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班加罗尔：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
“2004年2月的班加罗尔之行让我重新找回了思路，我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世界是平的》第一章里，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笔调热情，是班加罗尔，全球软件外包的中枢，唤醒了这位“睡梦中的”全球化捍卫者。在班加罗尔，他看到正在变平的世界。
我当然没有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好眼力。
不过，在2017年初移居班加罗尔之前，和这位美国同行一样，我双脚痒痒，被好奇心挠着，跑遍中国后，我跑刚果，跑乌干达，跑哥伦比亚， 世界各个角落里，我遇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包工头、帮派老大、走私犯、娼妓、骗子，还有外交官。
在丛林、矿山，无人抵达的草原，他们架桥开路，我也看到一个更平的世界，不过并非被高科技拉平，而是传统的水泥钢筋。
班加罗尔同样唤醒了我。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全球化。
新班加罗尔人
索尼世界路口，连接科尔曼加拉区和英迪拉区，在班加罗尔市中心南部区域，是印度创业者的飞地，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创业公司、孵化器、天使投资机构。
我在印度的第一项技能，是要学会重新行走，穿过索尼世界路口，到对面的Spar超市购物。
印度南方人大多温和，不急不躁。但只要坐到驾驶室，这些品格就突然蒸发，他们开车的风格，就像行人走路一样，突然停车、转向， 没有交规约束，也没有中国遍布大街的摄像头，司机和行人都成了机会主义者。
穿越或者逼停迫身的车辆，从中趟出一条路，无数次的练习后，我变得娴熟自信。
似乎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尤其考虑到，班加罗尔交通糟糕，已在全印臭名昭著。连巴拉（Bala）也好奇，我是如何适应的。
2018年4月初，班加罗尔东郊的西格玛软件工业园内，巴拉和同事刚入新办公室的第二天，在仍未散去的装修味里，时隔半年后，巴拉很绅士的再次问起，班加罗尔的日子如何？
我的答案逗得他大笑不止，“只要回中国待上两周，我就想死这里了。”虽然夸张几分，并非信口开河。
他是班加罗尔土著，在硅谷工作17年，前几年，裸辞惠普高管职位后，巴拉回到故土。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毕竟，即便班加罗尔再欣欣向荣，也不过被冠之印度“硅谷”。
这个问题或许多余。2017年中，MoneyTap从红杉资本融到1230万美金。
2015年9月，Bala、Kunal Varma和Anuj Kacker创立印度第一个基于手机应用的现金贷平台MoneyTap，给月收入约5000到8000元人民币的印度白领提供信贷。
他解释，印度银行系统由国有银行掌控，它们低效、僵硬，服务着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财团，民众很难从银行获得服务，信贷“痛点”恰好孕育出印度巨大的现金贷市场。
正是由于印度市场的诸多痛点，和硅谷的巨大落差，让Bala 们意识到印度的潜力。
不仅Bala，印度连锁茶店Chaipoint刚在班加罗尔庆祝第一百家店开业。创始人Amuleek就是哈佛商学院毕业，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流。
而印度另一家电商独角兽Snapdeal，创始人几乎拥有一致的经历。
2016年1月，华尔街日报曾专门刊文《印度欢迎技术精英回家》。
中国人来了
在席卷班加罗尔的创业浪潮里，2013年1月，在靠近科尔曼加拉区的HSR,普尼特·马努加成立在线心理咨询平台YourDost。
2017年7月，他发现，自己业务激增，客户都是软件服务外包公司的码农，他们要么已失业，要么很焦虑，担心自己失业。
这是班加罗尔的真实写照。以Infosys为代表的外包行业正在衰落。幸运的是，班加罗尔跳上新经济快车，以电商为例，印度排名前三的Flipkart、Amazon India、Paytm Mall，均落户于此。
在新经济时代，班加罗尔的价值也被中国人重新定义。
