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老師：在現代中國的社會夾縫中做巫師「在場 · 非虛構寫作獎學金」
文/黃鈺晴 編輯/謝丁
一、突然發瘋的少年
阿雷的故事，他自己講得很熟練。他說小時候家裡特別窮，母親生下他不久就外出打工了。他還沒有扁擔高，就得開始挑水幹活。當然，這沒有什麼奇怪的，村裡的孩子都早當家。奇怪的是他的夢。他說，總有一些鬼神出現在他的夢裡，跟他說話。不做夢的時候，他隔三差五抱著一根棍子或者柴條念念有詞，做出彈撥琴弦的動作。沒人知道他是從哪裡學來的這些。他去上學，同學們說他是神經病，都不跟他玩。所幸那會兒他的奶奶還在世，雖然村裡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了，但奶奶知道傳統怎樣應付奇奇怪怪的事——去問仙。
所謂問仙，就是問神仙。但普通人是沒法和神仙對話的，得通過一些“老師”。“老師”是扶綏人對於民間信仰儀式專家的尊稱，類似于“師父”。
一位“老師”給阿雷做了一場儀式。傳統很靈，阿雷有段時間沒再發作，家裡人松了一口氣，以為就此太平了。
然而沒過多久，阿雷發現自己又開始“不正常”了。他時常迷糊，嘴裡說出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話，還滿地亂撿東西。上了初中，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他在學校待不下去，上到初二就輟學了。村裡的年輕人，讀不成書無非兩條路：當兵或者去打工。阿雷去了省城，和父親在建築工地做裝卸。但是沒過兩年，他故態復萌，覺得全身不舒服，又跑回了家。
回家又能怎麼辦？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姐姐在衛校上學。農村不養閒人，他無事可做，只好每天跟著伯母去種地、砍麻杆、背柴。
有天傍晚，他沒去砍麻杆。晚上九點多，伯母回到家，發現他坐在床上神志不清，抖著腿，嘴裡喃喃著別人聽不懂的話，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他身體裡控制他。家裡人陸續回來，看到他自己去點了炷香，宣佈他的兵馬要去認蔔利村的“老師”做師父。
附近的一些“老師”看了阿雷的狀況，說這怕不是中邪，是“出仙”。
“出仙”是個壯語直譯詞，指神靈之力在一個人身上顯現了出來，更多時候，這個詞約等於形容一個人突然發瘋。他們說，阿雷的祖上也有做“老師”的人，現在，老祖先所帶領的陰兵陰馬看上了阿雷，要選他做“老師”，教他“帶兵馬”。
家裡人大為吃驚，阿雷才十四歲，怎麼好做這樣的事？但顯然，那些陰兵陰馬並不肯消停，阿雷“瘋”的時候也越來越多。最後，阿雷的家人依照“兵馬”的指示，前往蔔利村找到了後來成為阿雷師父的“老師”陳文和。
但和“兵馬”所希望的不同，阿雷的家人請求陳文和先做個法事，暫時封住那些“兵馬”，至少拖到阿雷成年結婚。阿雷後來猜測，這是因為“做這一行比較難找老婆。”
按家人的意願，陳文和做了一場儀式，儀式上要用到一隻公雞，傳統稱為“金雞”。按照傳統，如果最後殺雞占卜時，雞頭朝向師父，就說明儀式成功。但這場儀式的最後，金雞撲騰一圈，雞頭一直固執地朝向門外。
陳文和搖頭歎氣：“封不住了，那些兵馬要來了。”
傳統就是這樣的。阿雷說，這意味著花婆已經接到了權杖，這個人是要做“老師”了。花婆，壯族民間體系中最重要的神靈之一，老師們也尊稱她為花王聖母，她掌管所有老師在神界的“戶口”。
在家人的不情不願中，十四歲的阿雷立壇拜師，踏上了修仙做“老師”之路。
二、初識阿雷
我第一次見到阿雷是在2019年夏天，那時我還在讀研，暑假在南寧的一個博物館實習，認識了來自廣西南部左江流域地區的老鄉吳濱老師。吳濱和阿雷相熟，得知阿雷要做天酒儀式，邀我同去。雖然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天酒儀式究竟是什麼，但作為一個影視人類學學生，我全身所剩無幾的學術細胞都在提醒我，這肯定是一個絕佳的民族志電影題材。
我們駕車從南寧出發，下了高速，又走了近一個小時塵土飛揚的縣道。吳老師在車上放了一段天酒儀式的唱段，跟我說這是儀式中的“過海”部分。我完全聽不懂那些古語，心裡默默旋出了很多問號：過海？我們這裡有海嗎？
我們正經過的唯一的海是蔗海。盛夏裡，甘蔗田仿佛緩流舒展的碧綠海水，在我們四周湧動。扶綏位於廣西中南部，是左江流域最東側的縣份，也最接近首府南寧，擁有左江流域罕見的廣闊盆地。它和左江流域的其他諸多縣份一樣，以甘蔗為主要經濟作物，兼種速生桉。
我們拐進鄉道，路過許多檁上碎瓦已坍出窟窿的黃泥屋，泥牆上刷著半截掉色的白漆標語：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下午的村莊顯得分外寂靜，只有老牛在龍眼樹的濃陰下緩慢咀嚼著什麼。
吳老師說他老家就在阿雷隔壁村。但在一個又一個相似的村子掠過後，他也開始嘀咕：“是這條路吧？”就在我們幾乎疑心已經迷路時，草叢裡出現了一頂懸掛彩帶、被花式剪紙裝飾的小棚。吳老師說：“呐，雷老師在那裡。”
我轉頭向窗外望去，幾個披著花花綠綠“床單”道袍的道士站在棚子附近，我正在猜哪位是阿雷，就看到一個穿著T恤和運動褲的年輕人跩著拖鞋朝我們走過來。
他最多比我大一兩歲，白白淨淨的梨形臉，勉強可以算是濃眉大眼，身形微胖，看起來不苟言笑，他拖鞋上印的小黃臉倒是笑著。吳老師和他講普通話：“我把車停你家哦？”
“都得。”阿雷扒著車窗，同樣用普通話漫不經心地回答，“我一會兒就回去了。”
我們開車進村。阿雷邀請了好些不同地方的“老師”來助陣。全村都佈置了道場，我們邂逅他的地方正是進村的路口，村裡的大榕樹、祠堂前也都安了彩棚和一些幡旗，有村民和老師在旁邊忙碌。
阿雷的家是一棟三層小樓。和村裡的其他房子一樣，除了一層灰色水泥塗層，沒有任何外表裝飾。門邊堆著一摞曬乾的褪色麻杆。我們從面朝公路的一扇小門進屋，進門看到了一張床，上面堆滿雜物，床下鋪滿玉米，這不是客廳——好幾個月之後，我才意識到，這扇門是阿雷家的後門——他的房子遵照了“老師”在私人空間上嚴格的方向設定，儘管正門面向的地方根本不通車。隔間背後是一個大廳，靠牆半空的架子上供奉祖先牌位，右側放著一張四方八仙桌，桌上擺滿了貢品：花式迭放的帶葉芭蕉、火龍果、蘋果，排成一列裝滿生米的碗，紅黃兩色糍粑，糖果和餅乾被精心碼在紅玻璃高腳盤裡，插了鮮花的花瓶，甚至還有透明玻璃瓶裝的各色雞尾酒。桌子上空懸掛著串連的彩色千紙鶴和紙花，還有一頭插滿紅香杆的青木瓜。
我很難一下子識別這麼多複雜的裝置，儘管我和阿雷勉強算是同族同鄉，但這個大廳已經超出了我過去二十四年的經驗認知範圍。我從來沒有這麼直接地走進一位“老師”正在準備儀式的家。阿雷的家，大概是我故鄉之中的異鄉。
