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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重聚,末日论|我在清迈的社会浸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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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朋友调侃,清迈简直就是民国年间上海租界式的存在。那时的不少异议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中共地下党,都在租界享受着法外之地的庇护,进行着或公开或秘密的文化和政治活动。现在,尽管毫无疑问清迈仍然是强权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这里还是有着中国罕见的自由,也聚集着欧美难以想象的人气。

我的清迈之旅是从成都开始的。去年十二月,杨熹问我要不要去成都玩几天,因为她们的书店终于开业了。关于书店的事情,我早有耳闻。九月份的时候,杨熹就说过 SeeDAO 的白鱼和唐晗想找地方开一家书店,没想到这么快就开起来了。

杨熹问我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四个月近乎零社交的生活,家里蹲,啃着老。我憋着一股劲,英语考试没少参加,学校没少申请,申请方向一改再在,终于十二月初了结了这段可怕的生活。择日不如撞日,我当即买好了去成都的高铁票,像一个在恒纪元重新浸泡的脱水三体人,准备恢复一些社会人的属性。

白读,是这个书店的名字。书店隐藏在成都的东二环高架桥边上的居民区里,其实就是一户三居室改造的。我背着包悄悄溜进书店,没有和店员打招呼。第一件事情是看看都有什么书。我一边浏览书脊,一边感觉一种熟悉感在升起:这里八成的书我都听说过,不是读过,就是想读…我给朋友发信息说,我第一次见到 STS 主题的书店,即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放在显眼处的,是莫斯的《礼物》,维纳的《控制论》和 Glen 的《激进市场》。

那天下午有一个关于 AI 和写作的活动,嘉宾是三个川大文学系教授。活动前,白鱼睡眼惺忪地从外面回来,打了招呼,闲聊了几句近况。长期不社交的我,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和真人交流。白鱼领着我和几个提前到的嘉宾,参观了书店一个小房间里设置的维纳生平展览。讲解的时候,看得出是说了很多遍的话,但他的困意已经转变成了新一轮的激情。我之前的确不知道维纳还有这么多社会思想 legacy,控制论没学过,只有最简单的控制锅炉温度的PID算法倒是写过…我靠在小小的堆满了各种物件的屋子的门边,看到另一侧还有更小的一个房间,只容得下一人,地上放了一个蒲团,墙上写着「赛博祷告室——纪念 TT」。

在后来清迈的 SeeDAO 数字城邦发布会上,唐晗频繁提到 TT,在回忆和TT的往事时几度哽咽。这个最早相中她的创业事业的天使投资人。TT在南美数字游牧的时候,意外生急病去世。因此这个祷告室也可以说是灵堂,在书店不常见。

和白鱼很早就因为工作原因见过,但在去过书店之后,就像去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一日游,似乎又多了一点不知如何表达的信任和连接。在成都,我才得知这一行人都要去清迈,才仔细看了瓦猫的活动。这也很可能是他们在最后一次在国内活动了。

然后才我意识到,清迈还有另一家书店在召唤我。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洁平在清迈不声不响地开了第二家「飞地·Nowhere」书店。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飞地名字中的梗——Nowhere,既可以理解为 No-where(无依之地),也可以理解为 Now-here(开始之地)——不由得赞叹这取名字的功力真是了得。我是一直都知道洁平在台北的飞地书店的,但那时以为书店只是她在台湾的文化生活基地。当看到清迈的飞地时,才突然意识到另一层动机。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一种新的可能性:海外华人离而不散的生活可能性。

在经历疫情三年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日趋凋敝的中国,「润」早已是我周围的朋友最常聊的话题了。但过去谈论移民,总是默认一方面要努力才能离开(所以才会有调侃说「贫贱不能移」),另一方面则是努力融入所在国社会。而我的很多朋友,之所以还没有真正在移民上开始行动,都有些卡在对「融入」的可怕想象中。这里面当然有对自己的语言和社会能力的怀疑,怕自己做不到融入,在海外只能做一个边缘人。

但还有一层担忧则是「即便融入了又如何」:去国外过一种安定的小康生活,也许是一些人的梦想,却是许多有行动经验和愿望的人非常害怕的前景。过去的普通人移民故事,似乎总是经济上如何完成立足和致富的故事,却很少有中国人在海外仍然能参与公共行动,展现自己的独特性的案例。对于体会过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带来的「公共幸福」的人来说,小康生活实在是太憋屈了。「出去了我能干什么?」,这是拦在不少更有公共追求的朋友移民路上的灵魂拷问。

出去了之后,真的只能「谋生」,而无法「行动」吗?

