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间的“异性性行为”：谁男谁女？
一朋友问：“同志间发生关系，谁做男人？谁做女人？”
这个陈词滥调的简单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的回答，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预设了哪些前提？在何种框架下才能使其成立？首先，这个问题很直白地预设了“发生（性）关系”的必是异性男女。因此才会有后半句的追问。但这个预设其实又与前半句矛盾，既然是“同志”关系，那何来异性之分？因此，这个问题潜在的预设本身就有问题，它是在异性恋模式下才会出现的悖论，因而本身也就无法描述同志性关系。
但在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反复出现本身也就反映了更大的问题，即对于在近代开始才被划分出的同性关系，人们依旧还未能找到或是发明出相应的语言与框架来描述它。因此，借用传统的异性恋语言来对其分析和解释，一方面或是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也便是主流霸权意识形态对于自身巩固和再生产的最好方法。
问这个问题的往往是异性恋友人，但这个观念我们却在同志群体中也十分常见，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或隐或现的主流，如2018年美国电影《路易之后》（After Louie）中，激进同志运动一员的山姆便未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在我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男同志群体中这一现象也十分普遍。首先它非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因为同志和异性恋成长于相同的男权体制以及接受了相似的社会性别（gender）教育（在日剧《弟之夫》中，双胞胎兄弟二人却有着不同的性取向，且同志弟弟得经过曲折的自我摸索后才能意识到自己不同的性欲望）。
在漫长的文化历史建构中，异性恋模式便早已经在其自我“自然化”的过程中被预设为（唯一的）正常了，因此也就成为生活于其中的我们的某种“天然本质”。上野千鹤子在其《厌女》一书中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来就得面对一个既有的语言世界，这种语言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者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先于我们的被规范的世界之中，因此当我们使用一些语言来表现某个事物与某种行为时，语言自身的建构历史便会浮现出来。
以异性恋模式来看，男女二元的社会性别是它最基本的结构。在日剧《大叔之爱》中，蠢萌的春田问阿牧：“那么我是你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就如德里达所指出的，西方传统二元论是一个等级制；而凯瑟琳.麦金农等女性主义学者也指出，社会性别本身就是存在高低之分的，它与其他诸如阶级和种族等因素结合而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等级网络，这一点在诸多日本家庭伦理剧中表现鲜明（如《邻家月更圆》）。在这张网络中，男性占据统治与权力位置，是那些能够在理性和光明指引下逃出幽暗洞穴的主体；女性则成为幽暗洞穴本身，并且被指定为他者与客体。上野千鹤子浅白地指出，厌女症的出现便是因为女性被他者化的客体身份所致。
这一客体化就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女性在色情作品中被幻想，在家庭中被塑造成贤妻良母（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韩剧《生活是美丽的》中的两代母亲形象），在影视中被凝视（gaze）；聚集在一起的男性讨论女性就好似在讨论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女人该如何如何”的日常话语背后潜藏的便是男性权力对其的身份设置；而“女性化、女性气质”也成为男性群体（包括男同志）中最为避之不及之物。
在男同群体中出现的“攻”（top）与“受”（bottom）（或1与0）原本只是性交体位的代称，但由于传统异性恋模式的影响，而使得这些词潜移默化地开始与“男性”与“女性”相结合。于是，作“攻”的男人是真男人，而作“受”的男人则成为“女性化的男人”。随着语言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男同群体中出现了公然的“直男癌”与厌女症。许多男同标榜传统男性阳刚气质与“真男人”（Real man），而排斥娘与女性化；而由于“受”被划在女性一边，男同群体中便出现了“受”比“攻”低贱（less）的潜意识。