此刻阿雷家裡已經人聲鼎沸。不少村裡人在廚房裡忙活，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吳老師用本地壯語和他們一一打招呼。沒多久，阿雷回來了。在一大群忙裡忙外的老人裡，他顯得異常年輕，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甩著拖鞋穿行於家裡的大廳和廚房，威風八面地指揮姑姨嬸婆們準備祭祀用的材料和食品。村裡人都恭恭敬敬地稱他“老師”。
吳老師向阿雷介紹了我，他不冷不熱地點點頭，表示認識了。我跟他半開玩笑地說，以後我可能想給他拍紀錄片，他漫不經心地聽著，一邊順手佈置大廳裡的祭品，不時給來問他的人吩咐事情。就在我捉摸不透他到底對我的建議是個什麼態度時，他斜我一眼，輕描淡寫丟下一句：“可以啊。”
我愣了一下：好傢伙，這以後可怎麼拍。
阿雷沒有再理我們，又投入到準備儀式的人群中去了，丟我獨自在一堆不認識的裝置面前發呆。儘管我和阿雷都出生於廣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區，按之前壯族學者對地方文化的分類，我們是“一個文化圈”的人，但在這樣一個“老師”家裡，我還是十分迷茫。
而且，阿雷和我記憶中的“老師”也不大一樣。
三、熟悉又陌生的魓末
對於我們這代壯族年輕人來說，“老師”是一種熟悉又陌生的存在。不同于太陽底下的教育工作者，我們的“老師”不是一份可以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職業。人們提起他們，往往諱莫如深，一如人們對待民間信仰——我們需要，但應當秘而不宣。
在廣西南部壯族民間，“老師”可大概分三類。
一類是道，從業者稱道公或者師公，他們受道教的影響最深，儀軌規範，使用漢文經書，常常在葬禮上出沒，為人送走晦氣，或者把人送走。
其他兩類可以被理解為民間巫師，需要“出仙”才能做。你會從他們那裡聽到很多類似的人生故事：忽然有一天感覺不舒服，發瘋或者生病，直到拜師立壇才恢復。這些民間巫師據說能夠與鬼神通靈，穿行於陰陽兩界。他們還尤其喜歡“上夜班”——總是下午五六點吃完了晚飯才開始做法事，一直做到第二天淩晨四五點，讓觀眾、幫忙的人都跟著嚴重睡眠不足。
我後來聽一個“老師”說她“出仙”的過程：她突然沒來由地生病，全身乏力，躺在床上起不來，迷迷糊糊甚至要拿起菜刀去砍自己丈夫，用開水去澆自己兩歲的兒子，還好被家人及時阻止。當家人帶她去問仙，她自己說出了要去拜哪個師父，兵馬從哪裡來。
往細裡分，這類“出仙”的民間巫師又可以分為“仙公仙婆”和魓、末。二者的經書、儀軌和要拜的神靈不同。對於外人而言，二者最顯著的區分標識是他們使用的法器。魓末有獨一無二的法器：用葫蘆做成的天琴和銅環（魓末稱為“馬”）。
相比一般的仙公仙婆，魓末主要分佈在廣西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區的扶綏、甯明、龍州、憑祥等地，一直延伸到國境線以南的越南。阿雷和他的師父就生活在這個區域。我也生活在這裡。
在這些地方，魓末更受人敬重。人們信仰著獨特的神靈體系，男性從業者稱魓公或麼（密）公，女性則稱魓婆或末婆。魓末和他們的儀軌系統，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中越邊境壯傣語民族特有的民間信仰體系。壯族民間有俗話說“道公送命，魓公救命”，遇到災禍危險，魓末要舉行儀式，為人禳災祈福。做儀式時，魓末通過他的法器和唱詞化身為天界的一員（通常是將軍或者神官），帶領陰兵陰馬上天入地。
魓末最早出現於什麼時候，學者們並沒有能拿出什麼可靠的考古證據。但他們發現，清朝光緒年間修撰的《寧明州志》有對魓末的記載：“女巫，名‘魓婆’......以交鬼神為名，以‘匏’為樂器，狀如胡琴，其名曰‘鼎’......”有學者根據20世紀90年代初對防城魓末的傳承譜系的整理，推斷當地魓末至少已傳承兩百多年。
實際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舉國之力進行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調查者們就發現了魓末的存在：“魓公有與巫公相別的經書……做法事時，手彈二弦琴（ti:ŋ），左邊腳的大拇指掛著一串銅環……傣人的魓公為數不多……平時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他們也沒有什麼政治地位。”這些調查者見到的魓末多已年老，他們認為，估計不過五六十年，傳承就會斷絕。
他們的憂慮不無道理。在我有關家鄉的記憶當中，魓末人數稀少，且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年輕人很少接近魓末，尤其是城市裡。我有一次問在城市裡長大的表姐：“你對魓公有瞭解嗎？”
她張大眼睛看著我：“魓公是啥？”
正如民間管老人叫“公”“婆”一樣，“魓公”“魓婆”這樣的名稱，帶著某種對從業者年齡的暗示。老人們似乎也有意無意地讓年輕人避開這樣的傳統，它似乎是“不好”的東西。
2022年，我在尋訪魓末的時候，找到了一個正在猶豫要不要做魓公的年輕男孩。阿榮是金龍峒人，出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他的外公也是一位魓公。他幼年喜歡把外公掛在牆上的琴取下來玩，但從未跟外公學習。傳統的魓末彈天琴是為了做儀式，無事不能輕易彈唱，更不能教給自己徒弟之外的人。到了中學，阿榮想學天琴，那一年的正月十二，他去了魓公李紹偉家買琴。阿榮買到琴，把琴橫過來，藏在他的傘下，繞小路走回自己的村子。
我問他為什麼要藏著，他說：“那時候還是有那種意識，就是說，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去買這種天琴，怕被別人說。”
我理解他。2013年，我回到老家去找傳統的壯族服飾時，也遇到了這樣的“別人”。他們說：“你一個小姑娘穿這種東西幹什麼？只有老人才穿這種。”
魓末，是另一種“老人才穿”的傳統服飾。何況魓末還有另一條可能的罪名——“封建迷信”，誰高興讓自家的孩子做魓末呢？
阿榮去魓公家，得小心翼翼地不讓別人發現。但他到底還是遇到了熟人，熟人問他怎麼來這邊了。他看到旁邊的蓮藕池，急中生智：“過來玩，隨便走走，看蓮花開了沒有。”
蓮花沒有開，它們還很小很小。
這些認知經驗，使得我在見到阿雷以前很難想像“魓公”這個詞會被安在一個九零後身上。阿雷的師父陳文和，明顯更符合我對傳統魓末的認知。
