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64：《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2021 年 9 月 23 日

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七十年代》月刊在1970年2月創刊。那時文革狂潮稍稍平靜，但極左思潮仍然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書店只有馬列毛的著作，和兩三部樣板小說，其他古今中外名著或被燒毀或被收藏起來了。香港六七暴動已告平息，但左派的文化事業無法復元，產生不出既符合中共意識又能迎合香港市場的電影和出版品。左派陷入文化真空中，親共人士深感文化飢渴。但香港整體社會則在港英平暴與開始改良中，本土文化開始萌芽。

這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氣候，但國際氣候就是另一景況。在六十年代後期西方世界左傾思潮激盪。美國民權運動，「黑人權力」和「學生權力」結合，反越戰、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法國1968年5月發生持續七周的學生運動，出現了總罷工、遊行、佔領大學及工廠的行動。

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後遭到蘇聯的殘酷鎮壓。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大規模學運抗爭。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運動，都指向原有的民主體制，指向蘇聯對東歐的壓制權力。左派思潮，特別是西方年輕人搞不清楚的毛澤東思想，竟然在反建制的西方學運中流行。受年輕人推崇的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主持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戰爭罪行的法庭。沙特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支持法國學生運動，反對越南戰爭。他甚至參加了一份支持中國毛思想的左派所辦的報紙。

在中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製造無數悲劇。在香港，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左派暴動使市民厭惡。但在西方，不明真相的反現有建制的年輕人卻有不少人認為毛思想是一條出路。

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尤其是大專學生，開始排除了不問世事、只顧謀個人自利的心態，關心起社會、世界和人生了。對本土的文化認同固然有了開始，但對身份的認同卻不是一面倒向香港，而是有相當多人思考作為「中國人」的身份。1968年，大專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以之作為建立民族身份的象徵。年輕人在否定六七暴動的同時，亦受西方左派思潮影響。

這是一個西方和香港年輕人思想活躍但又混亂的時代。

創辦《七十年代》，是我看到了左派文化真空的時機。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回想五十年前創辦這本雜誌，既有對香港形勢和世界思潮的時機判斷，亦有個人要在左派圈子中創出事業的自私目的。

前文談到「二重生活的悲哀」。仔細分析一個人的「二重生活」，其實是由三樣東西支配的。一是想像共同體，二是事實共同體，三是個體。想像共同體指的是民族、國族、省籍等等的共同想像，受抽象的國家、民族、省籍觀念主導的人，渴望融入不同的想像共同體。但它只是一種想像，未必與我們的生活有真實關連。事實的共同體是指身處某種行業，在某個工作環境，或者是一個家庭的成員，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話題共同，命運共同。至於個體，就是獨立於這些共同體之外的個人，個人的思想，認識，價值觀。

許多人對國家民族政黨的認同，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想像中的東西。但這種想像共同體若貫徹到你的工作環境、職業、行業，尤其是家庭中，那就成為你的利益、命運、存在價值甚至安危相關的事了。想像共同體一旦融合到事實共同體之中，那就不再是想像了。個人可以接受或抗拒想像共同體，但在事實共同體中，要堅持與共同體相悖的價值觀，去獨立行事，不僅會犧牲個人利益，而且會影響家庭甚至安危。

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

創刊之前，取得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同意和支持，上海書局老闆方志勇投資。我在創刊詞中，提出「盲從太危險」的觀念。這當然是常識。但香港左派從1966年前的「社會化」，一下子變臉為「打倒港英」，又忽然一夜間「反英抗暴」收攤，他們怎麼沒有感覺「盲從太危險」是一個警示呢？

（原文發佈於9月20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CC BY-NC-ND 2.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