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拍摄中国农村
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就是这个国家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未来记者的精英训练营。校园位于北京东部，原来离城区有好几公里远（这样可以让常年写作的人们安稳呆着），现在这片区域已被城市化吞没，成为交通非常便捷的场所。
学校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用中央电视台一位著名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他在2012年成为学校的教师。崔永元是央视人缘最好的主持人之一，以幽默自嘲的风格主持几档节目，最有名就是从1996年到2002年播放的“实话实说”访谈节目。他因为患抑郁症而离开节目，然后回来主持另一台节目，接着制作了一个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热门节目。后来他离开央视去大学当老师。
从党的角度，崔永元是一个开办研究中心的安全人物。他制作的抗日战争系列节目让他的资历无可挑剔----一个记者给浴血抗日的时代做编年史，谁能挑错呢？而且他建立这个口述史中心的理由也是清楚明白的爱国：在他做节目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日本学者事实上比中国学者做了更多针对中国老兵的口述史采访。他认为，口述史必须严谨，党也同意这一点，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崔永元口述史研究中心诞生了，里面的工作坊可以培训普通人学习如何采访社区的老年人。
崔永元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生于1963年，他既不满足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当主持人，也不止步于管理一个研究中心。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揭露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经常引发争议。他质疑国家对转基因玉米的全面接纳，提出为何没有对转基因玉米对人体和生态环境长期影响的研究。他一开始想制作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系列节目，所以前往西方国家了解他们对基因改造生物的争论。这个节目在制作前被叫停了，所以崔永元只能到社交媒体去讨论。在那里他卷入和方舟子的长期争论，方是在美国生活的迷信思想的揭秘者，他全面支持基因改造生物和作物。这个争论让政府感到不快，因此崔永元被社交媒体短暂封禁。
他还曝光中国演员逃税的问题，导致中国最火的影星范冰冰被禁止出镜。这一举动符合政府当时的首要任务，也暴露了政府对穷人和富人的双重标准。每过几年他都会开始一轮新的讨伐，有时候得到政府的许可，有时候被警告。
同样的，崔永元的研究中心也比政府当初设想的要复杂。中心工作坊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记录大众的口述史。政府的预设是这些故事都是正能量----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党带领国家变得更强大。但政府没法控制人们用这些新技能做什么----当人们自己去采访党在过去七十年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什么呢？
2016年，我参加了其中一个工作坊，和其他八十一名参与者一起度过一周时间，他们来自全国各个省份。人数比预料中多了一倍，可以看到这个工作坊的火爆程度。
崔永元并没有亲自授课。我们三天工作坊的高光时刻是吴文光到场的那个下午，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和谭合成、胡杰这些完全体制外的人不同，吴文光算是半个体制内的人物。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艺术家，而并非政治纪录片制片人，这样给了他探索中国苦难历史更多的空间。
吴文化1956年生于南方省份云南，恢复高考后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然后进入当地的电视台工作。那时的纪录片叫做“专题片”"专题电影“，台词精心准备，剪辑也很用心。1988年他辞职来到北京，赶上了正蓬勃兴起的地下艺术浪潮。
那正是天安门屠杀的时刻，吴文光并没触碰政治议题，他抓住了另一个深刻变革的社会潮流：改革时代的中国人们能干些什么。以前都是政府分配工作，改革允许大家自己创业。改革放开了枷锁----就如吴文光自己----让人们追寻自己的梦想。
他在1990年拍了《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这部先锋作品成为之后中国独立电影的标杆之作。和政府主导的“主题电影”不同，吴文光的的作品以手持摄影机加无剧本采访为特色。（注7）影片往往冗长生涩----好像故意显示自己的民间身份。
他称之为纪实片，从字面上就是记录真实的电影。这个说法和标准的纪录片略有区别，后者更侧重于记录。也许在暗示真实往往比按部就班的记录要混乱复杂。
在拍了十几部各种主题的纪录片之后----比如红卫兵、农民、奔放的九十年代等等----吴文光觉得自己的独立电影遇到了天花板。在他2005年拍摄的《操他妈的电影》里，他和另一位导演在聊天，对方指出即便你拍了一些内容，制作方也会担心政府要求删减后才能发行。