陳文和已經八十多歲，頭髮已經全白，身板瘦小，阿雷忙裡忙外時，她佝僂著腰坐在一群老人裡幫忙剪儀式用的紙傘紙馬，絲毫不引人注目。當村民殷勤地招呼她吃飯，向她請教儀式用品的擺放時，你才會意識到她是一位“老師”。她看起來溫和而慈祥，但當她穿上紅色法衣，手撫天琴琴弦的時候，你很難不為她嘶啞唱詞中透露的威嚴所震懾，由此相信她真的是一位統帥千軍萬馬的神官。
陳文和開始做魓是在1980年。她所在的村子裡原本有一個魓，文革期間被劃為地主，死了。後來，人們費了很大功夫才在“地主”家裡找到了藏著的法器：一串銅環、一把劍和一個官印。他們帶著這些東西來到陳文和家裡，請求她出山唱魓。陳文和的父親不讓她去：“唱什麼魓？被別人叫魓婆，太難聽了，不要唱。”陳文和那年49歲，有“出仙”的跡象。她說：“不唱不行，兵馬已經在我身上了。”
一旦決定了要做魓，她就顯得特別堅決。村裡有人對她指指點點，說她不正常，她立刻還擊：“不要胡說，我們是神仙，中衙有個叫耐良的神仙，來我這裡的就是祂。”
很快，陳文和有了一批追隨者。傳統的魓末為人做法事不能報價，村民有生活不順或身體不適都會去找魓末，魓末必須得幫忙，報酬由主家決定，是送一斤米，還是一塊肉，魓末都不能挑剔或有怨言。
2021年，我去拜訪陳文和時，她仍然住在兩間紅磚瓦屋中，其中半間佈置成神堂，神案的米碗裡供著她的神職印章，天琴放在榻上，這是她平時做法事的地方。房梁上層層迭迭藤蘿流瀑般垂到桌面的紙花串，透露出屋子主人作為魓婆的資歷職銜——魓末的職級越高，紙花越長。
陳文和總讓我想起一位做仙的姨婆。
我對自己三歲以前的記憶很模糊，但在家人的講述中，我有時會想起這位姨婆坐在我家廚房的紅漆木沙發上唱著神歌的樣子。她眼睛不好，唱誦時佈滿皺紋的臉向半空微微揚起，神情肅穆而專注，仿佛在凝視著我們看不見的神靈。
壯族人相信，人是花婆花園裡的花，花婆也管魓末。在婦女懷孕或孩子出生後，要請魓末舉行“安花”儀式，祈求花婆保護小孩子，莫讓他們過早回到花園裡去。據說我幼年所經的儀式，都是這位姨婆操持的。
我的祖輩應該很難想像沒有了這些“老師”，生活會變成什麼樣。清村掃屋、安鎖安花、補糧祝壽，幾乎一個傳統壯族人一生中所有重大人生儀式都需要他們在場，遇到大事小事、生病遭災，他們也得在場。但沒有什麼事的時候，並不是所有人都樂意往他們跟前湊。我打小就知道他們的存在，但除了重大儀式，他們並不會出現。在日常生活中，魓末們脫下法衣，種地、賣菜、打工，扮演普通人的角色。
人們甚至有意無意地避開他們。根據民間理論，魓末做這一行，時常和鬼神打交道，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要遵守很多戒律，一旦出了紕漏，魓末連帶他們身邊的人都會遭遇危險。此外，據說如果一個人命輕，很容易在接近魓末的時候被鬼神攪擾。阿爸曾告訴我，我們家祖上也有過出仙的先人，後來費了大力氣，才請人把“兵馬”送走，不要再傳給後人。
大抵是因為這些原因，又也許是因為別的，我從小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近魓末，家人對於我到阿雷家拍攝這件事也並不十分贊成。
四、追隨魓末的人
也許並不僅僅是我的家人，魓末的家人甚至魓末自己對此也很矛盾。你會從很多魓末口中聽到他們“無奈成為魓末”的故事，那些故事聽著離奇，但都有相似的敘述邏輯：鬼神附體——家人反對——掙扎接受。
但在他們家人的敘述中，這些故事聽起來有些許不同。
阿雷的姐姐宛清告訴我，當得知阿雷要出仙做魓公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擔心，很少有這麼年輕的男孩子做這個，他以後怎麼辦？會不會沒有朋友？會不會找不到物件？畢竟，阿雷的少年時期並沒有什麼好人緣。
宛清記得，阿雷中學時和同學起了衝突，回家呆了一段時間，家人們好不容易把他勸回學校。他回到宿舍，發現自己的席子鋪蓋已經被不知道什麼人扔掉，連帶他所有的生活用品。他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學校。
但現在的阿雷顯然和描述中那個“社交障礙者”完全不同。儘管剛認識的時候，我險些以為他對我有什麼意見。但我們前腳剛離開阿雷家，他後腳就在微信上禮貌地問我們回到家了沒有，此後隔三差五熱情洋溢地邀請我去他家做客，我們慢慢熟悉起來。我意識到阿雷言談相當自在活潑，絕不是一個“沒朋友”的人的狀態。
當我開始拍攝阿雷以後，我發現阿雷何止不是“沒朋友”，他的朋友簡直太多了。每次他做大型儀式時，都會有許多同齡人來幫忙。不止是村裡、鎮上的年輕人，還有一些來自其他地方的年輕魓末。
阿雷的堂伯母吳春芬告訴我：“以前我們這個地方沒什麼男人這麼年輕做魓，雷老師做了以後，才陸陸續續看到有這麼多。”
吳春芬是最早開始追隨阿雷的人之一。她見證了阿雷從出仙到出師的過程。並不是每個出仙的人都能夠成為魓末的，要正式做“這一行”，需要拜師、立壇，學習相應的儀軌，學習過程可能會持續好幾年，直到師父認為這個徒弟可以出師，為他/她舉行度戒儀式，他/她才能夠開始獨立操持法事。
阿雷出師的速度如此之快，讓吳春芬感到驚奇。即使是“大姐”——跟隨陳文和多年的阿雷的師姐，唱起大型儀式來也沒有阿雷熟練。阿雷和師父、師姐師妹一同做儀式時，他常常是領唱人。
在阿雷正式出師後，他的母親、伯母、堂伯母們成了第一批信眾和助手。隨後，來找阿雷做法事的人越來越多。
要完成一場儀式，魓末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儀式所用的象徵物品，都需要事先手工製作。在儀式過程中，還需要有人為魓末搖馬（搖動銅鈴模擬馬匹奔跑聲）、點香燭、準備茶酒等。阿雷的女性家人親戚，秋姨、吳春芬等，會在大型儀式上協助他搖馬。
我第一次通宵拍阿雷做儀式時，阿雷坐在他家的大堂裡彈天琴唱奏請神曲調，祖先神位、祭祀諸神的供桌上都安了香爐，信眾們不斷續香，大堂裡煙霧繚繞，讓人涕泗橫流。半夜十二點，我實在是被熏得受不了了，跑到客廳外想緩一緩。
我在外面踱了幾步，發現院子的臺階上坐著阿雷的媽媽秋姨，於是也在她身邊的臺階上坐了下來。
秋姨看著我，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坐你也坐嗎？髒兮兮的，我還沒洗澡才敢坐。”
我說：“我也沒洗澡。”
她笑了。她忙裡忙外一天，這會兒才有空坐下來休息一會兒，T恤貼在她的背上，印出好幾塊汗漬。大概是因為長期熬夜，她有些胖，總是大汗淋漓。後來宛清告訴我，阿雷一做大型儀式，媽媽就會連軸轉三四天，每天可能只睡一兩個小時。
“前幾天做酒才忙，人多。做的也多。老師做到三四點去休息，我們也去休息，休息一會兒哦，不能多眯，不然就過了。早早起來做飯菜給客人吃。”
秋姨說。
