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述评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只谈经济改革。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上上下下都知道，资本主义远比社会主义好。例如作家王蒙就讲过：“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

下层民众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秘密立下生死状，实行包产到户。临近香港的广东保安县，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有一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香港，其中有30万人成功。他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用脚投了票。

在上层，一批批高级官员出访北美西欧，为西方社会的富裕繁荣深感震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访问了英国，发现那里的清洁工的工资竟然是他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四倍以上。王震说：英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很受重视。我们说的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另一位中共高干率团访问加拿大，回来后在家里整整两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后来终于对女儿开口。说：人家的生活实在太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对于这一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是很清楚的。

举一个例子。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 1949年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 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还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一位中共中级官员讲了一句话，流传很广－－“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它必然导致对共产党革命以及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 本主义，这不等於说当年的共产革命是犯了可怕的错误甚至可怕的罪行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围绕着经济改革的问题，中共内部分为两大派：改革派和保守派。深入考察还可以发现，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官员，也都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例如，袁庚在他的经济特区带头进行了若干民主试验；而那些反对经济改革的官员，也几乎都是反对政治改革的。实际上，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担心经济改革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共产党丧失其专政地位。有位保守派到深圳参观，发现那里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仍然很不高兴，气冲冲地责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一位年轻官员回答说：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于是这位保守派就不再责问了。可见，他关心的并不是姓社姓资，而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

邓小平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他既要经济改革，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他鼓励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搞一次反对政治自由化的运动。但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很多中共官员，在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念的同时，也合乎逻辑地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越是支持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就越是认同自由民主理念。因此，邓小平发动的反对政治自由化的运动，越到后来越是遭受到党内和民间的共同抵制，越来越反不下去。

1988年秋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来到十字路口。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指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已经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假定和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此前的经济改革，已经把原来那一套社会主义改得大变模样，但原来那一套的基本框架还没多大触动，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可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那套大框架，一旦实行，你就再也不能说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了，而一旦经济上抛弃了社会主义。那么政治上的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立足之地。

这就大大地激化了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改革派要求深化经济改革，同时也要求政治改革。据说在当时，改革派甚至酝酿从宪法里去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保守派则坚决反对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甚至直接向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不是搞社会主义的，应该让他下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

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在复辟资本主义，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邓小平为六四屠杀辩护。他给八九民运扣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其核心是打到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注意：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套话语扣在八九民运头上，以此作为六四屠杀的理由。那么，这是不是说，在当时，邓小平还信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但是他深知，要使得镇压师出有名，必须打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套话语。

接下来，邓小平又对改革开放做辩解，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因为他深知，如果他承认如今中共已经不搞社会主义了，要搞资本主义了，他的镇压就完全失去依据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也就完全失去依据了。

邓小平的解释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的经改革，尽管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直到八九民运前夕，这种改革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假定，原来那套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多大触动，因此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

这看上去很奇怪。仅仅两年多前，邓小平还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怎么到现在又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借口，是为了给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那件百孔千疮的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社会主义信念破产，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于是，在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甩掉了早已破绽百出的社会主义紧身衣，轻装上阵，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回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回市场经济。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卖，三是分。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搞共产，共了地主的土地，共了资本家的工厂，现在再把那些土地和工厂还给原先的地主资本家或者他们的后人。如果无法原物退还了，那就折合成钱退还。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卖”和“分”这两种办法。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卖”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但问题是，大家都找银行借钱，银行该借给谁不借给谁呢？要是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这种办法的困难很明显。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大企业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不成卖国了吗？

既然“还”和“卖”这两种办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前共产国家在化公产为私产时，主要都采用第三种办法－－“分”。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非但不会增加，而且还会降低。

以上的说明自然很简略，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卖、分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一步到位、大功告成了。

那么，凭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这种做法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前，官员们已经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属于人民的公产变成自己的私产，但是在那时他们还只敢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道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私有化经济改革热潮。由于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中国的私有化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