挽救他和其他纪录片制片人的是廉价数字技术的传播。这样一来，他们再也无需那些昂贵的剪辑设备，也绕过了电影发行单位。你拍摄后直接可以出成品----可以直接在相机或电脑上播放。
同一年，他启动了农村纪录片项目，他雇佣了十位来北京打工的新移民，教会他们使用数字摄影机，然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农村，拍摄自己家乡的故事。
2010年，也就是五年后，他发布了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民间记忆计划》，也就是他组织的十几位年轻人回到家乡采访大饥荒的历史，为逝者树碑立传。在这个项目的十年间，他的学生们走访了两百四十六个村落，采访过一千三百人，拍了几十部影片。这些影片被杜克大学收藏（注18），清单共有六百五十七部影片，有标准时长的，也有采访片段。
吴文光的项目位于北京草场地艺术村，当时的参与者们同吃同住，还在他那时的妻子指导下一起跳舞，妻子文慧是一名舞蹈编导。这样一来该项目就成了一个艺术类别项目，帮助吴文光规避那些揭发中国隐秘历史的指控。
在个人生活上，吴文光看起来像一名佛系导演：六十多岁剃着光头，一副玳瑁眼镜，宽松牛仔裤，传统黑布鞋，黑T恤上写着：
100% 生活
0% 艺术
他体型很结实，有涵养，从下午开始就精神抖擞。他说话低沉而急切，让坐在他周围塑料椅子的我们慢慢围拢过来。在学生们讲述自己的计划时，他总是热情参与，积极提问，尤其要问一个中心问题：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一位来自西安的胖胖的伙伴有着银色的鬓角，戴着摇滚表演的眼镜，他想拍摄家乡村庄的消失。
一位来自山东的烦躁不安的汉子说想要拍摄农村的精神病患者。
一名女性放了一个片段，她母亲在谈论文革时期的暴力。
吴文光给每个人自己的建议，每次都加上这一段话，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你得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你想拍摄这个片子？你的目标是什么？别说什么记录历史，你必须有个目标。”
另一个吴文光不断重复关键就是需要足够的时间。他放映了明星学员章梦奇的电影，她也和他一起来上课。影片在中国南方拍摄，人物使用的方言对于普通话的观众是无法理解的。有人问章梦奇是否在方言环境中长大。吴文光直接打断他。
“你可以学习方言。你以为这个学员会说他们的方言么？他们不会。但他们去了以后很快就学会了。”
那人支支吾吾：“好吧，好吧，我不知道......"
另一位观众提问，这样的导演和记者有啥区别。
”时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我们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在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现场。“
他在强硬的回答中也夹杂一些幽默。
”你得说话，不停说话！你爱说话么？“
每个人都大笑着鼓掌。
”你们明白了吧。表达和倾听，继续表达继续倾听，大部分时间要倾听。“
吴文光架起相机，放在面前的三脚架上。
”这是一场平等的对话。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并不比采访对象更好。相机是你眼睛的延伸，也是你勇气的延伸。“
吴文光的助手拿走了相机摆在他身后，把影像投在大屏幕上。画面是吴文光在和学生们谈话，评点他们的作品。有人提问该买什么相机，吴文光推荐了一个流行的型号，一台不算贵的数码相机。”配一个外置麦克风。你要保证良好的音质。“
有人问他关于杨奎松的事情，还有他采访夹边沟劳改营幸存者的事情。
”你需要文件。你需要准备。先做好自己的功课。别仅仅听别人说什么。这不是一个随机对话的系列。它可以看起来像一个随意的对话，但它不是。“
政治在背景上盘旋着，吴文化很巧妙的处理这些。他问二十五岁的助理为何她的影片涉及灾荒。
"因为它影响了我父亲，他成长在灾荒时代的余波中。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
”所以历史很重要。也许它发生在你出生之前，但它依然可以影响到你。你自己都没意识到，因为你可能都没听说过。“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吴文光播放一个电影片段。里面是一位老人，他耳朵聋了。他可以是任何一位老人，他无法理解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他----我们不会理会的那一类人。采访的问题是问他1960年他吃什么。
”我听不见，我耳朵聋了。“
”你吃什么？“
”我听不见你说话。“
”你吃什么？“
听众们都笑了。
”你吃什么?"
老人最后听到了问题。他的回答让听众鸦雀无声。
“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我的哥哥饿死了。”
这个片段放完了，人们躁动不安。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不该问。这样的采访是不是让人讨嫌？也许他们想要忘记过去呢？
吴文光狠狠的回应道。
“你没有打扰别人，你在做一个项目，他们就是项目的一部分。你不是领导者，你只是参与者。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在讲述中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