秋姨已不再外出打工，她把家裡大部分的土地包了出去，專職給阿雷幫忙。她也不再像當年那樣反對阿雷做魓公，也許是做魓公之後，阿雷有了一定收入，也許是阿雷終於能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了。
秋姨把自己的兒子也稱為“老師”。因為兒子做魓公，她有了很多乾兒子乾女兒。壯族民間喜歡讓孩子認自然物或魓末做“契父母”，據說可以保佑孩子平安長大。阿雷還未婚，契他的人，不能認他做父親，只能認成兄弟。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能找到媳婦。”她忽然歎了口氣。我安慰她說會找到的，但我也找不到什麼魓末找物件的實例來佐證這個安慰。也許唯一的安慰是，阿雷即使不出門，也會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阿雷出師後，家裡總有年輕人和小孩來來往往，有的是契子契女，有的是阿雷的同行魓末。我起初震驚於居然有這麼多年輕的魓末，後來發現，阿雷幾乎認識整個左江地區所有做仙的人。
我問他：“為什麼現在做仙的年輕人變多了？”
他翻了個白眼：“可能現在的神喜歡年輕的吧。”
阿雷後來告訴我，互聯網發揮了串聯的作用。他們擁有線上的社交群，會互相介紹“業務”，也會互相給對方操持的大型法事幫忙。相比我前幾年在老家感受到的凋敝景象，阿雷和小夥伴們的線上社區顯得欣欣向榮。
我請阿雷把我拉進其中一個群，進去後我看到了群名：“天琴文化交流群”。
五、天琴崛起
在廣西，天琴幾乎已經成了壯族民族樂器的代名詞。很少有人知道魓末，但大家似乎都知道天琴，乃至後來魓末所做的儀式，被很多人稱為“天琴儀式”或“做天儀式”。
實際上，當吳濱老師問我要不要去看阿雷操持的天酒儀式時，說的是去看民間的天琴活動。來自左江地區的人對此心知肚明，民間的天琴活動，就是魓末做儀式。
天琴（壯語稱“叮ti:ŋ”）是魓末做儀式所用的主要法器之一。1983年，學者廖錦雷在《樂器》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了這一獨特的民間樂器。文章展示了防城各族自治縣偏人（壯族支系）的天琴，並寫道：“‘跳天’最初是偏人的一種僻異的迷信表演形式……天婆的天琴稱天上物，平時是不能動的，必要時敬了香才能取下彈奏。”
最早是誰將“叮（ti:ŋ）”翻譯為“天琴”已不得而知。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陸陸續續有學者前往中越邊境的龍州、防城等地考察“天琴文化”。據當地文化部門工作人員回憶和一些學者記述，部分調查源于當時龍州縣縣委宣傳部的邀請——據說後來曾任龍州縣縣長的一位官員那時剛剛就任縣委宣傳部部長，新官上任三把火，她從單位的舊材料裡發現了天琴的存在，決定把它當作樂器開發。
2003年，音樂家范西姆、梁紹武來到龍州，幫助當地政府開發天琴。范西姆和龍州魓公李紹偉早就認識，他從李紹偉做儀式的曲調中得到靈感，創作了天琴最膾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唱天謠》，並協助當地文化部門組建“天琴女子組合”。
在當年的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 “東南亞風情夜”上，《唱天謠》和“天琴女子組合”一炮打響。
小瑩是初代“天琴女子組合”的成員。她告訴我，那次登臺表演前十多天，她們才成團，組合裡很多人原本是舞蹈演員，跟著南寧來的藝術家韓醒沒日沒夜地練習天琴，彈《唱天謠》。“夢裡都在唱這個曲子，小燕子你都不會唱了，只會唱唱天謠......拿撥片的手指都扁了。”
韓醒等人打造的天琴，刻意和魓末們的法器區分開來。這種天琴使用撥片彈奏，後來琴弦數量又從兩根增加到三根。“東南亞風情夜”後，天琴女子組合的演出邀約不斷，身穿布傣支系黑衣長袍的“天琴美女”圖片印上了龍州街頭和旅遊畫冊。小瑩和其他成員一起感受著走紅的滋味和紛至遝來的採訪，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她從未動過念頭去找魓末們學習傳統的天琴技法。直到2004年的一天，組合在寧明縣演出，演出結束後，一個新浪網的記者問了小瑩一個問題：“那串鈴鐺代表什麼？”
小瑩慌了，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她這串鈴鐺有什麼象徵意義。
直到現在，她還清楚地記得那種慌張感。她說：“我也不懂。那時候哪裡知道這個和師父（指魓公）的關係，什麼上了級別以後鈴鐺的環越多（之類的）。”
記者說的“鈴鐺”其實是一串銅環，魓末稱其為“馬”，它的抖動能模擬戴脖鈴的馬匹有節奏的行進聲。搖銅環被稱為“搖馬”，它在儀式上被搖起來的時刻，就是魓末在仙界帶領千軍萬馬騰雲駕霧、縱馬賓士的時刻。但小瑩那時候完全不懂，只能現編說這是“護身符”含混過關。
但這不能怪小瑩。開發天琴的人似乎形成了一種隱秘的共識，如果要推廣天琴，就要把天琴從魓末文化中分離出去。
2007年，龍州縣、憑祥市聯合申報的“壯族天琴藝術”被列入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一批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列在“傳統音樂”專案分類。龍州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們受到鼓舞，開始著手給天琴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時剛入職龍州縣文化體育局不久的地方文化專家農瑞群，提出了他的主張，認為“原生態”的天琴應當作為一種民俗去申報，而非樂器。因為它來自魓末所做的儀式，從屬於傳統的魓末民間信仰文化。
但是2010年和2013年，他們兩次按民俗方向為天琴儀式上報申請，沒有回音。
天琴的魔力似乎消失了，沒有人告訴他們為什麼這項紅火一時的“非遺”邁出廣西的努力會年復一年石沉大海。只有和龍州文旅部門交好的梁紹武曾暗示他們：“換個方向申請，跟宗教沾邊的都很難通過。”
他們看不到天琴申報國家級非遺的希望。直到2018年，事情出現了一些變化。和廣西南部接壤，許多村寨抵邊相接、僅有一河之隔的鄰居越南，加入了這場將魓末文化和天琴“非遺化”的行動當中。
六、國境兩端
許多話題都由於國境線變得敏感。
沈光玉是一位住在邊境線附近的老年魓公，他的村子被國境線一分為二，下半屯在中國，上半屯在越南。他是一位憨態可掬的“老頑童”。據說，有一次他自己在家，門口有人路過，他假裝不舒服，坐在樓梯口呼救。那個人進門把他扶起來後，他緊緊拉住對方：“辛苦你了，給你喝口水算謝禮吧。”謝禮是一瓶“礦泉水”，水瓶裡裝著酒。他的熱情好客遠近聞名，還有奇妙的幽默感。他曾是紅衛兵，帶頭砸了本村的黎王廟；還曾是1979年中越戰爭的中方民兵，跟越南開火；後來他成了魓公，還娶了越南妻子。
