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警衛員尼古拉·弗拉西克生平簡介
蘇聯改革那幾年,“進步新聞界”幾乎對史達林身邊的每個人進行各種指摘和控訴,承受最多惡名的大概要數弗拉西克將軍。在那些報導中,負責史達林保衛工作多年的弗拉西克被描寫為奴才、看家狗,愚忠主人,讓他咬誰就咬誰,而且貪婪、記仇、自私自利。甚至史達林女兒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也對弗拉西克做了不少負面描述,雖然他曾是她和哥哥瓦西里的主要監護人。
但事實是,尼古拉·西多羅維奇·弗拉西克跟隨史達林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盡心盡力保衛領袖生命安全。當他離去後,史達林只活了不到一年。
從教會學校到契卡
尼古拉·弗拉西克1896年生於白俄羅斯西部博貝尼奇村貧農家庭。幼年父母雙亡,無法接受良好教育。他在教會學校讀書到三年級,被迫開始打工,13歲當建築工地雜工,之後乾泥水匠,又到造紙廠當搬運工。
1915年3月弗拉西克應徵入伍上前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第167“奧斯特羅日斯基”步兵團服役,因表現勇敢獲喬治十字勛章。後因傷提升為士官,調任駐紮莫斯科的第251步兵團排長。
十月革命爆發後,出身社會最底層的弗拉西克迅速下定決心,拉上幾個人投奔布爾什維克隊伍。起先他在莫斯科當民兵(警察),隨即參加內戰,察裡津郊外再次負傷。1918年11月入黨。1919年9月被派往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在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領導的直屬機關工作。
保衛幹部
1926年5月尼古拉·弗拉西克開始擔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行動處高級特派員。據其本人回憶,他成為史達林警衛員始於1927年莫斯科的一樁突發事件:盧比揚卡警備司令部大樓被人扔炸彈。當時休假的業務人員緊急集體召回,他受命保衛契卡特別處、克里姆林宮、政府成員別墅等要害位置,尤其特別注意保護約瑟夫·史達林。
儘管曾發生過列寧遭槍擊的不幸歷史,但1927年時候蘇聯最高元首保衛工作並不十分徹底。史達林身邊通常只有一名警衛員:立陶宛人尤西斯。當抵達史達林休假住的別墅後,弗拉西克更加驚訝:別墅僅一位警衛隊長值守,沒桌布、沒碗碟餐具,領袖吃從莫斯科帶來的三明治。
就像所有白俄羅斯農民一樣,尼古拉·弗拉西克是個可靠的顧家之人。所以他不僅負責保衛,還承擔起照顧史達林家庭生活的任務。
習慣了簡單生活的領袖剛開始對新任警衛員的新措施半信半疑。但弗拉西克堅持主張,度假別墅很快迎來一位廚師和一位清潔女工,由最近的國營農場提供食品——此前該農場甚至沒有聯絡莫斯科的電話線,這也是弗拉西克親自安排的。
暮來朝去,弗拉西克在莫斯科南郊建起一整套“別墅系統”,一批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隨時候命接待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設施都被嚴密保護著。儘管重要政府目標的保衛體制在弗拉西克之前就已存在,但卻是他為領袖的國內出行、官方活動及出國訪問制定了成熟的安全標準。
弗拉西克還規定,領袖出行時其本人與貼身衛士乘坐一輛車,其他隨員分乘外觀相同的多輛車,確保只有核心圈子才知道領袖究竟在哪輛車內。這套制度1969年挽救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生命。
不可替代的、最可信賴的人
短短幾年,弗拉西克已經成為史達林身邊不可或缺的、最受信任的人。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死後,史達林委託弗拉西克照顧三個孩子:女兒斯韋特蘭娜、幼子瓦西里和養子阿爾喬姆·謝爾吉耶夫(譯註:史達林好友、已故政治家費奧多爾·謝爾吉耶夫的獨生子)。