借着瓦猫活动的热闹,在清迈我第一次见到了台湾的前同事。疫情三年,外加不复存在的赴台自由行,让我们这些「网络情缘」始终无法兑现。而在飞地书店的活动里,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东南亚的华人,美国的华人,齐聚一堂。这种景象,可能在地球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做到(除了 Matters ,此时可以理解的线上版本的飞地书店)。飞地关于游牧经验的活动徐徐进行着,小小的书店里硬是挤入了不下六十位观众。大家按照泰国的习惯盘腿席地而坐,每进来一位新的观众,所有人就需要像毛毛虫一样向前蠕动以便腾出一个空位。我看着门口挂着的书法作品:「活得光明磊落」(来自哈维尔的 Living in truth),感到一丝奇妙。

之前和朋友调侃,清迈简直就是民国年间上海租界式的存在。那时的不少异议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中共地下党,都在租界享受着「法外之地」的庇护,进行着或公开或秘密的文化和政治活动。现在,尽管毫无疑问清迈仍然是强权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这里还是有着中国罕见的自由,也聚集着欧美难以想象的人气。

在飞地另一场关于《不明白》播客的活动中,袁莉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我记忆很深。她说,二十年前在纽约的时候,虽然文化活动极其丰富,却又感觉都是美国人的活动,和自己无关。但现在,纽约有了例如女权脱口秀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很多的华人的文化政治社群,氛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开始有了「这是我的城市」的感觉。当然, 此时此刻,这样的活动就在清迈发生着。

这些来到清迈的国人,是否真的有「离散」意识,还是我的臆测?这一点我一直也颇为怀疑,直到在位于清迈古城东南的 SeeDAO 客厅的一场活动,让我意识到了一些集体意识的存在。这是一场李阳组织的关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的读书分享会。本以为 Web3 人士们对这样一场和区块链毫无关系的活动兴趣不会太大,没想到却座无虚席。在讲者分享结束后的讨论环节,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离散」之后如何的思考。例如,老胡就提到一个假设的情景:一个中国出生的工程师,在美国拿着硅谷科技公司的钱,为去中心化网络工作,他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认同。他的文化认同可能是华人,经济依赖美国,做的事情却和这些主权秩序较劲。唐晗和白鱼也提到,必须要和在地产生连接,他们已在规划一系列的项目。李阳的活动像一个仪式(也许只有我这么觉得),让这群本来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的数字游民,暗中把「离散」和「重聚」当成了一个共同的命运背景。


如前所述,这次来清迈,我为自己设定的目的是重新浸泡,恢复社交。社交的时候,我们总需要自我介绍。因此我慢慢形成了两套说辞:第一套是「我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者」,用于在类似飞地活动这样的文化场合使用。另一套是「我之前是 Web3行业从业者,也做过很久的数据分析」,用于找工作。其实,后者更是我的燃眉之急。在向瓦猫遇到的很多朋友提过了找工作的需求之后,他们几乎都提到了一个人,Nicholas Hu,也就是传说中的老胡。说,去问问老胡吧,他那里可能有工作。

其实和老胡早在大理就见过好几次,但那时我意志消沉,精神不振,实在是没有产生工作上的连接。这次,我打起了精神,想要好好探索一番所谓的「老胡宇宙」。这个宇宙具体来说是老胡赞助的好几项 Web3 的事业:主打技术的 PlankerDAO,主打研究的 Uncommons,主打基金会的 GCC,主打 co-living 和线下社群的四海社区。这些事业都在快速扩张着,因此可能都需要人。