异性性行为本身也是理论与实践彼此促成共生的循环结果。在《大叔之爱》中春田反复提醒（规训）自己是“喜欢巨乳的”，以此来维持和巩固社会强制的异性恋欲望。男性由于在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宰位置而直接反映在了性行为中；另一方面便是从插入式性行为中建构出的一套男女两性等级气质——作为主动的男性与作为被动的女性。而由于男同性行为大都是插入式，所以在此与异性性行为产生共鸣，而在其意义尚未清晰时便被传统异性恋的一套解释所占据，因此便出现了我们上文所说的现象。
麦金农在其《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指出：“异性性行为是两个社会性别的融合，由于社会性别是个社会的结果，由此受动方是被女性化的，可以是不考虑生理性别的‘女子’，行动方相应的是被男性化的。”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同性间出现了“异性性行为”。虽然双方都是同性男子，但他们的性行为却是异性恋式的。
这一点在男同做爱中的语言（所谓的dirty talk）里得到传神的反映。“攻”以一系列传统异性恋语言中代指女性的词语来指称“受”，如“贱人”、“骚货”与bitch等等；以女性性器官名称指称“受”的性器官；并且时常还会出现异性恋夫妻代称，如“攻”被称作老公，“受”自然被称作老婆……因此，男同性行为变成了一场把“受”贬低成女性因而实现的“异性性交”。这一建构过程之所以能成功以及带来快感，便是因为传统异性恋模式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所致。如果男女两性是平等的，便不会出现性行为中的贬低。男同性行为在此便是如此。
通过这一行为，我们便会立刻发现存在于男同群体中的异性恋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在电影《断背山》中，这不就是悲剧的最大根源？）虽然男性所欲望的他者同是男性，但最终他依旧会利用异性恋模式来贬低和打压对方，以使其矮自己一等。而这一手段得以有效的支持便是传统的厌女症。在男同群体中，这一本不会出现女性的关系中却自始至终都有女性的身影，她成为露西.伊利格瑞所说的“白纸”与“他者窥镜”，而正是通过这一潜在的他者，男同的性行为得以产生并且在看似激进的外表下隐藏着与主流霸权意识形态的勾结。
在《路易之后》中，两代同志对于“攻”与“受”的对话直接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性别与女性的不同理解。年轻的同志布兰登指出山姆及其朋友思想中的异性恋意识形态以及厌女症。而山姆曾是上世纪美国纽约艾滋病运动组织ACT UP的激进成员。但在他和朋友的观念中，最大的耻辱就是“渴望cock的女人”，而“受”也被划入其中。因此，这一出现在男同群体中的异性恋意识形态和厌女症并非短期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且渐渐成为主流。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便是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他者所创造的世界中，语言是他人的，所以当我们尝试开口说出自己时，因为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而必须挪用已有的，但这一挪用本身便是双刃剑，一方面它使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欲望；另一方面我们也受它传统的内涵影响（这一点在传统侮辱和谩骂女性的语言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我们很难找到用于男性的相似词语）。在这二者的角力中，由于传统异性恋模式的霸权地位，而导致其渐渐向后者倾斜。
遍布男同群体的依旧是按照异性恋模式所分出的各种性别气质，并且随着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而产生层层等级，于是像straight-acting，muscle for muscle以及real man便成为主流，而任何的娘、sissy、女性化都遭到排斥。但吊诡也就在这里，“攻”厌恶娘的“受”，但他却通过在性行为中对“受”的女性化贬低来获得自己的快感与权力欲。上野千鹤子指出，这正是厌女症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指出，挪用本身也暗示着创造新意义的潜能。无论是变装（drag）对于传统二元性别的颠覆，还是同志群体对于如gay和queer这一类词语的再改造，使其以为己用。按这一逻辑，挪用了异性恋模式的同性性行为也应该能通过其扬弃而从中诞生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随着对于传统异性恋模式（如婚姻）和意识形态的挪用而最终为其所规训，便可能失去原本具有的激进性，在某个程度上这也不正是福柯于上世纪末所担心的吗？我们对齐泽克那个经典笑说稍作改编，便是：这些同志看着像异性恋，听着像异性恋，他们就是“异性恋”。这才是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