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階級(二)

培根曾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透過人的吸收及傳播對於個體的成長產生影響，而當每一個個體的知識力量匯聚成群體力量後，便表現在社會結構上的翻轉與更新，人們意識到知識所帶來在物質上的技術進步，進而滿足人類心靈上的充實與安全感，進而將知識運用於生活的改善，於是知識不在是靜態的被動理解與被閱讀，而是轉型成為主動改變世界的力量，故知識形成了具體改變社會的權力途徑，而權力是將知識形體化的一個過程，並間接地促進了知識的變動，因此，知識與權力二者間的關係，在不斷地被解構再被建構的過程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

可以說，掌握知識的論述權，就是掌握了價值判斷的權力，在此架構下，誰有權決定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端視於說的那個人其權力的位階高低，並依據其主觀判斷連帶形成對他人的刻板印象，最後，在真實行動中形成了相互貼標籤的行為。

例如：我自己就意識並發現到，自己看到了學生的偏差行為而形成刻板印象，進而與內在所認知的「好學生」產生衝突與對立，連帶對學生形成了偏見，並依據自己的品格認知，進行道德勸說與論述灌輸，這種透過自身特定視野與自己品格的行動準則來詮釋學生外在行為的「應然」思維，造成師生之間形成了上對下的宰制關係，而非平行對話的互動關係。

由此看來，放在社會學的論述中，道德是權力展現的另一種方式，是有其主觀的層面，非我們所想像的如此客觀。

這個邏輯，放在個人的角度影響的只是周遭的人，然而，放在更大的統治與管理角度，由於其所影響的範圍關乎於更多的人民，更多的組織，因此，他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包裹權力」的形式與樣態，就更為複雜與難以辨認，若沒有謹慎處理並意識到這份力量，便會形成社會性的災難，如中國的文革、德國的納粹，都是前車之鑑，而這些歷史災難，都是透過道德的論述來形成排擠意見的統治工具，不會容許任何對話，而是透過塑造主流思潮，以貫徹其統治專制的意志力。

如此看來，道德的階級意識型態會左右我們對於真實性的判斷。

進一步分析此種意識型態的灌輸，是來自於我們的教育系統。

在我的研究中，我分析了台灣的「品格教育」課程背後的道德觀，受到了國家意識型態的影響鉅深。

例如：就小學課程而言，清光緒末年到民國11年，均設有「修身」一科，直到民國12年，依據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將「修身」改為「公民」；民國17年，設「三民主義」一科；民國18年，廢除「三民主義」與「公民」二科，另設「黨義」一科（修蔡孟錡，2006），而就國中部分，在民國64年，實施了「生活與倫理課程標準」，在這段時間的教育政策仍是以反攻復國為目標，強調民族精神教育、勞動生產教育、文武合一教育的重要性。主要內容包括黨化教育政策（仇匪教育、領袖偶像崇拜），強調正統觀念，高中生得上軍訓課程，高唱反共抗俄歌曲，高中生修三民主義課，大學生修國父思想等，甚至後來的髮禁、舞禁，都是此種政策下的產物。此項政策對當時時空環境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作用，但也形成學制僵化、民主教育發展遲緩及升學惡補等問題（蔣致遠，1990）。

由此演變來看，品格教育的目標從強調修身的觀念，逐漸加入了國家機器的思想，將原本僅重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修身」道理，擴充成為「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崇高情懷，而此種情懷又納入的黨國精神的滲入，由此可知，道德的核心與國家意識型態有著縝密的關係，國家力量會透過各種既存的社會制度、規範、法律與懲戒系統，來滿足其統治階級的利益。

有關道德與國家霸權的關係，將在下一章中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