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ABC】議會路線的前世今生

在本屆香港立法會選舉提名期結束前一天，選舉主任取消近半民主派候選人資格，從溫和民主派到自許抗爭派，均無幸免。有民主派支持者顯得不知所惜，紛紛呼籲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尋找Plan B甚至Plan C替代參選。有人則認為民主派現任議員應在「臨時立法會」成立前集體總辭，以表「老子不跟你玩了」的姿態。一時間，各黨各派再為議會路線展開激辯：究竟在政治制度與選舉制度下，議席還剩下甚麼作用？是應該「寸土必爭」的建制位置，抑或議會早已淪為「喪屍」，民主派進入議會只會淪為政府的民主花瓶？

其實，自港英政府開放選舉以來，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一直就如何看待議會路線爭論不休。既然選舉遙遙無期，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三十多年來議會對於香港民主派而言，究竟有何意義，他們之間的分歧又在哪裏。

港英時期的動人時光

八十年代初，港英政府開放地區議政制度，大大降低區議會與市政局的參與選舉門檻。社運組織與壓力團體迎來參政議政的機會，初期卻顯得有點卻步。他們一直猶豫著應否參與這種「部分民主」的選舉，擔心進入議會後會被行政吸納。然而，這種猶豫很快就在馮檢基與李植悅進入市政局議會後便消失了 — — 他們成功地確立了一套民主派的議會參政模式，成為走進建制爭取資源的典範。

他們藉著民意代表的身份，一方面向政府官員進言施壓，改善民生治理。另一方面，他們利用議員席位的資源，經營地區議員辦事處，作為社區服務與動員的據點，推動社區和社會改革。同時聘請全職職員從事社區服務，以培訓青年參政。他們在議會的成績，使壓力團體紛紛仿效，大舉參與往後的區議會和市政局選舉。

李[植悅]：我和馮檢基有不少成就讓人看見，例如三年內我接見了670多戶街坊，解決了順寧道小販政策，真的可以毫不面紅的說，有很實際的social change（社會變遷）。三年內你從任何角度，都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成績。當時傳媒對我們的重視也令我們成為意見領袖，85/86年選舉後，湧現了一批人，佔據了若干位置，這變成了社運界的共識，較早前還有「進去會不會給人吃掉」這些疑惑。」

馬嶽：〈李植悅：從啟蒙先鋒到民主逃兵〉，《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24

那個時候的社運組織形容議會選舉是「位置之戰」，意即透過參與部分開放的選舉奪取一些建制位置與資源，以擴大自己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繼而推動社會甚至政治改革。[1] 當時的港英政府對民選議員的意見欲頗為正面，不時會與議員協調合作，改善市政民生。

這套模式在九十年代發展得如日中天。港英政府在八九後加快民主政制改革，使民選議員在議會上的影響力逐漸提高。民主派在選舉中大勝，港英政府又有意無意地「鬆章」，讓民主派得以推動多項有利民政策。[2] 當時民主派甚至預期，經過多年的議政洗禮後，當主權移交後的民主化到臨時，他們便能擔起管治香港的責任，實現港人治港。

九七後的困境與分歧

然而，這憧憬在主權移交後幾年便迅速幻滅。市政局的廢除、區議會職能限制、立法會議員的權力限制、特區官員對民主派的不友態度，都使舊日在建制內改革的模式難以為繼。

除此之外，進入議會的民主派亦面對脫離群眾的質疑，埋下及後黨爭和分裂的伏線。

在港英政府的操作下，「尊貴議員」的身份與權力，與議會外的群眾運動人士差異愈來愈大。於是民主黨便愈發覺得，與其還花時間在議會外搞抗爭，還不如爭多個議席，爭更多選票。怎樣才可以爭選票？做更多政治 show，擺更多立場，然後傾 deal，然後成功爭取。

〈【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3】97前：立法局上演那台650萬觀眾的戲〉，《立場新聞》，2016–7–14