2018年我曾跟著農瑞群去拜訪沈光玉，出發前打了個電話，農瑞群放下電話，說我們得早點去，沈老師晚上還要“出國做事”。結果我們到了沒一會兒，沈老師就端出了自己泡的酒，好像完全忘了他還要“出國”這件事。不過說白了，出國也就是騎個摩托，十分鐘往返，比進城都便捷。
事實上，在邊境附近，分清越南人和中國人也並不是件太容易的事。
有天上午，我在龍州拜訪另一位魓婆金超。我們聊得挺開心，金超主動表示可以為我彈一段天琴。她讓丈夫點了香，把我帶來的水果擺上，為我在神靈面前報名祈福，然後開始彈奏。她彈了三段不同的旋律，婉轉又柔和，還唱了一節山歌。
我意識到我之前從沒聽過這種旋律，它和扶綏、以及邊境線上的金龍峒的魓末所演唱的風格都不同。金超揭曉了謎底，我猜得沒錯，這樣的調子來自越南。
金超熟諳超過四種語言和文字，我問她是怎麼學會越南文字的，即使是大多都有多語交際能力的邊境居民，掌握書面文字也不是一項必然的技能。她笑笑，說她出生于越南，被中國的親戚收養，長到十幾歲到越南上學，其後養父母病重，她又回到中國照顧他們，然後結婚生子，一直到現在。在官方國籍身份上，她是個“越南人”，持外國人居留證明。
擁有魓末和天琴儀式的族群是跨國民族。在中國，這個族群被識別為壯族不同的支系，魓末文化主要分佈於廣西南部壯族聚居的左江流域地區。而在越南，他們分佈在北部岱族、儂族聚居的高平、諒山、北太、河江、宣光等省。
岱族是越南的第一大少數民族，享有很高的政治文化地位。16世紀，高平建立起莫家王朝，這使得岱族聚居區一度成為越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後，一批早早參加革命的岱族人身居要職，岱族人農德孟曾任越南共產黨總書記，在他們的努力下，岱族文化在越南備受重視。
研究中越民族文化的學者海華認為，這些歷史事件推動了包含魓末信仰在內的岱族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此外，由於法國遠東學院近代在越南所做的研究，國際學界顯然對越南的魓末更為熟悉，基於越南天琴儀式的研究成果也更為豐富。
而在中越邊境的龍州、憑祥等地，當地有傳言說，越南是借著天琴和中國對標競爭，從2004年開始，他們就大力推廣天琴文化，不僅鼓勵魓末登臺演出，還成立了一系列專業的學校，官方、民間兩線並進，把天琴使用者的分佈範圍從北部擴展到全國。
到了2018年，消息傳到了中國。越南要將天琴儀式申報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國學者們擔心，作為壯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天琴儀式被越南申遺，會影響邊境族群的認同，進而影響國家領土安全。更令這些學者和官員不安的是，儘管魓末信仰橫跨兩國，但誰也沒有真正實地查證過，這種文化的流布範圍哪一國更大？歷史傳承誰更久遠？不過，越南確實有單方申遺的實力。時任廣西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的老趙對此憂心忡忡。他認為，這個文化是跨境共用的，但越南並未聯合中國申報。他擔心越南別有所圖。
農瑞群告訴我，老趙在一個暴雨夜來到他家社區門口，請他詳談龍州的天琴儀式活動和天琴被越南申遺可能帶來的影響。有學者告訴我，老趙走訪了有天琴分佈的幾個縣，回到南寧後，他聯合廣西的相關機構起草了一份關於天琴申遺的報告。報告最終到達北京，被高層批示。2018年10月，當時的文化部派出團隊前往中越邊境調查。
接下來的事眾說紛紜。這些調查者到底對天琴和魓末文化抱持著怎樣的態度，我聽說了許多不同的版本。有說他們表達“全力支持”的，也有說他們認為天琴儀式不過是封建迷信，嗤之以鼻的。唯一確定的是，中國並沒有“搶在越南之前”。
2019年12月9日至14日，在哥倫比亞波哥大舉行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越南岱儂傣三族天曲儀式（Practices of Then by Tày, Nùng and Thái Ethnic Groups）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20年，廣西文化部門工作人員終於得到了來自上方的回復，建議他們把天琴修改成藝術曲藝類，不要再提宗教、民間信仰一類的東西。
他們照做了。
我問一位曾參與申報的文化館幹部，非遺傳承人要求有傳承譜系，這意味著他們申報的傳承人必定只能是魓末而非現代天琴的表演者，不提宗教和民間信仰，他們是怎麼做的？
這位幹部意味深長地笑了：“所以說申請非遺是個技術活.....我們就寫，天琴經歷了一個從娛天到娛人的演變過程。”
2021年5月24日，第五批國家級非遺公佈，崇左市“壯族天琴藝術”赫然在列。同年一篇關於非遺的報導寫道：“經由音樂人的挖掘和改良，天琴逐漸剝離了古老的原始宗教色彩，變成一種富有魅力的民族樂器。”
七、魓末和他們的村莊
2020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阿雷受邀到憑祥給一戶越南歸僑做補糧儀式。補糧是一種專為老人而做的儀式，人們相信人的命中有個糧倉，當老人到達一定歲數，糧倉的米就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請魓公來給老人添糧補壽。
我們到了那戶人家裡，見到了主家的幾個女兒，卻沒有見到要補糧的老人。後來才知道，要補糧的主家老母親，正和女兒女婿一家在加拿大。不過問題不大，儀式本來就是一種遠端操作，而且，補糧的物件其實是不用參與儀式的，執行儀式的是魓公和老人的孩子們。
問題在於，阿雷背了一大堆儀式用品材料到現場，沒有帶他平時的儀式助手。在憑祥接應他的是一個網友，魓末儀式愛好者小陸。雖然是愛好者，但小陸並不擅長做這些。阿雷氣定神閑地吩咐主家準備糯米飯、竹竿，分紙衣服，但其他儀式用的剪紙——比如登天梯上的茆郎，只能他自己來了。
“會剪嗎？”阿雷抬頭看了一眼主家的二姐。
二姐慌忙搖頭：“我都沒剪過，七月十四誰教過我來著，我不記得了。”
“你不會剪嗎？”主家的長女海姐問小陸。
小陸看回去：“我家是我爸會剪，他說是他奶奶教的。”
一時間現場大眼瞪小眼。而更困難的事還在後面，阿雷需要一個人做儀式時給他搖馬。海姐把周圍會搖馬的鄰居都盤了一個遍，發現都是老人，不是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就是外出未歸。小陸甚至開始考慮起了我：“那個不會嗎，你帶來的那個？”
