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一座地主的庄园
杨家沟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特别的村庄：街道都是铺设好的沥青路面，窑洞干净整齐，住户都是小康人家。这样的繁荣景象，是因为毛泽东1947年曾在此住过几个月，为共产党内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政府版本的故事激励下（注12），定期有红色旅行团前来体验这个被毛泽东称为战争转折点的村庄，毛曾在这里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了走向胜利的四个多月。
但毛泽东为何到这个村庄来？一个是战略需求，杨家沟靠近黄河，这样万一战事不利也可以安排撤退。另一个吸引人之处这里有中国最壮观的窑洞群：马家庄园。
马氏宗族在十八世纪移居这个村庄，然后仔细规划逐步建房。二十世纪初，家族非常富裕，子弟们被送往中国最好的学校，还有留洋深造的。其中有个子弟叫马醒民，他在上海交大读建筑系，然后去日本进一步学习。1928年他回到村里，脑子里全是中国如何才能现代化的进步思想。
他回乡不久，一场大旱袭来，接着就是饥荒。按传统马家要作为慈善的大户人家来帮助其他住户。马醒民的点子融合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他重建了家族庄园，用谷仓的大米做酬劳付给劳工。运用西方建筑元素，他修建了一个带拱顶的长条形的门厅，连接着十一个窑洞。在接下去的十年里，新的庄园慢慢成形，在收成好的时候，马家就放慢进度，收成差的时候，就加快建设。
与此同时，马家另一个子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当时的党中央就在延安。马家很精明的资助共产党，党则称马家为开明士绅。这是党用来恩赐的众多头衔的一个，要是没这头衔，党可不会放过你。它并不意味着永世太平，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怀柔，要是有一天党不需要你了，头衔就会随时收回。
按照给游客们宣传的故事，当毛泽东离开延安东进找寻新的驻地时，马醒民献上了自己的大庄园。为了证明马醒民热爱共产党的情怀，党还给游客们展示马醒民写的一首歌颂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是：党像太阳我像花，花要长大就得跟着太阳。按照政府网站，马醒民1948年离开村子，在西部大城市兰州定居。他”度过幸福的晚年“，在1961年自然死亡（注13），享年七十一岁。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真相完全不是这样。1947年早期，党距离全面控制中国还有两年半时间，但在党控制的西部地区，它发起了土改运动。在杨家沟，党员干部发行债券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把地分给农户。
这种实用且和平的方式惹恼了毛泽东最臭名昭著的代理人康生。他在1940年代负责党的内部保卫和监控，在二十年后的文革时期再次重操旧业。对康生来说，土改不仅仅是要重新分配土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暴力的方式来实施。（注14）农民必须要有敌人，要仇恨地主。所以党给他们贴上地主的标签，并讽刺他们是吸血鬼寄生虫，是他们让农民过着苦日子。
当然其中有部分事实，但党并不是要惩罚个别欺压农民的地主。党是要在全国创造一个阶级敌人，并将其彻底扫除。按照激进派康生的说法，这样就培育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可杨家沟的农民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事实上，比起跟地主斗，他们先要跟共产党的干部斗，因为他们贪污腐败，在分地时毫无公正可言。党坚持要斗争地主。像马醒民这样的地主会在表演式审判中被打倒并剥夺土地-----也就是夺走马醒民新建的庄园。
除了要夺取土地所有者的田产，党还要摧毁他们的声望。他们的祖庙，相当于一个村庄的教堂或市政厅，被夷为平地。杨家沟最有特色的建筑物，装饰性质的拱门也叫牌楼，同样被推倒。这是一个大街上用于纪念性质的门楼，大约两层楼高，用木雕精心装饰，写有书法作品寓示在科举中取得名次。杨家沟曾有十几座牌楼----对于小村庄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也意味着富裕的住户帮助其他人建起了学校。所有牌楼都被拆光。
当然旅游团员们是看不到这一幕的，但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已经通过口述史揭露了大部分真相。其中最重要的作者是郭于华（注16），一名北京清华大学的人类学家。她2013年出版的《受苦人的讲述》（注15）就是在杨家沟及周边地区长年田野调查的研究著作。
郭于华的核心发现是，毛泽东时代的饥饿和饥荒并非暂时现象，类似马醒民在建造庄园时发生的那样。农民们三代人持续受到饥馑的痛苦长达几十年，从1940年代晚期持续到1970年代晚期，直到党最终允许农民开始私人承包种地。
郭于华注意到这些暴力的历史和今日事件之间的相似。宗族和宗教组织本来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组织架构。党的目标就是摧毁这些旧日的支撑，这样党那一套社会控制就不会受到任何前共产主义时代机构或个人的挑战，进而发挥最大功效。
党还取缔了旧时代的仪式，比如宗教节日和庆典，用党的节日取而代之。代替牌楼这种温和儒家道德指引的，是高音喇叭播放的宣传节目。代替宗教节日中驱除鬼神仪式的，是被称为地主的土地所有者被殴打致死。代替家庭传统绵延后代、敬老爱幼等权利义务的，是党的机器向社会强行灌输一套由遥远的权力中心制定的统一规章制度。
这个过程远不止废除几套结构那么简单。革命前的中国有兼收并蓄的思潮和各种竞争的团体。皇帝和他的钦差高高在上，本土社会并非按照统治者的思想体系运转，而是依靠儒家传统，它高于任何一位统治者的想法。这样独立的道德行动一直都存在，虽然困难重重，依然有人会挑战威权。1948年之后的中国，这些微弱的可能性也被扑灭了。党和国家成为一体，创造的独裁政体让人民共和国再也无法摆脱。
在郭于华的口述史中，当地人称自己为”受苦人“，因为种地的农民被干旱和饥荒所困。郭于华用这个词给书命名，特指这些穷苦农民，她也用这个词作为隐喻。和小说家王小波类似，他的受害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她认为杨家沟的受苦人是一种象征，中国社会正是被共产革命残酷虐待的受苦人。
这些研究工作让郭于华成为中国最坦率敢言的国家权力受害者的代言人。她继续在清华执教，但和其他地下历史学家一样，她无法继续评上更高的职称。她也无法在单位分房，这在北京这样的高房价城市非常要紧。她和先生只能在远郊自己购买房产，每天长距离通勤。她不能担任学生的辅导员，只可以教授基础课程。2022年她被迫提前退休。
但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她一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在2006年首次出版作品，那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让杨家沟蒙难的运动都来自过去----毕竟毛泽东时代彼时已经过去了一两代人。郭于华却始终认为，国家极权从未离我们远去。它的合法性从来不是民主选举或群众支持，而是通过各种运动来推行政策，无论是为申办奥运会争取支持，还是表达外交上的轻蔑和不满。她出了好几本书，也在中国各地旅游，在小型聚会上发言，通常都是志同道合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特别是在帝国的古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