第一波是土地投机热。部分权势人物，主要是高干子女，凭借权力和关系，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夜暴富，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应运而生。

第二波是国企私有化。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一类口号下，大小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花样百出。有的企业说是卖给私人，但却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而是会计事务所和国有资产评估所严重低估国有企业的价格，然后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获取丰厚的中介费。有的国有企业宣告破产倒闭，但就在这家破产国企的旁边，冒出了一家生产同样产品的私人企业，而这家私企的老板不是原来那家国企的厂长书记，就是厂长书记的亲朋好友。更有大批的国有企业以MBO即管理者收购的名义，一步到位地把企业的所有权或控股权送到了原来的厂长书记手里。社会学家黄纪苏总结道：“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几千万国企工人失业下岗，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实际上的弱势群体。在“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与思考”一文，黄纪苏引用了网上流传的一段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名词解释：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部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

中共的国企改革激起了国企工人的强烈反对。长沙市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公有制计划经济效益地下，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反驳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不下台却要我们工人下岗呢？凭什么你们大小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

对于国企工人的反对与抗议。中共采取了铁腕手段强力打压。我们知道，过去共产党镇压民众抗议，总是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另外，中共扭曲人权的含义，声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可是，下岗工人正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他们正是为了基本生存权而抗议。因此，中共找不出任何理由去镇压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所以在这里，它索性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一类基本教义扔到九霄云外，干脆赤膊上阵，硬是把人民－－而且首先还是党章宪法上明文规定领导阶级－－当作敌人。黄纪苏说他在九十年代后期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

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于是，最荒谬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讽刺的是，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公产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公平，能为大家接受；但这种做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它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则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整体上，它不具有合法性。这里，我们涉及到目前中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还缺乏足够的理解。

中国的情况和俄国东欧都大不相同。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无可置疑。 二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替，但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没有“重新洗牌”或曰“秋后算帐”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中国政府把自己过去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而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却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 譬如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 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 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 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

六四之前，邓小平还十分强调姓社姓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出现百万富翁阶层”。然而今日中国，却早已是两极分化。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警戒线。今年5月，李克强讲话，承认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多达两亿的贫困人口。但与此同时，中国不但出现了大量的百万富翁，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根据今年10月公布的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翁（不包括港澳台）人数已经超过美国，达到596人。相比之下，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亿万富翁人数才只有537人。而且我们可以断言，胡润富豪榜的这个数字还是缩了水的，因为还有不少高官家族早已是亿万富翁却榜上无名。

必须看到，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大部分中国富豪的巨额财产，既不是来自历史上的积累与继承，也不是来自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靠权力巧取豪夺。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在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没有带动政治改革。 事实正好是反过来的。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

2012年11月，《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中国若政党轮替，整个社会将大动荡”。社评说：“政党轮替在中国之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政党轮替只是权力轮替，而中国一旦发生'轮替'，触动的决不仅仅是权力，而是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和大动荡。”。《环球时报》这篇社评不打自招，道出了中共当局做贼心虚的深刻恐惧，也道出了他们对人权与民主的强烈敌意。当初他们是持枪抢劫，如今东西抢到手了，他们怎么敢把枪放下呢？

中共当局深知，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其实就是建立在残暴的专制高压之上的。当广大人民还慑于专制高压的淫威，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或者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拾取一点残羹剩菜。可是，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可以想见，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或松动，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分配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 在这一矫正过程中，势必将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 既有的财产分配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不短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和未来中国这场经济乱局相比，俄国和东欧等国曾经出现的所谓经济乱象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共当局的如意算盘是，继续采取目前这种改革路线，继续权贵私有化，只不过在掠夺瓜分之余也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并凭借现代化的国家镇压机器，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然后经过几个世代，不法之财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 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又假如中共专制政权居然挺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 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因此，要避免出现上述危险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现在就加紧推动民主进程。不错，在眼下争取民主化，阻力很大，风险不低；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推迟抗争，只会使阻力更大，风险更高。

2015年11-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