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學不停課」

疫情擴散，學校關門，引出了由上而下、底氣不足、想像匱乏、漠視主體的「停課不停學」，與幾年前由學生提出、教師響應的「罷課不罷學」，反差強烈。

「停課不停學」的論述，關注的是在封閉學校的時段，如何確保正規課程和考試得以延續，這也就是「不停學」的想像——視學習為遵循並完成學校所安排的課程或功課。於是，我們看到，由教育當局和學校提供的網上教材，主要仍然是正規課程的伸延；相關的網上教學建議，例如使用電子學習平台及進行網上實時授課的技巧，或教導家長監督子女的電子學習，又或如何透過電郵及學校網頁向學生發放教學材料和功課，並進行評估、提供回饋，也沒有太大地偏離既有的學校流程。換句話說，學校停課、網上不停學的想像，仍然囿於現代「學校式流水作業」（schooling）的框框，也就是源自軍事訓練的一套由上而下的操作——強調齊常（normalizing）紀律、接受指令、依據時間表、着重考核評分等安排；而期待可以再返學，或回歸「正常」的「學習」，就成為了這套「停課不停學」論述的終極期盼。

Zoom鏡頭下「不停課」意味什麼？

然而，「正常」的「學校式流水作業」是怎樣的一種「學習」？教局和學校的網上教學建議，真的有助學生「停課不停學」？還是在延續香港學校制度下的「停學不停課」？而對那些只求打好份工的學校管理者或教師來說，新的網上教學安排，也很可能只是「停校不停教」，其主要作用，大概是告訴教育當局，學校正在努力地做些什麼。

當教師被迫「停校不停教」，化身為網上KOL，用不太熟悉的Zoom對着屏幕開講時，學生則利用科技作中介，以對付由上而下的「不停課」決定，開拓並守護於「學校式流水作業」中喪失的自主空間。不現身視像鏡頭、不開咪說話，以至不連線上網聽課，部分自然是因為物質和技術條件的匱乏，但對另一部分的學生來說，恐怕也是一種逃避監控規管的戰術（tactics）。

與學校課堂上「人在心不在」的存活形式比較，學生於屏幕背後的自主空間，相對寬廣，甚至可以達到「人不在心不在」的境界。例如，學生於閉鏡封咪的Zoom課堂期間，身心卻遠離教師的講授——或做點別的事情，或以另一部手機連上另一個網上世界。因此，企圖以網上授課形式延續「學校式流水作業」，只能事倍功半，難怪「停課不停學」論述的終極願景，仍然是回歸學校流水作業式的「正常學習」。

如果教育工作者真的在意「不停學」，而非僅僅追求形式上的「不停課」，那麼認真地直面和思考網上教學所揭示的學校教育的虛妄，是迎接更徹底改變的首要一步。因此，問題並不在於如何選擇網上授課平台，或培訓教師家長有效地使用電子科技規管學生學習，又或為低收入學生提供平板電腦，而是必須回歸教育的根本：學生於離校上線所獲得的自主空間和時間，在多大程度上用於主動的多元學習？還是為被動的消費邏輯所吸納？除應試以外，為什麼學校課程令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是什麼原因令學生迴避與教師討論、溝通、共學？視像教學真的能令學生「停課不停學」？還是更徹底顯示了學校制度令學生長期「停學不停課」、教師長期「停學不停教」的現實？要靠通訊科技來打救「學習」？還是需要來一場徹底的教育革命？疫情封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這些基本的問題、尋找另類教育的可能性的契機。以「停課不停學」的論述、回歸「正常」的「學校式流水作業」作為回應，只是白白浪費了轉危為機的可能性。

想像力的政治

除了教育當局和學校囿於慣習，困在「停課不停學」與回歸「正常」的論述外，不少學生也無法跳出既有的考試主導的教育框框。例如，一個調查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考生贊成取消本屆中學文憑試，大部分反對「以校本評核及校內試成績以及就讀學校過往的文憑試成績」作替代；而對於如何分配大學學位的另類想像，則主要是「大專院校自行設立收生入學試」。如果我們真的想「求學不是求分數」，大學學位的分配可否建基於考試以外的另類準則？抽籤可以嗎？由系所師生共同面試選取新生可以嗎？擴展大學學位讓全民都能依據意願升學又可以嗎？

掌權官員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難想像；不少師生或許也會對上述的選項不屑一顧，視之為毫不現實的幻想。然而，什麼才是「現實」？想像新的可能就一定等同幻想？1968年的全球社會運動浪潮中，一句廣為流傳的口號，是「現實點吧！讓我們追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這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超越「現實」vs.「想像」的二元對立思考，以至於「學校式流水作業」以外的教育視野和想像。

提出及認真討論被認為是「不現實」或「不可能」的構想，其重要性在於能夠讓我們投射一個意欲建立的理想世界，有助我們訂定新的集體願景，扣連新的價值與訴求，並據此來排列目標和工作的優次，這正是教育或廣義的文化政治的重要任務。缺乏對「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想像，新的社會共同願景也就不可能出現，剩下的只會是獨裁政權所鍾情的「別無他選」（TINA），迫使我們接受為唯一的「現實政治」。

廢校不廢學

流水作業式學校以外的教育想像和實踐，其實從來都存在。我們所缺乏的，是認真看待這些想像和實踐的意願和習慣。

對學校制度的批判，由來已久。Ivan Illich發表於1971年的Deschooling Society，除了指出學校教育的毛病外，還提出了一種廢除學校之後的教育構想。他認為，學校扭曲了學童的自然成長，把他們改造為習慣服從以至於追求指令的被動消費者，依賴規章建制，以分數排比作為存在的價值指標。因此，學校不僅無法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它本身就不斷製造問題，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打破學校對教育的壟斷，解除文憑證書與強迫課程和考試，也就是他所指的廢校（deschooling），據此來重新想像新的教育安排。

Illich心目中的廢校後的社會教育，包括建立廣泛的朋輩共學網絡，為所有於生命的不同階段尋求學習機會的人，提供資源和協助，也為所有願意分享個人知識和技能的人，提供一個協助他人學習的平台。更具體的構想，是建立開放的公共學習／參考資料庫、朋輩共學配對（peer-matching）和技能交換（skills exchange）平台。

這個在50年前提出的構思，是否一種遙不可及的幻想？今天，我們其實不難於世界各地看到Illich所想像的學校以外的共學網絡，包括在香港。從愈來愈普遍的「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到遍地開花的網上或線下演講、沙龍以至民間課程，以至內容廣泛、數量繁多的網上學習資源，這些都足以構成廢校以後的另類教育出路，也可以作為「Be realistic: ask for the impossible」的重要註腳。

原題〈告別「停學不停課」〉，《明報》2020年4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