尼古拉·弗拉西克不是教育工作者,但他努力扮演好這個角色。阿爾喬姆和斯韋特蘭娜都算比較省心的孩子,瓦西里自幼頑劣不服管教。弗拉西克明白史達林不會縱容親兒子,儘可能替頻頻闖禍的瓦西里文過飾非。可隨著小子越長越大,行為愈發肆無忌憚,他這面“保護傘”也越來越難當了。
另外,弗拉西克喜歡攝影。史達林、史達林家人與核心圈子成員的許多珍貴照片即出自他手。
成年之後的阿爾喬姆和斯韋特蘭娜回憶童年生活,對這位不是老師的”家庭教師“有截然不同的描述。斯韋特蘭娜說弗拉西克“全權領導父親的衛隊,自認為差不多是父親最親密的人,但他本人文化水平極低,粗魯愚笨,且官架子十足……”
阿爾喬姆·謝爾吉耶夫則說:“保衛史達林安全是他主要職責。這個活兒真不是人幹的。要對一切負總責,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十分瞭解史達林的朋友和敵人…… 弗拉西克平常怎麼履職?通宵達旦,不存在6-8小時換班這種說法。他畢生工作,不離史達林左右,史達林房間隔壁就是弗拉西克房間……”
10-15年時間,尼古拉·弗拉西克從普通警衛員成長為將軍,領導著龐大的機構,不僅負責最高領導人安全,還替他打理生活。戰爭爆發,弗拉西克又承擔從莫斯科撤離政府要員、外交使團和人民委員部的重任。不僅要把這些人護送到古比雪夫,還得把他們安置妥貼、確保無恙。列寧遺體秘密運出陵墓、以及1941年11月7日紅場閲兵保衛也都是弗拉西克操辦的。
加格拉暗殺
總之,弗拉西克在身邊的許多年間,史達林可以說毫髮未損。同時從弗拉西克回憶錄可知,這位高級別保衛幹部對潛藏的行刺企圖相當重視,直到晚年仍相信託洛茨基團夥曾經陰謀殺害史達林。
1935年,弗拉西克的日夜警惕似乎得到驗證:史達林等人在加格拉地區划船時忽遭岸邊火力射擊,弗拉西克立即用身體掩護史達林,所幸都沒挨子彈,小船迅速脫離危險地帶。
弗拉西克當然相信遭遇了暗殺,而反對者後來認為這一切不過是(貝利亞安排的)表演。具體到當時情況,還有一種可能性,即邊防部隊事先不知道史達林乘船觀光,誤認做非法闖入者。
私掠母牛?
偉大衛國戰爭中,弗拉西克三次參與同盟國領袖會晤保衛工作,出色完成使命。他因德黑蘭會議成功舉行榮獲列寧勛章,因克里米亞會議榮獲庫圖佐夫一級勛章、因波茨坦會議再度榮獲列寧勛章。
但就在波茨坦會議期間他被人指控貪腐:據說會議結束後弗拉西克從德國帶回許多珍貴物品,甚至包括馬、兩頭母牛和一頭公牛。後世常把此項指控援引為史達林警衛人員貪婪無度的例子。弗拉西克對此的解釋是:1941年德軍進占其故鄉博貝尼奇村,姊妹家房屋付之一炬,村民半數被殺,大侄女也被擄到德國服苦役,各種牲畜掠奪一空。後來姊妹和丈夫參加游擊隊,白俄羅斯解放後回家一看,村莊僅剩殘垣斷壁。所以,他要從德國帶回牛馬補償親屬。
那麼這種行為屬於貪腐嗎?從嚴格意義上講也許屬於吧。史達林得知此案,嚴詞命令停止進一步偵查。
失寵
1945年7月尼古拉·弗拉西克授中將銜。1946年開始領導隷屬國家安全部的保衛總局,該機構年度預算1.7億盧布,擁有幾千名員工。弗拉西克雖不追求個人權力,仍然樹敵無數。因為他過於接近史達林,決定誰能面見史達林、誰不能,足以影響領袖對某個人的態度。
黨政領導層許多高官急於擺脫弗拉西克,關於他的各種“黑材料”被鉅細靡遺地蒐集起來,試圖一點一滴損害史達林對他的信任。1948年孔策沃別墅警衛長伊萬·費多謝耶夫被捕,酷刑之下供稱弗拉西克陰謀毒殺史達林。史達林對此不以為然,表示貼身警衛員如果真想這麼幹,早就動手了。
1952年政治局決定成立委員會檢查蘇聯國家安全部保衛總局工作情況,一下子暴露出來令人極為不快的事實:別墅警衛員和工作人員趁領導人不來的空閒時候“狂歡作樂”,偷吃各種食品和名貴酒飲。接著找到證人,作證說弗拉西克本人“不反對”這種放鬆形式。
根據上述材料,1952年4月29日尼古拉·弗拉西克被解職,調往烏拉爾城市阿斯別斯特,做蘇聯內務部巴熱諾夫斯基勞改營副主任。
為什麼史達林突然拋棄一個忠心服務25載的舊人?也許他最近幾年疑心越來越重,也許他認為酒後放縱盜竊國家財產是太嚴重的過失。第三種猜想:眾所周知這段時期的史達林開始提拔年輕幹部,從前的老戰友明著對弗拉西克說:“該換掉你了”。所以,也許史達林正想藉此機會把弗拉西克攆走?