阿雷抬頭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說：“誰搖都行，你也可以啊。”
那天晚上的儀式在六樓舉行，是這戶人家供奉祖先牌位的神房。天氣非常熱，神房密不透風，我很快又被煙霧嗆出了眼淚。在淚眼朦朧中，我看見海姐打開了手機視頻，螢幕上出現了一位元白髮蒼蒼的阿婆。
“阿媽，看，師父來給你補糧祝壽了。”
螢幕那端是白天，阿婆穿紫色馬甲，臉湊近鏡頭，眯起眼咧嘴笑了。海姐把手機立在彈著天琴的阿雷身邊，手機螢幕裡帶著液晶電視和掛燈的房間像是一小塊白色的瓷磚，鑲嵌在香燭、天琴、鮮花和金黃銅環組成的現實世界中。海姐高高興興地跟阿婆說：“健康長壽八百歲呀。”
“以前的老人家就喜歡聽師父唱這個了。”海姐跟我說。
憑祥和扶綏的壯語有方言區別，再加上魓末的唱詞常用古語，她其實聽不懂阿雷在唱什麼。但坐在神房裡，聽著阿雷專注地按動琴弦唱誦，小陸在旁邊搖動銅環，她的臉上也現出了另一種感慨的莊嚴。
狹窄的神房門口坐了幾個附近的老人，她們聽說有老師來做儀式，氣喘吁吁地爬上六層樓來圍觀。
儀式進行了一整夜。最後，在阿雷的引導中，主家的女兒們依次鄭重地給象徵老人糧倉的米罐加入生米和錢幣，封上。
“小時候聽到別人家裡傳來叮叮聲（天琴和銅環聲），總覺得很神秘，現在自己做魓了，就不覺得了。”阿雷有一次跟我說。我其實和他一樣，魓末的彈奏和吟唱構成了我童年時代最早的神秘主義體驗。對於一個來自閉塞小村的孩子而言，外面的世界遙不可及，但魓末吟唱的神秘世界在琴聲中打開了大門：魓末化身神將，率領兵馬經過村落的土地廟，來到村莊上空，經過一道道不同的異光閃爍的仙門，來到古老傳說中的地點，翻山越嶺，渡過大海，見到不同的神靈，和他們對話。
在儀式裡，神靈也有他們的特色和性格。從憑祥回來的路上，阿雷問我能不能聽懂海姐她們講的越南語，我說不行，問他聽得懂嗎？他說他只會一點點，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
“啥時候？”
“請神的時候請來了越南的鬼，我就突然講越南語了。”阿雷一本正經。
我還沒在他做的儀式上見過越南的鬼神，但是見過不太正經的。做天酒儀式的過街環節是圍觀群眾最喜歡的環節之一，這時候“老師”會降神——至於會降到誰，誰也不知道。有一次過街，阿雷突然面露惱怒四處打量，周圍的阿婆們心領神會地開始給他點煙敬酒，一袋煙抽上，阿雷慢悠悠地開始“為神代言”，他詞還沒唱到一半，周圍阿婆們早已笑得前俯後仰，離他最近的阿婆臉都笑紅了，捂著臉說：“這麼老也要嗎？”
我找阿雷忠實的“粉絲”譚三姑幫忙翻譯阿雷唱了什麼，譚三姑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告訴我他降下來的這個神看上了面前的阿婆，說“上次花前月下定了情，這回來只盼和你成雙對”呢。
每次阿雷做儀式，家裡總是裡三層外三層圍滿鄰近的七大姑六大婆。阿雷戲稱她們是他的“粉絲”。“粉絲”們是最誠實的觀眾，遇到不太好玩的環節，毫無顧忌地就坐在席子上睡著了。也有的“粉絲”實際上是來紮堆湊熱鬧的。我問一位阿婆能不能聽懂阿雷的唱詞，她搖搖頭：“聽不太懂。”做完了儀式，老師本人還要親自下廚炒菜和家人一起招呼客人吃飯。阿婆們聚集在一起，晚上並排躺在阿雷家的各種床上，嘰嘰喳喳，熱鬧非凡。
譚三姑是相對比較“專業”的觀眾。她跟隨阿雷已經很多年，幾乎阿雷每次做大一點的儀式，她都會來，還幫阿雷剪紙。她有一雙巧手，會做各種各樣的儀式用品，紙鶴、紙花、茆郎，會把廢紙、舊煙盒的紙殼變成精美的拼貼紙衣服。她也是信眾中為數不多識字的，能說流利的普通話。實際上，她少年聰穎，讀過中學，成績優異，老師們都喜歡她，但因為父親成分不好，她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早早嫁人生子。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孩子們都長大工作了，她不再安於和“什麼都不懂”的丈夫守在家裡，和姐妹們去唱歌、騎著小助力車到阿雷家看儀式，是她最快樂的時刻。
看儀式的大多數是女性村民。在一些大型儀式上，村裡的叔伯們也會來，幫忙佈置會場，殺雞宰豬。比如扶綏齋節連做三天的天酒，是魓末在特殊的日子為全宗族、全村所做的祈福，全村都要參加。在中越邊境的金龍峒，開春正式開耕之前，人們要過儂峝節。節日當天，魓末在田間空地為全村做求務儀式，每戶村民都要帶著貢品到田間擺放，魓末祭祀眾神，並到玉皇處“求種”，祈禱今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傳統的魓末肩負舉行儀式，為村落社區向上天祈禱的重任。即使對於現代組織管理下的村莊而言，這些儀式未必是重要的。
2018年，學者熊迅為了拍攝儂峝節的紀錄片來到金龍峒，我的朋友阿怡為他做在地翻譯。阿怡在日記裡記錄下了那一年他們調研的經過——在魓公沈光玉所在的村子，一位村委書記告訴熊迅：“今年搞扶貧太忙了，撥不出資金來做儂峝節。”但那年的正月十四，沈光玉依然如往年一樣，按時在淩晨來到田間祭祀神靈，為村莊祈禱，即使那年來到現場參與祭祀的村民只有二十多戶。他說，這不是任務，是他的義務。
有魓末的地方，傳統的習慣會被延續下去。壯族民間傳統有七月十四在路邊野外燒紙的習慣。有一年七月十四，我和阿雷到了他們村附近的十字路口，阿雷要在那裡燒紙做儀式。這個路口以前經常出車禍，是全鎮皆知的“恐怖角”，阿雷自己說起來都要假裝哆嗦一下。但當火光亮起，銅環的聲音響起，我並沒有想到什麼恐怖故事，我想起的是從前奶奶告訴我，七月十四是年節之外最重要的節日，陰間的人都要回家，在野外給他們點燈和燒紙，可以為漂泊在外的亡人提供一點盤纏，讓他們順利找到回家的路。
阿雷說，在他出仙之前，他們村已經許久沒什麼人到路口祭祀無主孤魂了。但不能怪村裡人輕易遺忘傳統。漂泊的人多，祭祀的人少。
在魓末的神靈降臨的土地上，人們奔向了更大的神跡——城市，雖然在城市裡他們的路也不多：進廠，或者上工地。在傳統社會，魓末往往一邊務農維持生活，一邊為村裡人做儀式。但現在，在家務農已經不是一個優選項，農產品的價格讓農民依靠種地致富成了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實際上，當地政府讓貧困戶脫貧的主要方法，就是動員農民外出務工。
留在村裡，意味著魓末們需要找到其他手段來維持自己的生計。一些魓末開始收取私人法事的費用，但他們必須小心地把他們的活動和“封建迷信”劃分開來。我隨吳春芬去岜仙的觀音洞看歌圩時，遇到了一個算命的大仙，幾塊錢就可以給你算一卦，阿雷的家人很明確地“鑒定”了這類人：“這些是騙子，（算命）哪裡有這麼容易......”
