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两天三约谈，我不愿再做个北大里的沉默者
其实，我一直都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愿望也一直没有多么强烈。但是，这段时间，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一
我是张充，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18级本科生——一个北大学生，一个马会成员。
我是马会成员，但是我首先是一个北大人，首先是一个青年学生。
其实如果不带着标签化的目光来看待我，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学生罢了，以至于某老师约谈我的时候不由得说：“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儿，见了面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暑假我也会偶尔通宵文明6，有时间了也会看看电脑里的《夏目友人帐》，看看朋友安利的《unnatural》。每天听歌从不少于四小时，网易云上Aimer、五月天、周杰伦的歌，许多许多都循环了成百上千次。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啊，与其他北大学生有多少不同呢？
《威尼斯商人》里，有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
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
……
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
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
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我，与周围的北大同学，其实有多大的不同呢？
二
马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分享两个事情吧。
第一件事情关于我自己的变化。
我曾经有空心病，四五年前就养成了无言沉思的习惯。虽说空心病已经解决了将近一年，但是“想得多、说的少”的习惯还是留了下来。我平时话很少很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很少做那个挑起话头的人，即便从前跟女友打电话时也经常陷入相对无言的尴尬。
但是学会里的同学确实非常热情。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总是会听到他们讨论多很多这样那样的内容，我一沉默寡言的人也能跟着说上不少话。
气氛真的是“严肃活泼”。虽然经常讨论的话题都是很严肃的现实问题，但是并没有刻板的、口号式的空话。不管是吃饭还是交流讨论的时候，气氛和其他的各种圈子并无多大不同，甚至可能更加活跃。
这些事情或许都很平常，但于我而言，如果说有什么是感触深的地方，大概就是大家的热情吧。
第二个事情跟外界的声音有关系。
有人说马会是洗脑，并且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晚上跑步时在操场上喊口号。
马会同学在操场上夜跑
首先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洗脑？
百度百科这样下定义：「洗脑就是指用外部压力将特殊的思想灌输给他人。」
我不禁想起了高中时的两三事。高中时在某些场合也会让班里同学喊一些口号，但那时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学们，喊的时候都没有多么用力。每天早上集体读学校印发的宣誓词时，也总会有人提前跑去上厕所。
但是在和马会同学跑步喊口号的时候，我真的是声嘶力竭地喊——并没有人逼我这么去做。当天回到寝室，明显就感觉到自己嗓子哑了。
同样是喊口号，同样是我，卖力与不卖力，区别大概就在于心里是否真正认同自己喊出来的那些话吧。
几年前那篇著名的文章《寒门再难出贵子》里有段话：“茶楼下面有个环卫工，在打扫卫生的环卫工。宝宝指着环卫工对我说：兄弟，你说努力，还有人比环卫工努力的吗？他们有时会早晨早班凌晨三点半就起来打扫这个城市，晚班晚上十一二点还下不了班。寒来暑往还有他们那么下力气的人吗？但是他们的收入可是这个城市最微薄的…”
“关注工农，深入实践！”这样的口号多么敞亮啊！如果你看到了环卫工这样的底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看到了工业区繁华背后的斑驳，你一定能体会喊出口号时我们心里的百种滋味。
或许有人会觉得，马会里的这群反叛者是一群总是情绪激动义愤填膺的愤青，但是，反抗者未必张牙舞爪。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的人，应该都对于Andy Dufresne的持续的、坚定的、彻底的反抗印象深刻，但是他什么时候张牙舞爪过吗？正像一篇影评里说的“他的抗争看起来如此虚弱无力，但却如此坚定又持久。”
就我的感受吧，马会里的同学，平常都是十分温和的。不少人平常脸上往往会挂着笑，在我的理解，那是一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笑——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的。
三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被四位老师约谈了五次——而这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退出马会。最令人窒息的大概就是上周了。上周我一共被约了三次。聊天记录如下：
与x老师聊天记录
其实我觉得自己所遭遇的都是低配版约谈，估计约谈我的这几位老师，内心也十分无奈。老师们很多时候不过是执行一下任务罢了。
被A老师约谈时，提到了医学部贾世杰同学被休学的事情，A老师提醒我：“不要偏听偏信，要扩展自己的信息来源，也许你看到的不是全部呢。也许你看到的不是事实，或者只是部分的真实。”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于是我就问他有没有什么信息，然而他说自己不太了解。
