但是很显然，我们在任何话题上—也许除了女人—都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在同一个层面展开对等的交流，很难说我们是朋友。

维权和翻墙让马俊波看清了本国的一些真相，但他对外国（包括台湾）的认知非常肤浅，就像他在征婚启事里说的—“我依然是井底之蛙”。他的教育程度有限，从未出过国，即便脑部未因车祸受损，他也缺乏在移民和海外务工等涉外专业领域的判断力，冒然作出的决定—比如联姻移民—难免荒腔走板。我不止一次当他的面说：“醒醒吧，这根本就不靠谱！你是不是疯了？”他却很犀利地反击我：“切！你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我和马俊波的交往属于很典型的“无效社交”，没什么营养，不会给对方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可我不在乎，我的朋友很少，作为一个长期无业的中年男人，我极度缺乏社交生活—年老色衰的足疗从业者我都很难再有机会染指。任何形式的社交对我都弥足珍贵，比救命的稻草还珍贵，我早就饥不择食。

我和马俊波可以肆无忌惮地聊女人—聊他经历过的女人，我们对女人有着同样浓烈的兴趣，尽管追求的方式很不一样。离婚后，他似乎一刻都没闲着，在网上发布征婚信息，利用社交媒体勾搭异性，疯狂地相亲，不惜花钱寻求婚介服务，还将目标扩大至海外，这些情节无不让我脑洞大开。客观地说，他不是暴露狂，并不享受和我聊女人。是我太热衷于刺探他的隐私，有时我的问题比较露骨，明显失去分寸，他感觉被冒犯，就摆摆手说：“不和你聊了！”我们的谈话就突然结束。

在潜意识里，我可能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写作对象（Subject），他的故事就是我最好的素材。 我不是专业作家，没人资助我写，但我时常意淫自己就是《纽约客》的 Staff Writer，负责撰写“人物”专栏。马俊波的故事我要不遗余力地写，向我熟悉的前辈—如曾经给《纽约客》供稿的 Joseph Mitchell 和 Janet Malcolm—致敬。

我的念头是不是也很疯狂？和马俊波的“联姻移民”半斤八两，各有千秋。

8、联姻成功

2021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马俊波的微信，他说他结婚了，新娘是台湾人。这个消息比较劲爆，我饶有兴趣地和他聊了一会，想确认他是否真的结婚，也想知道什么样的台湾女人会嫁给他。

他是上个月结的婚，新娘来西湾住过一段时间，现已返回台湾。他说新娘年龄有点大，我追问：“究竟多大？有六十岁吗？”他不回答。我又问：“她漂亮吗？”他说挺漂亮的，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我问了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但他置之不理，我们的聊天有些不欢而散，接下来一个月没有联系。

10月13日傍晚，我在还建小区侧门附近一家快餐厅和马俊波不期而遇，他邀请我去他家里聊天，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他长期独居在一套140平米的房子里，偶尔带女人回家，其他访客极少，我上次到访已经是好几年以前。他的家看上去没什么变化，灯光昏暗，家具简陋，没有烟火气息，他很少做饭，厨房大部分时间闲置。客厅有沙发，但或许只是摆设，不知道积了多少灰尘，他让我去他的卧室聊天。

我们的话题聚焦在他的婚事。新娘的确来自台湾，她在江苏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大陆比较熟悉。关于她的更多背景，还有他们如何相知、相恋，他有些语焉不详，不过不重要了，她已经是他的合法妻子。准新娘从台北飞抵上海，疫情期间入境需隔离十四天，马俊波承担了几千块的费用。他们在武汉碰面，短暂地停留，在省民政厅的涉外婚姻登记处申领了结婚证，见过了男方家人，然后结伴回襄阳。抵达襄阳后新娘又隔离了十四天，好在这次政府承担住宿费。他们的蜜月很短暂，一起生活了大约二十天，新娘就因故返台，往返机票都是马俊波买的。他承诺给她一套房子，她答应帮他移民台湾。