即便托马斯·弗里德曼不吝溢美，给班加罗尔戴上全球化的桂冠。它仍是中国人的盲点，一座从贫穷中突围的IT 城市，仅此而已。在2014年之前，生活在班加罗尔的中国人，不到300人。
2010年左右，成都市雄心勃勃的开通直飞班加罗尔的航线，但乘客寥寥，勉力支撑三年后， 不得不取消。
此前，只有华为，他们是班加罗尔的最早中国拓荒者。18年前，华为总裁任正非决定，在此开设印度研究院。如今，这里成为仅次于深圳总部的研发中心，员工接近4000人，90%以上是本地人。
最近两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提速，有全球化野心的企业家，开始频繁造访班加罗尔。
2017年12月中旬，娶了位印度夫人的李俊杰，联合中国创业者左利斌和其他几人，在班加罗尔举办第一次中印企业家的论坛。
跨境电商星商创始人张海政远在深圳，在一个微信群里，偶然看到会议信息，他当即买好飞往班加罗尔的机票。
2018年6月，在深圳龙岗区的办公室里，张海政告诉我，“准备按100人的规模去招。”
在亚马逊等各大电商平台，星商的客户都是外国人。“在深圳找个英语流利的客服，差不多要一万。”
这位憨直的留美博士算了一笔帐：印度招100人的成本，在深圳只能找二三个人。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的规模约为1113.4亿元，增长率为49.6%。 预计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而印度廉价的人才，为中国电商提供巨大想象空间。
相比张海政，SHAREit王超已是一名印度通。在加入SHAREit前，他在印度有多年媒体从业经历。
几年前，SHAREit 在海外收获几亿用户的消息传回国内，许多人才记住它的中文名茄子快传。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 15 亿用户，稳居 41 个国家 Google Play 工具类榜单排名第一，64 个国家 App Store 效率榜排名第一，目前已经成为印度，印尼，中东，南非，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应用”。
SHAREit（茄子快传）诞生于 2012 年企业内部的一次团建。深山里手机信号不足，没办法分享刚拍的照片，于是催生了开发一款可以无网近传手机 App 的想法。
随后，SHAREit 在印度开花结果，以跨平台快速无网传输的特点迅速打开印度市场。这是中国应用出海的一个缩影。根据 App Annie 的数据，2017 年，印度 App 市场占比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29%，中国 16%，印度本土 App 仅占 9%。
向东看
中国企业的热情，在2017年6月被浇了一盆冷水。
当时，中印军队在洞郎地区发生对峙，局面僵持近两个月。在此期间，双方舆论不断发酵，民间的敌意被不断加热。
“坏消息”不断传来。
“听说要打仗了，我们还是不来了”；“再看看，等局势明朗了再说”。原本计划前来考察的中国企业，纷纷取消。还有人送来真诚关切，“你尽量还是不要出门，别让印度人打了”。
不过，即便中印关系跌入最近数十年的谷底，依然没有阻挡印度企业向东看。
2017年6月28日早晨，科尔曼加拉的共享空间Innov8正举行路演，轮到投资人拉胡尔分享时，他的幻灯片上，列上印度的创业企业外，还一一标注对标的中国企业。
我早已“见怪不怪”。此前，我去拜访在线医疗创业者Satish，他没有拐弯抹角，说自己公司要做印度的“春雨医生”。
原来，他在硅谷专门雇佣了一位斯坦福毕业的中国学生，追踪、分析中国在线医疗行业的动态，然后译成英文，供他参考。
中印对峙期间的这场路演，我向印度创业者介绍自己是中国人后，并没有遭遇一丝敌意。相反，会后，一位印度投资人给我发了六条消息，外加一个电话， 反复叮嘱，“带几位中国投资人过来啊。”
根据香港研究机构AVCJ的报告，在2015年和2016年，以阿里和腾讯打头阵的中国企业在印度共投资32亿美元，而在同期，来自美国的投资只有14亿美元，不到中国的一半。
阿里巴巴、腾讯持续加注印度市场，印度创业圈学习中文的兴致，也被撩拨。
“中文太难，能学会简单的对话，那就不错了。”2018年3月中旬，库纳尔·沙阿在他Wework的办公室求助于我，要我帮他在班加罗尔觅一名中文教师。
在印度，库纳尔·沙阿是耀眼的创业明星。2015年，他以4亿美金出售自己创立的线上支付公司Freecharge时，年仅30。
“成功太早也麻烦”，他半开玩笑，“不知道还能干嘛。”
还好，两年后，他找到新的创业方向，虽然他三缄其口，不愿透露新项目。创立Freecharge时，他拷贝的对象是Paypal，硅谷知名支付公司。第二次创业，他对标上中国公司。
