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沉默螺旋、体制的惯性

平庸之恶、沉默螺旋、体制的惯性

偶然在matters看到有一篇文章《大象席地而坐》的观后感，有提到平庸的恶，我脑袋里忽然就蹦出了沉默螺旋，又蹦出了体制的惯性，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本质上是一样的。能够贯穿起来，我把他总结起来，用个不太恰当的词，称之为个体的局限。分别为个体认知的局限，个体力量的局限。

如果你看过《朗读者》，电影中的女主，美丽而又使人怜爱，喜爱阅读，喜爱文学，因文学而结实了男主，之后陷入对知识的渴求中，但是就是这种热爱知识的人，却在集中营面对大火的时候仍然是选择维护秩序，而不是选择开门救人，有人说她是良知泯灭了，但在当时当刻的人，如何做选择呢，女主在当时的情况下，仍然是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看起来是泯灭人性的，假使女主打开了，集中营里面的人都跑了，这相当于她的失职，她可能会失去工作，她可能失去阅读文学的时光，而维护秩序，不开门，她极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赞许，因为集中营里面的人本来就是被德国主流社会贬低的一群人，因为一场大火而死去的犹太人，当时当刻很可能是没有人去关心的。

所以她选择不开门是对她现实而言最有利的选择。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此次疫情之中，很多官员做出了很多大跌眼镜的行为，因为他是体制内的，所以体制内的奖惩制度跟他关系莫大，他会循着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去做，很多事情都是用脚在投票。而且我一向认为，一旦你加入体制，或者是某种组织里面，个性就开始削弱，体制会塑造你的思维，塑造你的行为方式，塑造你的认知。

于是你的行为就开始产生某种惯性，是循着体制的惯性而去，方方说的没错，时代的一粒沙搁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搁在普通人身上是一座山，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说是时代的一粒沙？因为这是体制的车轮往前的碾压，而执行的人却认为只是微不足道的“训诫”，一个训诫，但一个训诫恰恰就是多骨诺牌的第一张牌。

平庸之恶，沉默螺旋，体制的惯性，这是三个很不同的词，我只是想到了，就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平庸之恶，是阿伦特所提的概念，沉默螺旋好像是一个传播学理论，而体制的惯性是我自己的总结。第一个词在我这边看来更多是着眼于个体的道德责任，不说大恶，而是说平庸，这是对于当时德国的一个总结，不论是士兵还是看守集中营的人，都是在遵守当时社会的法律，所以他们没有违法那时德国的法律（这里我姑且先采用实在法的概念，因为学术上还有恶法非法的概念），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作恶了，在集体中间，为邪恶的集体做了螺丝钉。第二个词根据我所查阅的一些资料，讲的是，“和媒介中主流观点持相反意见的人由于害怕被排斥而保持沉默。而结果就是，在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中，占据压倒优势的意见以螺旋形式扩展加强，最终变成了一种优势社会舆论。”【知乎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4501820】看一看这个描述，这是讲的舆论场域的传播现象，如果把他搬到制度上，要知道一个制度的形成往往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意见。所以违反一个既成的制度，以个体的力量去追求自己认为的正义，可想而知的难度。有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三个就是体制的惯性，这个词无非是换一个角度，从体制的层面，来解释人为悲剧的来源，把体制物理化，为什么要把体制物理化，因为在这个体制内，绝大多数人都会遵循平庸之恶原则、沉默螺旋效应而行为，它很难因为个体意志而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它会随着既有的轨迹往前碾压，碾压到每个个体身上，就是时代的悲剧。

那谁要负责，时代的一粒灰，时代要负责，时代代表着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那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没有责任，因为无法追究。只有对于时代的反思，对于时代的批评，才是对每一个人的追责。就像战后德国对于纳粹的反思。对于历史的追究，就意味着追究整整一代人，中国对于文革的反思，大概也就止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没有未来），但是对于整整一代人的红卫兵，却都悄然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