蜜月期间他们曾去襄阳境内一处风景区旅游，马俊波向我展示了他们自拍的合影，新郎笑容满面，新娘则表情严肃，似乎闷闷不乐。她果然是个美人，看不出年龄。

我看了他们的结婚证，新娘是1960年出生，比马俊波大十九岁。被我猜中了，她真有六十岁。但她天生丽质，而且驻颜有术，如果仅看外表，她和他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差距。

和他之前接触过的台湾女人一样，新娘的烟瘾很大，一天两包烟，这让马俊波极度痛苦。他迫使她写了戒烟保证书，并以离婚相威胁。我蛮能理解他的，我辞去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直接原因就是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二手烟。

女人抽烟让我产生不好的联想。“她会不会是妓女？”我坦率地和马俊波分享了我的担忧。他很激动，“切！怎么会呢？蔡英文还抽烟呢……你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他又被我冒犯了，我们的对话难以持续。

我们一起走出卧室，准备告别。在客厅里，我发现正对着门口的那面墙上挂了一个相框，里面有很多老照片，便驻足欣赏，马俊波站在旁边充当解说。我看见一张全家福，照片中马俊波的父亲还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他现在的年纪差不多，他父亲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还看见他和前妻的婚礼现场照片，他们已离婚七年。相框里还有他和一个女孩的合影，她是他的初恋女友，他在武汉打工时认识的，他们交往时间不长，但他说会永远记得她。

这些老照片看得我这个局外人都有些伤感，马俊波把它们挂在墙上是什么含义？难道他要每天以泪洗面？我猜测可能和他的再婚有关，为迎接台湾新娘，他特意重新布置了房子，在细节方面做了微调。但还是不对，那个上了年纪的台湾女人看见这些照片会怎么想？她会和他共情，感叹他逝去的前半生吗？

他们的婚姻令人费解，不能完全用“交易”来解释。交易要考虑可操作性，追求成功率，需要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但他们好像把婚姻当儿戏，新娘曾对马俊波说，到台湾以后，如果他有需要，她可以帮他纳妾。是的，纳妾—我们有多久没听到这个汉语词汇了？给自己的丈夫纳妾，她是认真的吗？或者这是台湾女人特有的幽默？我真的没有能力解读。

9、尾声

日历翻到了2022年3月，马俊波和他的新婚妻子依旧分隔两地，他移民台湾和赴新西兰打工的事都没有进展。我还在艰难地续写马俊波的故事，我知道故事有些拖拖拉拉，看上去很难写完。我好像失去了耐心，接下来我准备偷懒，通过记流水账来交待过去数月我和他的接触，我要尽量避免耗时耗力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

1月18日上午，失联三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他的微信：“在吗？我回来了。”我问：“你从哪里回来？去台湾了吗？”他说他从武汉回来，在工厂开了一段时间叉车。我们约好十一点半在星巴克门口碰面，我赶到时，他正坐在里面一个靠玻璃幕墙的位置，离吧台不远。他招手让我进去，我坚持要他出来，僵持了片刻，还是我赢了。他冲我说：“为什么不进去呢？坐着晒晒太阳。不用消费，没事的！”他可以随时闯进星巴克，在咖啡师的眼皮底下气定神闲地晒太阳，不花一分钱，这是我永远做不到的。他们家被拆的房子距离星巴克不足百米，某种意义上这里还是他的地盘，这给了他在星巴克反客为主的底气。

和往常一样，我们在马路对面的江堤上散步，聊彼此的生活。我们的对话了无新意，两个无业的中年男人，其实没什么“生活”可言，我们都在深渊里挣扎，以不同的方式。那几天我正在写“一次散步｜我在襄阳的社交生活”，就有意问了几个关于莉莉的问题，他不介意我提起他的前女友。我们聊到工作，他说他过去一年才挣了几千块钱，我说：“你挣得比我多。”他建议我去学开叉车，檀溪路再就业服务中心可以免费学，我干笑了几声，对他的建议未予置评。