主權移交後的兩年，民主黨黨內就著將來的路向出現分歧。以黨內年青黨員為主的「少壯派」認為，當時的民主黨路線只側重於建制內改革，變得選舉導向，「無咗港同盟同八九民運的熱誠，變成建制民主派，入咗建制就忘記街頭」。[3] 他們繼而民主黨未來的三大綱領：

1. 議會工作服膺群眾運動
2. 旗幟鮮明的反對派
3. 走基層路線

然而民主黨的主流派對卻對這綱領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民主黨是「跨階層政黨」，要以香港整體利益作考量。而且，作為相信全面普選將最終到臨的反對黨，「必須為肩負起執政之責而作好準備」。[4] 故此，民主黨亦應發揮整合調和社會利益的功能，在「政黨過程無可避免地要有原則地因應不同的觀點利益對本身立場作出調節，甚至讓步」，不應走回以往壓力團體的舊路。[5] 主流派的張炳良向少壯派反提出三大質疑：

1. 議會問政與社會運動「兩條腿走路」，還是議會工作應服膺於群眾運動
2. 面對特區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應採取抗爭與對話並舉的策略，還是「抗爭為主，溝通為次」
3. 民主黨應該當一個「怎樣」的反對黨

當時張炳良是為了反駁少壯派的路線而提出質疑，然而卻直接點出後來民主黨以至整個民主派，在九七後對自身角色定位的分歧。

民主派與特區政府的關係隨著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不斷惡化，民眾很快便理解到，在現時的政治制度下，民主派在議會上難以對政府造成壓力和推動政策改革。因此，比起向政府讓步妥協，民眾更期望議員能站穩民間反抗的立場。[6]

自此，議事堂逐漸便成為民主派突顯制度不公、揭露政權專橫的平台。而民間社會則藉著議會製造的政治張力動員群眾，以觸發大規模群眾運動，向政府施壓。主權移交後多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是在審議的過程中引起民間的不滿情緒，繼而觸發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他們亦主張，坐擁大半民意支持的民主派，在議會卻是少數派，故若要真正反映民意，應以議會抗爭的手段，如拉布與肢體抗議，阻止或拖延政府不義法案的通過。

但同時間，溫和民主派則認為，議員的角色並不止於抗爭，亦不應只「服膺於群眾運動」。即使政府不再重視民意代表的意見，deal還是要做下去，議事堂上仍需要理性議政。在某些議題上，政府提出不理想的法案時，民主派除了要指出錯誤外，亦要政府官員與討價還價，或為達成某些共識而作出妥協，以在民生議題上仍能有所寸進。

單仲偕認為，一個良好的反對派議員不應作全面抗爭，而是要理性議政，為立法會議案把關。為此，議員須要精通政策，做到有理有據。「你要熟書，先有得同官員砌。」

〈【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2】為甚麼民主黨總是「站錯邊」？〉，《立場新聞》，2016–7–11

「2047 是逼切前途問題，但我們院舍的殘疾人士被虐待緊喎。很多人要在狹窄的環境居住，食都唔夠食喎。香港人工時長，而且不斷有工業意外，我們的醫療又不足夠……這些事情，全部每天都在發生，我們是不是要處理？」

〈【立會選戰】2016 年的香港，是否還需要張超雄？〉，《立場新聞》，2016–9–1

「自由專制」的束縛

佔領運動後不少人曾認為，佔領運動與政改否決，標誌著以往體制內抗爭、「又傾又砌」路線的失敗，民主運動將走向全面體制外抗爭，議會位置不再重要。這論述雖然曾有廣泛的討論，然而實際行動上，民主派卻似是走向完全相反的路向。