瓦猫开幕第一场活动,即 SeeDAO 的白皮书发布会,就是在四海社区进行的。这里是素贴山脚的一个巨大奢华的庄园,几栋可供住宿的洋楼零散分布在方圆一公里的田园风光之中,外加办公楼和圆形穹顶会议室。老胡一行人早在半年多以前就从大理搬到了清迈,在这里安居下来。据说,他们想要做的是一个华人·加密游牧·离散社区。

其实在加密货币行业,类似离散的想法不只是中国人才有。几年前,Balaji 的《网络国家》一书就非常出名;去年黑山的 Zuzalu,Vitalik 提出可以用一个 Pop-up city 的活动形式,来部分实践网络国家的想法。到一个国家机器没有那么强大的主权国家,明修区块链科技的栈道,暗度数字国家的陈仓,以便在这个主权林立的世界秩序中找到生存的缝隙。这是许多加密行业有志者的想法…这不,四海有点跃跃欲试,打算把第二届 Zuzalu 办到清迈来。

我最终还是没有在「老胡宇宙」找到工作。一方面是确实在 GCC 的职位竞选中落败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感觉到这条线背后的思想颇为厚重,需要对 Web3 世界的公共物品这个方向有更强的认同感,远不是出卖一下劳动力那么回事。为此,我重新读起来了 Vitalik 的博客,了解了最热的 zuzalu, d/acc, 和 cryptopunk 复兴。 要吃透还是很难,但阅读经验颇有收获。

在四海社区,偶然听了 GCC 学术顾问 Michel Bauwens 的一个分享,对其中关于 Cosmos-Local 的表述心有戚戚。在 Michel 看来,未来所有重的东西,都应该是 local 的,可能靠普门永续和生态村,绿色能源相关的方式来提供物质和能量的需要。而轻的东西,例如信息和金融,则应该是 Cosmos(全球化?)的,显然区块链技术在其中会扮演重要角色。这个结构中消失的是现在的主权-民族国家。

这个框架很宏大也很模糊,但让我有所侧目的原因是,它恰好暗合了我过去两年一面在和女友住在大理的村子里,尝试着尽量本地化的食物和社交;另一面和分布在全球的同事从事着 Web3 的工作的生活境况。这两种生活的张力巨大,深究起来,确实意味丰富。但我那时没有能力跳出来深究,卷入其中无法自拔。


也许是因为在这个活动上和 Michel 有几句交流,又或许是因为我逢人就说自己是做社会学研究的。几天之后,四海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 Michel 家举办的新年party。活动中,Michel 滔滔不绝地和我还有几个土耳其远道而来的朋友,聊着自己的关于人类文明的周期的想法。听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种末日论调:现有的秩序即将瓦解,我们必须发明新的秩序。

这样的论调,无论是在大理的完全和科技行业不沾边的身心灵群体,还是环保领域,还是在 Web3 和 AI 领域,抑或是传统的社科知识界,我都听到很多。到底是为什么,其中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噱头,几分真正的担忧,我是真摸不着头脑。

在 Michel 家的 party 上,我问 706 的 Ren:“瓦猫结束之后,你准备做点什么”。Ren 看上去没有磕大。他淡定地说:“我想继续跟 AGI,如何完成 human alignment…人类也没有几年了,赚钱没有意义…我只是想要改变社会…” 我沉默不语,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但又有一些疏离和轻松。这好像就是 「Ren 说 Ren 话」,一年不见,Ren 从大理706来到清迈706,纯度却更高了。而我很久没有为人类的命运担心了,而是经受着现实生活的折磨。


四十天前,我在清迈重启游牧,也开启了自己的离散和重聚之旅。我住过两个青旅,这里的青旅非常整洁,安静,大家都彬彬有礼,有人样。床位不过50元一天,我所有的行李不过一个登机箱。于是我就在两个床位上一待就是四十天。朋友们来了又去,我白天社交,在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工作,晚上回去,倒头就睡。坐在BOLT呼叫的摩托车后座,路过飞地书店,看到熟识的店员们在整理图书。想要和自己待在一起,就去寺庙禅修。

想来,无论天主教会,还是佛教僧团,都有千年历史,大概也不会轻易在文明的周期和 AGI 的末日中完蛋吧?那我就还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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