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问：关于女权主义的几个常见问题与污名

朋友发来四个问题和观点，是她与其朋友所讨论的，主要涉及（国内）女权主义在中国语境和网络中的几个典型问题，或说是污名。因网络中此类问题频繁出现，以及对其的理解也大都形成了典型的陈词滥调，且在各种传闻、八卦、或是以偏概全甚至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刻板印象。

因此希望围绕这几个问题，以我所知所了解进行有限的回答。

观点一：大龄单身女青年多了，尤其是上海。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声音是，后悔年轻的时候一心拼事业，最终其实什么都没捞着。而且就算结婚了的事业成功的女性一般婚姻都不太幸福——意思貌似说的是，女权鼓吹女人要去获得事业成功，贬低生孩子这样的事，认为是没出息的，而且也照顾不到亲密关系，最终还挺可怜的。

这是典型的对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误解。最近美剧《美国夫人》中反对ERA（《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菲利丝.施拉夫利便认为这一法案的目的是剥夺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特权”，并且对女性出去工作也抱有一定的陈见，然而就如剧中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施拉夫利本身对ERA的有组织的反对和积极参与其后里根总统的选举，就是工作。

女性争取平等的工作权本身源远流长，尤其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由于传统“男外女内”导致女性在公共领域失去了身影以及相应的诸多权利，而就如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奥秘》中所指出的，工作所带来的成就和满足感会带来作为家庭主妇所缺乏的自由和自主感。再加上工作赚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保障了个体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意见的重要性。这是女性希望出门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之所以出现其后我们常见的，当女性出门工作后不但没有减轻其负担和压力，很多时候反而增加了，原因并不是女性不适合工作，而是如上野千鹤子在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所指出的，女性被期望承担了双重工作：一是传统的家务，二是职场中的工作。在贺萧研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女性的专著《记忆的性别》中，也指出了这一现象。女性是能够工作了，但传统性别制度和家庭角色分工并未变，而导致她们开始承担双重重负。因此，问题是出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不公平的家庭角色分工上，而非女性工作。

至于“成功女性一般婚姻都不太幸福”则是我们常见的陈词滥调。其实，这背后透露出传统男权体制和其意识形态强烈的污名，以及其背后的不安。许多男性担心甚至是害怕“成功女性”、成功的妻子，觉得如果她们赚钱比自己多，比自己更聪明或更有实力，是不是会威胁到自己在家庭、社会以及在男性群体内的地位。传统男性气质遭到威胁，让许多男性对“成功女性”充满各种丑化和戏谑。

另，女权主义并非贬低或是阻止女性生养孩子之事，而是批评建立在性、生育之上的家庭和父权制度的压迫（见凯瑟琳.麦金农《通往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许多男性批评者只看到女性因为工作而耽误的婚姻或是家庭生活（这个观察也往往十分值得怀疑），但却缺乏理解为什么导致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更可能是为了维护自身作为既得利益一方性别的利益和特权而故意忽视），最后还是一如既往地把责任丢在女性身上，结果女权主义和运动便成了替罪羊。

观点二：女性开始明目张胆地表现自己爱慕虚荣，可以随便把男人当跳板。

eg.绿地集团事件；女人已经失去了上一代人的那种谦和的母性！而韩国和日本的女人没有失去那种更接近儒家文化的母性，而中国却没有了？

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都会和诸如“爱慕虚荣”这样的标签连接在一起，背后的原因便是男权社会对传统女性价值的衡量只要有两个：一是在家庭中的各种“主流角色”，如女儿、妻子和母亲；二是“非主流”的角色，诸如妓女等，以色相示人娱人。而在规训女性家庭形象的“妇德”之外，对所有不符合或是企图挑战这类规训的女性都会遭到诸如淫邪、爱慕虚荣、长舌等批评和污名（见衣若兰《三姑六婆》）。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女性把男性当做跳板来获得自己的成功？其实除了表面肤浅的原因之外，背后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一个不平等且女性需要依附男性才能获得自身身份和利益的情况下，女性利用自己的“弱者”身份或是男性为其安排的性别角色，以此来“谋利”，本身既是无奈之举，也是一个积极的行为（见高彦颐《闺塾师》）。

正如许多宫斗剧中所展现的，正是因为为了获得皇帝-男性的关注和喜爱，女性妃嫔们才会勾心斗角，问题并不是这些妃嫔的心机深沉或计谋，而是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正如《如懿传》中断发那段，如懿对皇帝所说，导致这一切的都是作为权力掌控者的皇帝所促使的。

至于传统所谓儒家式“母性”，本身就是儒家父权制下一个精美的设置。这一点其实正表现在对儒家性别角色和等级制度继承深刻的韩国和日本之下。在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便批判所谓的“母性”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联手所制造的家庭神话。而且如学者发现的，“母性”并非某种天然的女性特质，而同样是需要后天和社会的教育与潜移默化才会形成的一种能力。

当男性开始关注或是哀悼女性的“母性”时，他们对女性的评判标准便往往依旧会束缚在传统中的“女性-母亲”这样的陈见中。而由此导致的是，如果一个女性不愿意成为母亲，则往往会遭到父权制的批判和污名；而一个女性如果选择工作，而不在家里带孩子，也往往会遭到各种异样的目光……总之，这一背后的心理便是那个古老的陈词滥调：女性的职责是在家中，当个母亲。

