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72）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的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否则，一旦有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或主张，立刻会遭到恐吓或边缘化，他们甚至愿意让被恐吓者传播自己的经历，以期能借此扩散恐慌。恐惧无处不在，恐惧到了极端，良心和道义底线就被突破，走向顺从、麻木和绝望。然后，将那些最为服从的、也就是心理扭曲最严重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他们无不狭隘、愚蠢和虚伪，但却能在医院里四处横行。

       在武汉市第四医，一些情商高的聪明人则自我的集体化（加入帮派或团伙），意味着“1”溶解为“1/n”，个体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整全性，隐身到一个集体当中成为其中一个“分子”，实现作恶心理成本极小化，从而加剧了医患矛盾和医医矛盾。

      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匿名化的过程——“匿名”意味着无需负责，而当一个人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再为其负责。“自我的他者化”则意味着将自己转化为一个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性部件，这个部件可以是“警察”，可以是“医生”，可以是“官僚”，可以是“法官”，甚至可以是一个善于沉默的“观众”。通过集体坐标而不是“内心良知“定位自己，“我”就变成了“他”。“我”不再是有名有姓的人，而是“一个职业”。“我”也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符号”。既然是“他”（职业或符号）在作恶，又“我”何干？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