1月27日，晚上八点，我去超市购物途中经过星巴克，发现里面有个人很像马俊波，但看不清他的脸。他穿黑色外套，戴一顶帽子，坐在靠玻璃幕墙的座位，正低头看手机，一动不动，很专注，他面前的圆桌上没有咖啡。我走到他的侧前方，以为可以看得更清楚，但是更糟糕，他整个人都消失了—因为玻璃幕墙表面灯光的折射。我不能凑上前贴着玻璃窥视，那样有失体统，而且我也不是非要看清楚不可，我和马俊波不是密友，并不期待见到他。迫使我停下脚步的，显然不是友情，而是好奇心，更确切地说，是我心里的魔鬼。我终于放弃窥视，迈开步子朝商场里走，可笑的是，才走了几步我又掉头回去—心里的魔鬼就是不肯放过我。我回去一看，座位上已没有人，他一定刚刚离开。我快速走到星巴克门口，恰好赶上马俊波出来，我们几乎迎头撞上。

（我又陷入没有节制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记流水账也需要天赋。不管怎样，我要尽快结束这个故事，开始新的写作。）

既然撞上了，没有理由不聊一会儿。外面很冷，我们一致同意进星巴克聊，我挑了一个远离吧台、咖啡师的视线无法触及的位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以他被我冒犯而告终，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1）今年他不用一个人过年了，他母亲和弟弟过两天回来，和他一起过年。

2）莉莉和前夫离婚，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家里没有地位，未得到足够的尊重。莉莉在前夫开的茶楼打工，像普通员工一样领工资，无缘茶楼老板娘的角色。她前夫是香港农民，土地被政府征用（修机场），他获得巨额赔偿，一夜暴富。

3）不久前，他在城南的鹿门寺遇到一位女艾滋病人。二十多年前，她在县医院生孩子，输血过程中她和孩子一起感染艾滋病。她用“鸡尾酒疗法”控制病情，有望再活五年。多年来她一直上访，但诉求未被满足。政府承担她的治疗费和生活费。

4）他和台湾的妻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她的确天生丽质，年过六十了，姿色未见明显衰退，美中不足的是烟瘾太大。

“她一定做过妓女！”我再次和马俊波分享了我的担忧，他的情绪瞬间跌至谷底，丢下一句“不和你聊了”，便愤然离座。当晚我发微信给他道歉，我不该当面说他妻子是妓女。

2月14日，晚上八点，我和他在星巴克对面的江堤上散步，聊他的妻子，还有他移民台湾的进展—没有任何进展。他说他姐姐劝他离婚，弟弟则保持中立。我们又谈到莉莉，莉莉有了新的男朋友。然后我们的对话突然夭折，每次聊女人，我都会冒犯他。

2月26日，他突然给我发微信，问我是否租他的房子，目前的租户（几个玩“剧本杀”的年轻人）合同到期了，没有续租。有个开培训班的英语老师看了他的房子，没看中。

3月1日，他又给我发微信，坚持让我过去看看他的房子，说可以租下来开英语培训班—“担心你的英语浪费了”。他的逻辑让我哭笑不得，我回了一条言辞犀利的微信。

3月6日，我主动给他发微信：“兄弟你的房屋租出去了吗？”他很快给我打来语音电话，说房子已经租给一个开瑜伽馆的，他正在房产中心打印租赁合同。他说赴新西兰打工也有重大进展，劳务中介正在帮他申请签证。

昨天（3月8日），我又主动给他发微信。

“去新西兰的行程确定了吗？”

“没有确定，正在等签证。”

“你确定自己可以去新西兰吗？”

“不确定。”

“开叉车的工作安排好了吗？别去了流浪街头，然后被遣返回国。”

“切！你操自己的心吧。”

我似乎终于体会了被冒犯的感觉，聊天嘎然而止，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也要暂时告一段落。

（2022年3月9日定稿于襄州星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