魓末不認為他們是萬能的。阿雷的父親跟我說，有一次他一個安徽的工友想找阿雷幫算，阿雷猶豫了很久，說不知道他的兵馬能不能去這麼遠的地方，能不能獲得當地神靈的幫助。後來還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請了兵馬，阿雷的父親說，居然還算准了。
是否敬重神靈的力量、承認自己只是借神靈之力為人幫忙，是魓末們在自我識別中和騙人的“大仙”相互區分的依據，他們借此努力和“封建迷信”“騙子”擺脫關係，獲得人們的接納。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天琴，成了他們將這種自我識別擺上檯面的出口。有了天琴，他們就不再僅僅只是“巫師”，還有了“天琴非遺傳承人”這樣一個可以叫出口的新身份。但事實上，“封建迷信”到底是什麼，幾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魓末文化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和“封建迷信”並不是那麼好區分，他們只能在夾縫之中，搖搖晃晃地試圖尋找一條可以走的路。
八、夾縫生存
在中國，當天琴被確立為國家級非遺後，崇左市人大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如何保護和傳承這項“非遺”，他們爭論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作為非遺的天琴傳統文化和“封建迷信”的邊界到底在哪裡？。
有學者主張看“儀式是否收費”，而另一種更普遍的認知要簡單得多——是不是點香。
許多年輕魓末喜歡在抖音、快手一類的視頻平臺發佈自己的儀式視頻。正如他們的群名叫“天琴文化交流群”一樣，這些視頻貼的標籤也大多是“非遺”、“天琴”、“民族文化”一類。在經過封號和限流的洗禮後，他們逐漸摸索出了“過審”的秘密——拍到香燭的視頻很容易被識別為違規內容。
在舞臺上點香更是絕對不允許的。2021年4月16日，廣西文化和旅遊廳為慶祝“三月三”舉行壯族天琴藝術展演活動，負責策劃組織活動的非遺文化工作者蘇永良自己就是一位魓公，常年和阿雷等魓末一起玩。他把展演劃分為“傳統曲目篇”和“新編曲目篇”兩個部分。“傳統曲目篇”請了5位魓末上臺表演儀式用曲，阿雷也去了。
這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見到中國的魓末在舞臺上彈唱儀式曲目。魓末們仿佛都有些緊張，唱跑調彈錯音的地方比比皆是，阿雷的汗水把頭髮都粘在了前額上。舞臺上沒有儀式用品，沒有香，只有兩個蒲團坐墊，許多鏡頭在台下對著他們，整場表演VR即時直播。
魓末們彈唱的時候，阿榮臨時被叫來給他們搖馬。
在早些年學天琴屢屢受挫後，阿榮後來成了藝術生，通過同學和視頻自學了天琴彈唱，活躍在各種天琴和山歌表演的舞臺上。他也和年輕魓末們熟悉起來。近兩年，他拜了師，開始做一個魓末學徒。
我問阿榮會在舞臺上唱傳統的儀式歌曲嗎，他搖搖頭。
“你不點香，萬一有什麼事呢？我唱點山歌不好嗎？為什麼要給自己找事。”
一位管理宗教事務的官員表示他很理解魓末們的心態。他說：“你看那些表演上刀山下火海的，後臺都偷偷點著香呢。不讓點香，沒有香火保佑，到時候出了事誰負責。但是（點香的話）這種是民間儀式，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一位北京來的學者曾要求阿榮和魓公阿海演唱儀式曲目，阿榮擔心不點香引來兵馬會讓他頭暈，但在專家面前點香，又會顯得他們很迷信。最後，他們節選了非常短的一小段，混合了不同段落的歌詞顛三倒四地唱出來，以免真的驚動“兵馬”。
不怎麼在舞臺上唱儀式歌曲，新編的歌曲又少，這使得中國的天琴表演者們可以唱的曲目非常有限。阿雷不太喜歡那些新編歌曲，我們去喝奶茶的時候，他抱著他的燒仙草奶茶給我解釋原因：
“別人（指越南）也上舞臺，但人家就很柔和，變得沒有這麼多。天琴古老的宗教祈福啊，對我們的種植啊莊稼啊都是有作用的。”他打了一個比方，說天琴表演沒有了傳統儀式的調調，就像燒仙草裡缺了奶茶一般索然無味——他顯然是個執著的奶茶黨，“你給燒仙草里加咖啡會得什麼？”
“會得到鴛鴦奶茶。”我調侃他。
他無言以對，掏出手機來給我看越南的天琴視頻。
很多中國的魓末都會通過互聯網觀看越南的天琴儀式和歌曲，包括在舞臺上表演的，他們的演唱形式確實更為多樣，曲調也更為豐富。
不同於政府對“非遺歸屬”的緊張和警惕，國境線兩邊的普通人並不總是區分“你我”。至少在疫情封鎖導致雙方往來幾乎陷入停滯之前，中越邊民總是互相參加對方的歌圩節日，互相對歌，通婚。金龍峒的特殊節日“儂峝節”採取輪流坐莊的形式舉辦，初八到十四在中國這一側的不同村寨，十五在越南下琅。
小瑩對越南的天琴表演感到震驚。她還記得幾年前，中國的邊境小鎮水口舉行中越文化藝術節，越南的表演團隊把整套魓末儀式搬上了舞臺，包括儀式用的種種道具，“連三支香他也要真的點上去。真的是香，找的香在上麵點著。”
看多了越南的天琴表演視頻，我忽然發現阿雷的儀式唱法和某個視頻裡的特別像。阿雷唱儀式的方式，和他師父陳文和不相同，他之前給我解釋，說師父的唱法太長了：“一句拉上去，唱了前面想不到後面，還很累。唱幾天幾夜都很麻煩的。唱短的話，土地神靈會好記一點。”
很多中國的魓末、天琴愛好者是看著視頻學習越南的彈唱方法，也有可能他們是在和越南魓末的交流中學習的。有些學者對此感到焦慮，擔心“我們”的文化被越南帶著走，模糊了邊境居民的國家認同。
但學者海華對此持開放態度：“這有什麼？越南也會說向你們壯族學習。我們應該有這種文化自信。”他認為這樣的學習不是單向的，越南的魓末們也在學習中國魓末的儀軌、穿著和歌曲。
在越南很有名氣的年輕魓公阿壽和中國的魓末們關係極好，幾次來中國參加非遺傳承人活動，還曾托海華為他購買中國的服裝。當他交好的中國魓末做大型法事時，他偶爾也會過來幫忙。
阿壽是越北諒山省人，據說他十三歲開始和祖母學習做魓，不同於中國的魓末全靠民間傳統，他曾經在越北藝術高等專科學校學習了三年天琴彈唱，還代表越南受邀前往巴黎表演天琴儀式。現在，他一邊在家務農，一邊為富人做大型法會賺取補貼。在越南大型的道場，據說一場下來可以賺上千甚至上萬元。
海華知道這些事，也因此擔心很多年輕魓末走偏了，做儀式只為借傳統斂財，最後發展成騙錢的“迷信活動”。
確實有人奔著賺錢來了。有一次，我在阿雷家遇到他的一個年輕徒弟。這個徒弟搞投資，頭髮抹油，開著寶馬，我問他為什麼要學魓，他說：“投資不能搞一輩子，想著老了以後有門手藝，掙碗飯吃。”
海華說，傳統的魓末不是這樣的。傳統的魓末為人消災解憂，是無法抗拒的宿命。從未有老魓末因為儀式做得好而發家致富。譚三姑告訴我，她去阿雷的師妹農師父家裡玩，農師父七十多歲了，做了十多年魓婆。譚三姑說她一去才發現“她過的原始人生活呢。蚊帳的顏色跟用過的抹布一樣，還有一個大洞。我一抬頭，一個貓在窗上蹲著。我都不敢睡，怕那個貓過來。”