無論怎樣,對常年保護史達林的貼身警衛員來說,這一結局委實難以承受。1952年12月弗拉西克又捲入“醫生案”被捕,指控他無視利季婭·季瑪舒克的舉報——她曾控訴一批專家教授“治死”了日丹諾夫等領導人。對此,弗拉西克在回憶錄中表示沒有理由相信季瑪舒克:“沒有任何材料能往教授們身上潑污水,我向史達林作了彙報”。
弗拉西克在獄中連受幾個月高強度審訊。這位年過五旬、一朝失寵的領袖貼身警衛咬緊牙關堅持不服軟。他準備承認“道德敗壞”甚至盜竊公款,但絶不妥協“陰謀”和“間諜”指控。“我確實跟許多女人同居過,和她們一起與畫家施滕貝格喝酒,但這些都是以犧牲我自己身體健康和業餘時間為代價的。”
他能讓史達林晚點兒死嗎?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亡。拋開“被人謀害”的可疑猜測不談,假如弗拉西克仍然在崗,很可能會延長其生命。當時史達林在孔策沃別墅發病,躺臥地板若干小時無人察覺,因為誰都不敢入內“驚擾領袖休息”——但弗拉西克除外,他也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隨著史達林嚥氣,“醫生案”宣告終止。除弗拉西克外其餘被告先後獲釋。1953年6月拉夫連季·貝利亞垮台也沒給弗拉西克的命運帶來轉機。
1953年1月17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裁定尼古拉·弗拉西克犯濫用職權罪,情節特別嚴重,依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典》第193-17條”б”款判處10年流放,剝奪軍銜和國家獎勵。1955年3月弗拉西克流放期減為5年,押送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服刑。
1956年12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議赦免弗拉西克,消除其犯罪前科。但未歸還軍銜和各項獎勵(3枚列寧勛章、4枚紅旗勛章、1枚庫圖佐夫一級勛章、1枚紅星勛章)。
弗拉西克回到莫斯科,在這座熟悉的城市裡他幾乎一無所有:財產被沒收,獨立公寓變成集體公寓。弗拉西克頻繁出入各個部門,不停給黨政領導寫申訴信,要求恢復名譽、恢復黨籍,無奈石沉大海。
於是開始秘密口述回憶錄,談他怎樣看待自己的生活、做某些事的理由,以及評論史達林:
“史達林死後出現了‘個人崇拜’的說法…… 如果一個人,一個擔任領導職務的人通過言行贏得眾人尊敬、喜愛,又有什麼不好呢…… 人民愛戴、尊敬史達林。他是國家的化身,帶領國家走向繁榮和勝利。他領導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人民都看在眼裡。所以他享有極大權威。我十分瞭解他…… 而且我肯定,他只為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而活。”
“當一個人死了,不能為自己辯白的時候,指責他罪大惡極是很容易的。為什麼活著的時候沒人敢指出他的錯誤?被什麼阻擋了?恐懼嗎?還是說就沒有需要指出的錯誤呢?”
回顧平生,弗拉西克總結道:“我在25年無可指責的工作中,從未受過任何處罰,只有表揚和獎勵,卻被開除黨籍、扔進監獄。但無論我處於什麼狀態,在獄中遭遇何等嘲笑、挖苦,我的靈魂不曾怨恨史達林,從沒有,一分鐘也沒有。我完全明白他生命最後幾年身邊那種氛圍。這對於他很艱難。他畢竟是個年老患病的孤家寡人…… 他始終是我最親愛的人,任何誹謗也無法動搖我對這位偉人的愛和最深敬意。對我而言他代表著我這一生最光輝、最寶貴的東西——黨、祖國和同胞”。
死後平反
1967年6月18日弗拉西克患肺癌死於莫斯科,下葬頓斯科伊公墓。2000年6月28日俄聯邦最高法院主席團撤銷1955年對弗拉西克的判決,並以“無犯罪事實”終止此案。2001年10月弗拉西克養女領回父親被法院剝奪的勛章。
直到2011年聯邦警衛局才解密公開了尼古拉·弗拉西克的檔案文件,雖然他是該局實際創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