我一时语塞，十分尴尬。
B老师和C老师则是完全在在跟我谈学习生活——当然，A老师也和我谈了这些内容。结果就是有些话我说了三遍。举个例子：
这是第一遍：
A老师：……可不要因为这些事耽误学习啊！
我：emmm耽误学习肯定也不是因为这。其实参加社团占用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学习出现问题肯定是玩手机时间太多了。
这是第二遍：
B老师：……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先把学习搞好吧。
我：学习没搞好肯定是手机玩太多了，跟社团有什么关系？
这是第三遍：
C老师：……还是要把时间多多的放在学习上。
我：我的时间很多都浪费在了手机上，学习出问题肯定是手机玩太多了。
我发现这句大实话基本可以直接地结束“不要因为参加马会耽误了学习”这一话题。
这些是我作为马会中的个人的遭遇，而类似的遭遇，是很普遍的。
我清楚地记得，国庆后马会第一次交流会，参与的18级新同学还是很多的，之后是越来越少。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无非是被约谈甚至被恐吓，以“境外势力”、“非法组织”、“上头定性”之类的说法，来逼迫新同学离开。
学工老师们真是深谙“柿子要找软的捏”的道理，利用新生初入大学、不谙世事、经验不足的弱点，一句话，三分事实七分夸大，就是让你想怂，说我们“被非法组织渗透”、“有社会活动人员参与”、“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等等一系列的话语，但却从来不提哪怕一星半点的事实。为什么？因为这是谎言！这是莫须有！
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结吧：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我现在还记得上周发生的，工友和同学在地下二楼娱乐放松但是被保卫部恶意骚扰的事情。官方给的理由说是车来车往不安全，这话就十分可笑了，当天我不在场，但是那个车库我是去过的。晚上基本没有人，也基本没有车，经常是半个小时都不会有车辆经过。这就是所谓的车来车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四
如此“艰辛”的条件下，我为什么要留在学会呢？
我想到的直接理由是：有些事情，自己不做，真的就没人做了。
三年前的一件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2015年中考后，6月30日那天下午，我独自站在市区里一个因为规划不合理而极度混乱的十字路口，劝阻过往行人不要闯红灯。其实这和我本来预想的不一样。
中考后我在班里提出一个倡议：6月30号一起去那个十字路口劝阻行人不要闯红灯，一些同学答应了，更多的没有表态。但是那天下午，没有表态的同学没有出现，原本约定好的同学们也没有出现。所以我独自一人。
下午两点，夏天的阳光正烈，我一次次地重复同一句话：“叔叔/阿姨，现在是红灯，请您等一等再走好吗？”就这样，一直到下午四点。两个小时间，我不知喝了多少水——甚至还往脸上浇了一瓶——那是我至今最接近中暑的一天，回家洗澡时，我看到了自己皮肤上红白鲜明的界限。
从那天开始，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自己不做，真的就没人做了。
在朋友圈转发一些文章后，经常会有人提醒我“不要太激进”之类的。其实我并非完全不担心啊。看到会里的同志们被叫家长、被监控特别关注、被强制带回家……谁的心里能够毫无波动呢？学工大概不太好对18级新生下手，但是再过一年呢？毕竟再过一年，我也是大二了。
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我想过退出，想过放弃，想过生活在自己岁月静好的小世界里。
借用切·格瓦拉的一句话吧：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尘肺病工人的妻子到深圳维权
或许会有流言来猜测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目的，但是很抱歉，我真的不是别有用心。
我只是希望，隐藏在流言背后的众多沉默的同学，别把我们想象的太复杂，没有什么阴谋，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所谓的追求，就是平等与幸福的阳光洒满这世上的每一个角落，再没有贫穷与不公，再没有黑暗和寒冷。
但因为这样朴素的向往，就要遭到校园内特权阶层的打压吗？
在致全国进步社团的宣言书里写着：要以不屈的斗争换取青年的自由。我也同样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为大多数人争取空间的、求取进步的都是斗争者，毕竟有些事总要有人做。
我记得一件小事。高三一次周练，同学们都在写卷子，此时从一旁高二教学楼传出了一个人洪亮的读书声——他正站在走廊上，面对着我们的教学楼。大家都很烦躁，但是那位同学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读书声对于高三的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噪音，无论是我们班里，还是整栋高三楼，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不想让他闭嘴。
但是两分钟过去了，这位同学并没有什么停下来的意思。我意识到，我必须站出来了——因为，有些事情，自己不做，真的就没人做了。于是我跑到高二的楼上，向那位同学陈述了事实，他很通情达理的回了教室。
很多时候，环境如此，只是我们没有站出来改变罢了。一些不大的事情，真的做起来并不会难，只是，我们需要有这样“改变环境”的勇气。
12.9运动中趴在电车上演讲的青年
睁开眼睛看看吧！看到我们社会底层的工人毫无尊严、无处发声，看到我们的青年学生只是因为关注维权便被百般阻挠，看到我们自己的未来看似繁华实则空虚，这不都是现实吗？
“崇仰真理的青年人要么在黑暗中踽踽独行、摸黑苟活，要么在风浪里团结起来、汇成江海。”
我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期待着与你们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