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帮助朱令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李佳佳Audrey
今年11月24日是朱令46岁的生日。此时此刻，知道朱令已经十多年，接受朱阿姨吴叔叔的委托开始采访写作记录她的故事也已经两年多，终于要成书了。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期间心事重重，噩梦连连，常常就把自己代入了朱令和她的家庭，要时时刻刻注意抽离，与抑郁倾向斗争。今天，历时两年多的写作，《朱令的四十五年》这本书繁体中文版出版了，作为我送给她最好的礼物。以下是自序。
自序
第一次听说“朱令”这个名字是在2006年。当时的我还是复旦的学生，每天穿梭于宿舍、图书馆和南京西路的实习单位，早出晚归，疲惫不堪。从象牙塔初涉社会的好奇、期待与焦虑、失望交织，一切都是新鲜的。
那是一个社交网络尚未出现的时代，高校BBS是我们获取信息、流连忘返的地方。我在日月光华站点第一次看到十年前一个韶华盛极的清华女生身上发生的悲剧——她原本万千宠爱于一身，父慈母爱，开朗乐天；她从小到大出类拔萃，卓尔不群，聪慧博学，多才多艺；她更是女孩子们都羡慕的那种姑娘，身形修长，面容清秀，从音乐到运动，从英文到化学，都信手拈来，样样精通。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是重点学校里耀眼的学霸，弹奏古琴和钢琴，还是游泳和田径运动员。到了荷塘月色、菁英荟萃的清华园，她依然是民乐队的台柱子，班级里不必死读书便能考出不错成绩的优等生。如果后来的事情没有发生，她应该早已出国深造，成为一名颇有成果的科学家，大概还有着幸福的家庭和其乐融融的生活。
然而，在21岁那一年，命运的眷顾戛然而止。她神秘地“病倒”了，深度昏迷将近半年，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会诊救治却束手无策。她的高中同学们无法接受一个曾经青春美好灿烂炫目的女孩就这样不明不白离去，想到使用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的互联网向世界求助。很快得到了雪片一般的回复，全球各地的医生们众口一词地提到了同一个元素——铊。
这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金属。无色无味，极易溶于水，含有剧毒。人体的中毒症状即使只是阅读文献都会令人不安：肢体剧痛，大量脱发，视力全盲，对于大脑、神经与内脏的伤害更是难以想象。在朱令所在的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几次三番断然否认她有可能接触到铊之后，在收治朱令的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不由分说轻率排除铊中毒可能之后，这个彼时21岁的姑娘错过了被救治的最佳时机，她和她所在的家庭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当终于历经波折被正确检测和确诊，医生们终于采取对症治疗把吞噬她的肌体、美丽与智慧的毒素排除的时候，距离她最早出现中毒症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她的生命得以保存，却永远丧失了曾经的灵动和美好，双眼全盲，下肢瘫痪，语言能力几乎不复存在，智力只剩下几岁孩童的水平。
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金属元素，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国，了解它的毒性，熟悉它的作用，能接触到它的人寥寥可数。“没有人会用它自杀，痛苦的太厉害”，为朱令化验检测确定铊中毒的毒物专家陈震阳这样说，“这只能是他杀”。也就是说，朱令，是被人投毒的。
从1995年到2019年，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朱令的父母，一对最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们坚毅、淡然、隐忍而又不屈的陪伴，陪伴女儿生活，陪伴女儿经历时好时坏的健康，陪伴女儿度过一次又一次时代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网络关注，陪伴女儿永不放弃地期待真相和公义的来临。他们有着民国时期出生，新中国成长，文革前老一代大学生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有的特质，被时代洪流一次次裹挟，不怨天尤人，也不激烈抗争，不卑不亢，保有尊严，平和温良，从不放弃。
我至今记得自己在13年前那个夜晚看到朱令的故事时所受到的震动，屏幕上朱令中毒前的照片明眸善睐，笑颜如花。而被铊毒伤害之后，她变得目光呆滞，身躯笨拙，所有生活起居都需要日渐年迈的父母亲手照顾。我看着她在ICU由于疼痛而睁圆双眼的照片就会不由自主代入，想象她的痛苦，伤感她的不幸，佩服她的坚强和生命力。多年后的这个春天我在北京和83岁的陈震阳先生交谈，他说起铊毒最大的伤害——剧痛，就犹如用刀割自己的身体，连被子盖在脚尖都无法忍受。再一次，愤怒、悲伤、郁结一起袭来，让人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似乎永远有那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和浓雾。1995年年末，彼时负责侦破的北京市公安14处民警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民警不可谓不认真尽责，跑到河北石家庄，落实了清华曾经购买铊盐的发票，确定清华有铊，甚至化学系就有学生能接触到。随着侦破的深入，一切的疑点指向一个人——朱令的同寝室室友，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孙维。
然而，看似唾手可得的公义却在令人窒息的迷雾中渐行渐远。无数轮权力的博弈之后，案子依然无解，并且在后来的二十余年里成为了清华、朱令当年的物化二班同学们、协和医生们等等牵涉其中的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伏地魔”。“这事太‘敏感’”，是无数善良和渴求真相的人们不断听到，无比唏嘘、失望的一句台词。
在社交网络时代，很多人曾经乐观于“围观改变中国”。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宏愿，但我想，或许“围观”能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做点什麽。这过去十几年里，我积极地发帖，翻译外媒，向关心朱令的人介绍她家庭的最新情况。2013年，由于复旦再一次发生震惊全国的学生投毒案，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望向了中毒已经将近20年的朱令。这一次，无数媒体的聚焦和问责汹涌而至。愤怒的人们甚至自发到了美国白宫的“We The People”网站请愿，要求把传闻中已经移民美国的嫌疑人孙维驱逐离开。
结果可以想见，群情汹涌之后，事情回归本来。行政无法干预司法，美国政府也不可能为中国的公义充当“信访办”或“包青天”。北京公安在沉默多日后发布了一则短暂的公告，宣称当时“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导致案件最终无法侦破，并专门强调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
唯一的好消息是，这之后，朱令一家三口被有关部门安排到了北京远郊的小汤山疗养院，良好的护理和医疗条件是无数善良网民对于真相的不懈追求换来的些许慰藉。
2017年，年近八旬的朱令父母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但对于女儿的牵挂使得他们一次次从脑溢血、肠梗阻这样凶险的突发疾病挺了过来。“应该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就是这个时候进入他们的脑海的。“或许再不记录，就没有机会了”。我于是在2017年年中接受了二老的委托，开始走访朱令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的多位同学，以及已经退休二十余年、被网传早已离世的陈震阳等等亲历者。并仔细查阅关于这个延绵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奇案留在互联网上的各种文本，开始记录和写作这本非虚构作品。历经一年半，获得上百小时的采访，十几万字的记录，终于成形。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个结果看似已经很难改变的悲剧？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帮助朱令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她的不易就是我们的不易，她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为了我们自己在一个弱肉强食狼奔豕突独立司法依然缺位的社会里，“平庸”不会有人嘲笑欺侮，“优秀”不会有人嫉妒加害。能公平地有尊严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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