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十六日 | 第二日至第五日:医生也不想“干进去”

泥X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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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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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系列泥巴作为照护者的回顾性日志,第三篇。在当地分院的普外科住院一周,一条短小的走廊每天走30个来回,足以参观到许多病症,拜访许多厕所。

接下来的四天,我们一直在住院部接受标准的肠梗阻“保守治疗”:插胃管(减压),静脉输液(止痛、止吐、护胃、补充和调整营养等),禁食禁水,尽量走动。每天我过得都差不多,每天都抓住沙沙传来的一个微小的好转信号,想今天是不是就要出院了。然后发现又过了一天,我又回家洗完澡坐在回医院的公车上,打开车窗,炎热的夏夜空气和冰冷的空调风交相吹拂我湿漉漉的头发,看着城市亮堂堂的商场和黑黢黢的街巷交替掠过,心想我也不外乎街上的每一个游魂,努力感受着自己的平静和松弛——只是,这样的东西是努力不来的吧?

其实每天都非常不一样。今天的药水有一点调整,明天开始用开塞露和灌肠法。今天医生特别敷衍(好像是一种乐观?),明天他开始言辞谨慎。今晚护士不想理人,恰好赶上沙沙痛疼难眠,明天又换了一位贴心的护士,愿意跟我们多说几句。每天最不一样的,就是希望和失望循环交叠的成分和比率,是我成功抑制自己过度关注病症和考虑未来计划的程度。

回头看,也不知道在滨海城住院的时间是不是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期。相比于我们后来在省城的治疗,它就像一个铺垫高潮的前戏,只是你根本不想要这个高潮。每天陪在医院里,除了处理身体不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度假。医院附近没什么吃的,好在沙沙不用吃东西,我只要关心自己吃什么,从来没有这么密集地刷过美团外卖。医院气氛正好适合读前NHS妇产科医生Adam Kay的行医日志This Is Going to Hurt,比翻拍的英剧更丰富搞笑,顺带学了好多和沙沙有关的医学名词,加深了带病去英国的担忧。几次用手机重看电视剧,都有点看不下去,有些镜头突然变得过于真实。每天和沙沙在住院部狭小的通道里来回走动——上午10圈、下午10圈、晚上10圈。每个病人的脸慢慢都可以认出来了。一路走过,同样在进行走路任务的人默默擦肩而过,坐在病房内外的家属和患者往往毫无掩饰地行上下左右注目礼。

陪护床视角

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我们住的是加出来的病房,原来的设计可能是换药间,因此没有厕所。住院部没有单独的厕所,我们只能去别人的房间用。而这个医院有个奇葩设计,就是每间病房的厕所都在房间尽头的开放式阳台上,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没有空调。在这里的盛夏(或大半年),任何时候都炎热难耐。对沙沙这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顺利排便上面的病人来说,简直就是倒行逆施的典范。我怀疑很多肠梗阻病人会因为这样的设计加重病情。

每次沙沙要上厕所,我们就会推着吊针架在走廊上巡视,看哪间病房的氛围比较宁静安详。初步看上之后,我让她在门口等着,自己先进房间打个先锋,瞄一眼是否是以女性患者为主,然后走到尽头看厕所有没有人,方便的话再瞄一眼马桶是否干净。如果一切条件都还可以,我们就一起若无其事、浩浩荡荡地走进去。病床上没有在睡觉的病友会对我们看上几眼,但不会说什么——总有一些加床患者需要用别人家的厕所。渐渐我们有了几个青睐的厕所,其中一个望出去全是核酸检测的废弃物,明晃晃的太阳下仿若外来文明的残墟。后来,沙沙实在受不了热,我们就买了一个坐便器,厚着脸皮在床边拉上帘子解决,但愿隔壁床没有正好在吃东西,不过反正沙沙也拉不出屎——但那已经是在海滨城住院的最后一晚了。

厕所外面的核酸检测废弃物

另一个烦恼是早起。每天早上五点开始,夜班的护士们已经骚动起来,准备交班的事务。打扫卫生的阿姨很快开工,外面开门闭门的声音相比夜晚总体的宁静如雷霆一般。六点半左右,一位清洁阿姨会突然闯入,“砰”一下开门,打开所有的灯,开始大举拖地。七点左右,走廊上已喧哗不已,护士会走进来,勒令我赶紧收床,八点是规定的医生查房时间。小雨开玩笑说简直像军训一样,后来住进省城的病房,才知道这里的军训多么的水。

在这里住院最像度假的一点,就是白天的时候我可以躺在沙沙的病床上,护士看到也不会管。有时候甚至可以一起在床上打个盹。我甚至看到有的家属一整天都让陪护床打开着,在上面坐卧休息,这在省城大医院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海滨城住院期间,黄医生一直是我们的负责医生。期间他也和主任、副主任(皆为男性)一起来查过房,其中一人还给沙沙做了一次肛门指检。沙沙说,比阴道指检舒服多了,因为有充分润滑,她还说在医院集齐了各种指交体验。

我们一开始抱持的信念就是不做手术,用手术治疗手术创伤听上去就很反常识。黄医生说,他也不想做手术——这个手术可麻烦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都不了解你内脏的情况,如果直接干进去,胡乱一整,可能给你留下更多创伤,以后肠梗阻复发的概率会更大。他又说,肠梗阻肯定是会复发的,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你这都第几天了,情况没有变好,虽说也没有变很差,但不能一直这么吊着,不吃不喝总是不行,最后实在不行,我们只能干进去。