观点三：国外的女权更多是要跟男人平起平坐，跟男人一样,但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比男人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好处（中国女权是为了比男人捞更多好处）。

eg.国外女权主义者只要求男女厕所一样，甚至就在一个卫生间，而中国女权要求女厕所要比男厕所大；

eg.中国女权要求列车上隔三个车厢有一个哺乳室，据他的观察，哺乳室经常闲置的，是一种公共资源浪费；

eg.以前作为新来同事，大家一开始都在被各种使唤，然而男的没抱怨，女的抱怨起公司这样做就是对女性的歧视，还把公司告上了法庭；

中国女权主义和运动的目的并非颠倒我们当下的父权等级制，从而让女性从此成为男性的统治者，而是批判一切建立在男权（性别）中心主义之上的制度、观念、习俗和意识形态，以期建立一个平等且公正的社会。认为中国女权的目的是“比男人捞更多好处”，一方面是对女权主义的误解或无知，另一方面则是有意的污名。

（1）对于男女厕所问题，如果我们在大型超市或是其他连锁商店稍有观察都会发现，往往是女厕所门前排起长队，而男厕所门前则没有。这就是因为建立厕所时往往在潜意识中是根据男性如厕方式设计（传统建筑设计中男性始终是主流，他们往往不会察觉到自身的性别角色，但其作品中却总会透露出自身的性别因素），因此他们忽略了女性如厕方式，而导致女厕所总是供不应求。因此，女权主义希望就此差异而改造不仅仅只是厕所，而是社会生活中诸多此类的设计，以保障女性的权益和方便之门。而非流俗中所指的，女权主义希望更大的厕所，以在形式上压过男性厕所，这种“爱比大小”的思维和习惯，大概只会出现在男性之中。（这个笑话出自《美国夫人》）

（2）列车或是其他公共空间中的哺乳室的目的便是为了考虑到女性哺乳的方便，只要有一个女性需要，这就不是公共资源浪费。男性因为不承担这样的工作，所以觉得会是浪费，而完全不考虑另一个性别的需求，本身表现出其浓重的自我-男性中心主义。另外，如果孩子已经可以食奶粉之类，哺乳之事男性同样可以承担，我们却很少见到男性愿意承担这项他本该就承担的责任，而当女性不得不承担后，却指责她们浪费了公共资源，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可憎的。

（3）女性在职场遭到的差别对待和歧视，在韩国赵南柱女士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有详细的描述。初进公司的男女职工或许都会经过这样被前辈差使的阶段，但问题是其后在工作或是升迁中却总是男性超过女性，且差使女性背后除了公司内的某种“不良风俗”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这些——端茶倒水——属于女性的“分内之事”的意识。而这正是女权主义所反对的。

在职场中，女性遭遇着比男性更多的区隔、歧视和限制，诸如面试中询问女性是否或何时准备结婚与生子（许多国家立法禁止面试官询问此题）？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女性是否能够承担公司内的工作？而那些生完孩子重返职场的女性则往往遭遇更多的危机……正是因为男女在生育上的差异，而需要制定相关的符合女性的规则，而并非以传统的男性规则来对其进行约束，这本身就是驴唇马嘴，最终只会导致对职场上的女性员工更大的压力。而这并非特权，而是公正。

多说一句，许多国人对平等的了解十分肤浅，觉得“平等=大家都一样”，这并非平等，而是潜在的为传统的利益者找到了更好的面具。平等是建立在差异之上的，没有差异的平等并非平等。

观点四：现在的女人干嘛那么要强呢？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并没有想让女人强的需要。所以女人要强并不是父权制的问题，而是女性内部的问题，现在女人事业不强的话，说三道四的首先并不是男人，而是会遭到女权主义内部的攻击，认为没出息。

女性希望变强，并不是因为“从男人的角度来看”的问题，而是女性自己希望变得更好更强。许多男性似乎太习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待女性以及性别问题，最后便只是重复那些父权制下的各种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

传统女性之所以待在家中，并非因为她们都这么愿意，而是因为只能待在家中，因此才会有天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让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以实现自我和各种期望与抱负。其打破的正是传统“从男人的角度来看”的窠臼，而寻找回她们自己的声音以及期望。

因此，女人要强是女人自己的事情，只不过传统父权制禁止了这一点，如今对此却无能为力罢了（但即使如此，就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它还是依旧通过各种手段来对“要强”的女性进行各种阻拦和污名。）

而至于一些女性选择家庭或其他方面，遭到女权主义的批判一事重点并非这些女性不够要强，而是后者认为前者选择家庭或是依附男性本身就是顺从了父权制的压迫。这也是《美国夫人》中许多第二波女权运动领导者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它本身还值得商榷和讨论。但无论如何，女权主义从来不会因为女性“事业不强”就对其说三道四，甚至攻击她，这是诸多对女权主义不了解或是了解狭隘之人的错误看法。

另，关于家庭主妇问题，其实上野千鹤子对日本家庭主妇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也符合当下中国现状的事实，即“家庭主妇”不再是一个人人都能当的角色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定阶级的角色。在当下社会中的核心家庭，中下阶层女性也大都需要工作，才能负担得起家庭开支，只有中上层的女性才会因为丈夫的高收入而选择成为家庭主妇。而对于许多中下层的女性来说，最大的问题便是我们所指出的，当她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家务和照顾孩子依旧未能减少，从而导致双重重负。当许多男性由此批评女性不应该工作的时候，更加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承担本就有他一份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吗？

许多男性对于自己作为性别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身份的隐藏或不愿正视，导致他们成为传统父权制度最大的共谋和再生产者；而由于许多男性自身就遭到性别制度的压制和剥削，却因为承受着“男性群体”的压力而不愿意正视，最后却反而去污名为此而努力的女权主义与运动。所谓“反求诸己”、学会反思和批判，如果自身没有一颗追求平等与公正的心，那最终或许只会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