譚三姑臨走時，農師父要送她一袋玉米。她不忍心拿，開玩笑地跟她說，“我不要，你過原始人生活，我不要你的玉米。”
阿雷的家人都記得從前家裡的貧苦。阿雷和宛清五六歲就已經開始勞作，有一年中秋，秋姨從外面回家，發現孩子們在家裡喝白粥，沒有月餅，也沒有肉。阿雷的嫂子阿冬告訴我，她回到家鄉的原因是，之前進廠幹，錢是多，但一直在流水線上，人病倒了，掙來的錢全看了病。阿雷的父親也在一場重病後回到了村裡。
阿雷本來也應該在外面打工的。他剛離開學校上工地的時候，還懷揣著美好的期待。姐姐宛清說，他很努力地跟著父親做裝卸，從不叫苦叫累，發第一個月工資，他迫不及待給姐姐和媽媽都買了禮物，飛奔回來送給他們。但他在外面始終定不下來。自從開始做魓後，阿雷才終於算是在家鄉安定下來了。
做魓公是阿雷做的時間最長的“工作”，或許也是他做得最努力的。和以前務農為主業的魓末不同，他幾乎每天都在跑儀式的路上，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每隔幾天頂著黑眼圈通宵唱七八個小時。吳濱老師每次見到他的“下班時間”，都會歎口氣：“吃這碗飯也不容易。”
阿雷雖然偶爾也抱怨自己累，但大多數時候，他對這份全職工作樂此不疲。他已經習慣了他的“兵馬”。有一次要去另一個地方做儀式，他嚷嚷說車不夠，要開兩輛。我給他數：“你媽，你伯母，你，我，大哥，五個人，怎麼不夠了？”
他說：“那我的兵馬坐哪裡？”
有時候我感覺阿雷對“兵馬”找到他心存感激。他在講述自己出仙經過的時候說：“那時候可能也是因為窮，那些鬼神也會知道這樣，這樣的人會比較好點，導人向善。”他相信，鬼神更願意選擇窮人，正如窮人也比富人更相信鬼神。
但特別窮的人顯然也做不了魓末。金超出仙後，拜師學成，過了很久才正式出師，原因是度戒儀式需要購買貢品和儀式用品，她家沒有錢買。開始做魓以後，家裡的神位也要保持供奉，需要貢品。信眾拿來的東西，大部分會在上貢過後打包再分發下去。如果魓末自己留下太多，會遭到社區非議。阿雷要靠做儀式獲得的收入養活自己，得非常努力。更何況他剛貸款在城裡買了房。
“為啥老是晚上唱啊？”我有次跟著阿雷熬了兩個大夜，實在是要崩潰了。
阿雷翻了個白眼：“祖先就這麼傳下來的啊。”
後來他才告訴我，按傳統說法，陰間和陽間的日夜是顛倒的，所以起兵作法要在日夜之交進行。不過，為了適應現代生活年輕人的時間節律，他有時候也會做一些微調，比如中秋節的時候提早一些唱，這樣可以早點結束和朋友去街上吃燒烤唱卡拉OK。
實際上，阿雷一直小心翼翼地試圖用現代的知識來解釋傳統。除了他的小團體，他希望能受到更多人的理解。他也很擅長用現代的詞彙來解釋傳統，他給我解釋“中府中路（壯語稱kjaŋ xa kjaŋ lo）”這個傳說中的仙界仙門地點時，說：“做法事到這裡就像中央級部門了......不管你去城裡還是去外省，都要先跟中府講......因為每個外省的神信仰不一樣，要在這裡交接一下部門，就像公司的人事部財務部有個檔檔案過去。”
他發抖音時總強調正能量，他在群裡跟其他人討論天琴的品色音調。作為一個接受過現代教育的魓公，他會勸那些生病來找他做儀式的人先去醫院看病，說要相信科學。
到南寧參加“三月三”演出後，區電視臺的記者採訪他，問他：“你是怎麼想要學習天琴的呀？”他把那套十四歲出仙十六歲做魓鬼神天選的話全拋在了一邊，端端正正地回答：“因為這是民族文化，我有這個責任感去傳承它。”
九、尾聲
新冠疫情在我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呼嘯而來。2020年春，阿雷廣發朋友圈勸信眾先別來他家裡聚集。他給大家畫了“祛病符”，要求大家來拿的時候“不接觸，戴口罩”。
新冠持續的時間顯然比我們預估的都要久，魓末們的祈禱也幫不上什麼忙。2022年8月，邊境又一次面臨大規模封控。阿雷有天半發牢騷地問我：“現在去南寧要隔離嗎？”他苦惱于每次封控，沒有辦法隨意跨區走動，“工作”也受到影響。
阿雷並不知道，這一年，崇左市人大已經開了好幾次會議，討論天琴到底是樂器還是法器，怎樣用天琴才不是封建迷信。他也不知道崇左市的專家又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試圖讓天琴從伴奏用的“民間樂器”走向標準化的“民族樂器”。
越南的魓末們被隔開了。中國的天琴愛好者們已經和阿壽失聯很久。沈光玉的妻子在丈夫去世以後回了一趟越南看望家人，至今沒能再回到她在中國的家。邊境線上築起了高牆，安上了鐵絲網。
邊境縣不時封控。被封在家裡的時候，我看著第一次去阿雷家拍下的儀式錄影，看他盤腿坐在大廳裡，唱紙鶴飛上天，甘蔗釀成酒；唱祖師來到崖音山，向崖音借法杖，法杖點到月亮，月亮就發光。我仿佛有一種錯覺，在那個不大的房間裡，從沒離開過村莊的老人們，正跟著魓末漫遊世界。這是一個我從前從未真正涉足的奇異世界。
但拍這段錄影的時候，這些對於那時還聽不懂唱詞的我來說，無非就是現場嗆眼睛的香燭煙霧罷了。我想起海華對我感慨：現在好多研究天琴的學者，魓啊仙啊唱的唱詞都聽不懂，也不會搖馬。借著非遺文獻研究的興起，海華接到了一個項目，正在努力翻譯一本魓末的經書。
非遺化的天琴給了魓末們一些被關注的機會，阿雷的抖音粉絲上千了。在非遺中心工作的魓公蘇永良策劃的那場三月三展演，估計是很多廣西人第一次聽到和看見魓末是怎樣唱誦的。儘管非遺這只靴子能裝下多少魓末文化的內容，我們尚未可知。為《非遺廣西》天琴編寫非遺詞條的農老師告訴我，詞條審核時間比寫的時間更長，儀式圖片大都被刪掉了，為數不多可以提到的儀式是安花和補糧。
我想起在憑祥做完補糧儀式的那天淩晨，阿雷和海姐坐在陽臺鋪著的涼席上休息，吃水果。他們聊起附近村裡的魓末，哪些老人已經去世，哪個年輕人繼承了祖業，有的村不再有魓末了。陽臺上放著一籠雞和一籠鴨，它們把頭從籠眼裡探出來，不知道在黑暗裡，它們能看見什麼。但它們仍然在努力地看，對面樓上的火龍果藤蔓已經現出了隱約的輪廓，遠處山陰的霧色裡沁出雞啼聲，也許注視著東方，天終究是會亮的，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在場」由 Matters Lab 與文藝復興基金會發起，為獨立寫作者提供獎金與編輯支持，可關注官網 frontlinefellowship.io 與 Facebook 獲得徵文、講座與其他活動的最新資訊。
參考文獻：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委會：《廣西壯族社會歷史調查（七）》，2009.
廖錦雷：《天琴》，刊於《樂器》,1983(01)，第2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