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这个“干进去”是指手术干预。这个话过于粗俗,但配合上他非常家常的态度和浓烈的口臭,似乎也不那么唐突了。后来转到省城,我们因另一件事故聊起这个话术,都觉得足以告他性骚扰了。

但黄医生总体并不坏,他只不过和大多数医生一样,忠于他的医生特权、男性特权,忠于他在正统医疗等级森严的体制内部做一个勤勤恳恳、稳步积累的牛马而已。住了两天治疗无果,我们提出要请中医会诊,黄医生也宽宥同意了。当天傍晚就有一位中医科的年轻医师在下班后来看了一眼,摸了下沙沙鼓胀的肚子,提到可以尝试针灸——不过那归康复科,不归中医科。不待我们多问,这位医师就走了,对言辞极为吝惜,与黄医生的谈笑风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过了一天,中医没有再来,黄医生来看了一眼,说了几句套路话,临走前快速跟我说,家属跟我过来拿一下东西。我跟着他到了护士站里面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但有股怪味,和黄医生的体味相得益彰。有几个格子间,几位医生在盯着电脑看。他让我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我心想,最提心吊胆的谈话环节也轮到我了。前一天,另一位医生把我们病房最里面床位的那位等着做乳腺手术的女性叫到走廊谈话(临床两位都是做乳腺手术的),我正好经过,听到了几个预示坏消息的词。那位女士每天都用手机不停播放与中考有关的报道,不时有一对非常安静的青少年儿女轮流来陪护。当时我在心里为她揪了一把。

黄医生坐在我对面,开始他的长篇大论。中心思想就是,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时间节点,要决定是否继续留院保守治疗,还是转院去做手术。病人情况稳定,可以继续保守治疗,但有肠坏死的风险。现在肠子肿大,CT看不清状况,无法做出明确的性质判断,转移癌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也是有的。一旦有任何坏死症状,就要马上手术,到时候去其他医院肯定来不及了,只能由我们这里来做。如果非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理想状态是在她原来做手术的医院,那里的医生了解她的情况,必要时可以请当年的主刀医生会诊。而且我看得出你们比较信中医的,在省城的中医资源也比这里好多了。我没有赶你们的意思,黄医生反复强调,在程序上我是不能说让你们转院的话的,因为病人的身体没有达到可以出院的标准。我只是告诉你——你们需要做这个决定。

什么叫在程序上他不能说?那潜台词不就是你赶紧自己转院吧?一如既往,黄医生的话听着漏洞百出,但那一刻我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平复自己、强装镇静上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质问他。(简言之,沙沙的症状不算危重,即使需要做手术,也没有超出这个医院治疗范围和能力,因此医院不能提出转诊;二则,她的病情没有减轻,仍然腹痛腹胀,无法进食,完全没有达到出院标准。因此在法律上,医生不能要求我们转院,但大概忌惮于沙沙的病史,不想承担手术的风险和诊疗的变量,他用尽量“通俗易懂”的方式建议我们趁着病人还能自主行走,赶紧走。)我说,那这件事还是要让病人自己做决定吧。——哦,原来你不是病人家属啊!那我跟你说也是白说,我待会过去再把这个话跟病人解释一遍。

看来,医生真的不想“干进去”,我们也不想给他们“干”。后来跟沙沙商量这件事,决定跟她看了两年中医馆的医师小明视频一下再做决定。小明以他一贯的自信直爽说,你现在已经插上管,住进医院了,我也不能做什么了!听你的描述,这个医院就是不行,也不给做胃肠镜检查,治疗无效一直拖着,判断不出到底是个什么性质。你赶紧转院吧,该做手术就要做,看看到底是不是转移癌。——可是我们住院前一周刚做过复查,癌症标记物是正常的。——正常也不能完全说明没有转移,你CT上显示肝脏有结节灶,“性质待定”,也可能是转移瘤压迫肠道导致的肠梗阻,你要赶紧把这个性质搞清楚,才能相应做治疗。

小明把黄医生躲躲闪闪的几个词不断加重音、清清楚楚地送到我们耳中,成为我们决定转院的关键推手。





不管是小明,还是黄医生,都是经过正统的现代医学训练的职业医生,都在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工作——虽然一个受的是中医学术和临床训练,另一个是西医。小明从医院退休后,创办了自己的中医馆,才算正式偏离公立医疗系统,走上了自立门户的替代医疗之路。尽管黄医生明摆着看不起中医,而小明以批评西医自矜,但也不能说他们是截然对立的。而且他们谁也无法代表中医和西医。中、西医作为高度抽象、概括性的词,其实根本不指向一个统一、坚实的实体(但西医比中医还是统一多了)——虽然我也会跟随人们日常交流和(部分)学者辩论的话语、随意武断地使用这些词,但这几年求医问药的经历让我明白不管中医还是西医,内部都没有统一性,甚至并不存在什么“内部”。但它们又确实意味着非常大的差异和分野——对身体、疾病和疼痛的理解/建构,给病人看诊和交往方式,知识的生产与传承等。所以我只想说小明和黄医生,想克制自己在他们俩之间、进而在中西医之间做无谓的优劣比较——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无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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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X沙我们是一个充满吃饭和做饭热情的神经病组合,一对没有工作、相互寄生的同性伴侣,两个没有生产和再生产计划的日常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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