他不仅要学习中文，在他筹备的项目里，还专门聘来两位南京大学的实习生，收集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资讯。
不过，库纳尔·沙阿(Kunal Shah)或许隐藏了他师法东方邻居的真实原委。
Freecharge被出售的同一年，它的竞争对手Paytm获得蚂蚁金服注资。彼时，传言甚嚣，腾讯有意入股Freecharge，以求在印度支付赛道获得一席之地。但传言没有兑现。
对手Paytm获得蚂蚁金服的金援，还有成熟的在线支付技术。“那时候（2016年），每个月都有十几个中国工程师在诺伊达（Paytm总部所在地），现在，他们的后台几乎和蚂蚁的一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18年，Paytm创始人夏尔马(Vijay Sharma)被《福布斯印度》被评为40岁以下最富裕的亿万富翁。去年年初，我在杭州西溪宾馆见到他时，他说，几乎每两个月，要来一次杭州。
去年，Freecharge再次被转手，仅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被一家银行收购。
“如果腾讯当时投资你们，你觉得，Freecharge的命运是否会不一样。”
“当时情况很复杂。” 库纳尔·沙阿避开话锋。
两周后，我给他挖到一名中文教师——一位在中国手机企业工作的姑娘。此前，她在教小米印度CEO简恩（Manu Jain)中文。
更中国，也要更印度
2017年2月，负责小米国际业务的副总裁雨果离职，曼努补缺，他还被任命为小米印度区董事总经理。
上任一年后，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小米印度的市场份额达到31.1%，位居第一，超过三星近5%。
在班加罗尔创业圈，一直传言，曼努主动抱上小米“大腿”，中介人则是他在麦肯锡的前同事特瓦里（Navin Tewari）。
“真的假的？”今年4月初，在班加罗尔Embassy 创业园，我向他求证。
“是这样的”，他说。有特瓦里牵线，曼努终与小米“二号人物”林斌取得联系。
特瓦里创立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Inmobi 是印度最早的独角兽，因此，备受印度创业者尊崇。这部分也与他显赫的家庭出身有关。
“我现在回家去，祖母还常常说，以后还是回来教书比较好。”他笑着说。
他祖母是印度理工的第一位女教授，家族成员也全都是知识父子，祖母至今不能“原谅”这个已经成功创业的特瓦里。
在班加罗尔，我观察到中印创业者之间迥异的创业背景。塔塔集团董事英国人阿伦在他的新书《繁荣国度》中提到，印度最成功的前一百名创业者，一半以上都来自种姓较高的家庭，几乎没有人出自贱民阶层。这和中国形成相当反差，中国最成功的创业者，大多来自三四线的小城，比如湖北仙桃的雷军，江苏宿迁的刘强东，福建龙岩的王兴等。
不过，阶层的天花板也逐渐在被印度创业者捅破，印度最新冒出的独角兽企业Byju’s就是其中之一。创始人Byju出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乡村。
“你觉得和大部分印度创业者相比，乡村经历会成为瓶颈吗？”今年3月底，我将这个问题抛给他。
“不，这是优势。” Byju非常自信的回答。
在印度的一年半时间，我接触的印度创业者，不管Byju，特瓦里还是库纳尔·沙阿，无一不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惊叹不已，认为印度同行应该向中国学习。
“那么，中国创业者有什么可向你们学的呢？”采访特瓦里时，我问他。
他思考片刻，“印度企业家更有全球视野，或许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许是因为印度的市场还在起步，我们在创业时，就想着其他国家。”
这是特瓦里和Inmobi的故事。尽管在班加罗尔发家，但是美国和中国才是Inmobi最大的两个市场。
而在上周的软银股东大会上，总裁孙正义对另一家印度连锁酒店OYO 的雄心褒奖不已。它已低调进入中国，在二十多个城市开张。
2004年12月刊的《纽约书评》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评论，中国和印度要想取得更大成就，中国要更印度一些，印度要更中国一些。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两国的创业公司。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