新興組織和政團成立並全面投入選舉，社運人物在立法會選舉中高票當選，都象徵著新階段的社會運動與爭奪建制位置的結合，沒有揚棄議會路線。[7] 同時，街頭上的激烈抗爭者被主流民主派劃清界線，不合作運動等全面抗爭倡議亦被議會選舉完全蓋過。主流民主派不希望與中國政府全面決裂，更期許將來有一位開明特首，加強溝通，拉近與中國政府的政治距離。甚至在林鄭月娥上任初期，部份黨派更積極配合林鄭「大和解」的主旋律，「嘗試與林鄭建立工作關係，以做出與民生攸關的實事」[8]。直至林鄭政府在取消議員資格、「一地兩檢」等多項爭議議題上毫不退讓、親中派不斷收緊議事規則，才使溫和民主派逐漸放棄和解的幻想，投入議會抗爭。

馬嶽教授認為，「自由專制」政體具有相當束縛力量（constraining power），一直限制著民眾對民主運動的想象和路向。[9]

在「自由專制」政體中，政治參與空間和建制位置相當有限，如香港可奪取公權力的位置，便僅有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普選議席。民眾一方面認知到議會其實無法反映民意，推動改革，一方面又認為議席所得的公權力，在某些方面仍有所作為，尚存的自由法治與公民社會的空間仍要盡力捍衞。面對不能改變政體的現實，只能在維持與中國政府不全面決裂的情況下，「務實地」期許溫和路線能令中國政府與其「和解」，逐步開放政制。他指，除非政治環境劇變，走向威權，否則難以出現範式轉移。不幸的是，香港正逐步走向威權。[10]

人大831決議全面封殺普選的可能、政府以威權手段操縱選舉、以不同名義取消參選或議員資格，這些都標誌著香港正由自由專制走向威權政體。面對威權來臨，民主派會如何看待議會路線？新一輪的DQ似乎說明，在「全面管治權」與「三權合作」的基礎下，只有「忠誠的反對派」才可進入議會，以扶助政府「依法施政」，維持行政主導的地位。[11] 在這紅線下，以往的議會抗爭行為，如拉布與肢體抗爭，均可被視為不能履行議員職責而被開除議員資格。若真如此，民主派還能以甚麼姿態進入議會？進入議會後又可以如何抗爭，要採取甚麼策略？若選擇做回「忠誠的反對派」，奪取建制位置以推動政策改變，在威權政體下，還剩下多少空間呢？「寸土必爭」又有多少「土」可以在政府手上「爭」到？

這些問題相信無人能解答得清。但在再次全情投入選舉、進入議會前，認真地搞清楚大家想得到甚麼、能得到甚麼，總比販賣虛無的希望，炫耀昔日汗馬功勞，煽情地呼叫口號，來得實際。

註釋

[1] 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乃出自意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所提出，指無產階級先鋒黨要盡一切力量進佔輿論機器和資源，以促進革命。當年學運界的「社會派」十分推崇葛蘭西的理論。詳參馬嶽：〈李植悅：從啟蒙先鋒到民主逃兵〉，《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24
[2]〈【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3】97前：立法局上演那台650萬觀眾的戲〉，《立場新聞》，2016–7–14
[3]〈【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4】18 年前一齣連續劇：路線之辯怎樣變成派系之爭？〉，《立場新聞》，2016–7–15。
[4] 張炳良：〈民主黨要當有能的反對黨〉，《明報》，1999–1–6。
[5] 葉健民：〈民主黨不應走回頭路〉，明報，1998–12–21。
[6] 馬嶽：〈民主運動三十年：自由專制下的防衞戰〉，《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3–16。
[7] 馬嶽，同上註
[8] 2017年，公民黨黨慶邀請當時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出席，引起非議。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事後撰文指「香港不能因此停頓五年」，公民黨必須嘗試與林鄭建立工作關係，以做出與民生攸關的實事。詳參，〈公民黨邀林鄭出席黨慶惹爭議　梁家傑：僅建立工作關係　大是大非不會妥協〉，《立場新聞》，2017-5-16，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5%AC%E6%B0%91%E9%BB%A8%E9%82%80%E6%9E%97%E9%84%AD%E5%87%BA%E5%B8%AD%E9%BB%A8%E6%85%B6%E6%83%B9%E8%AD%B0-%E6%A2%81%E5%AE%B6%E5%82%91-%E5%83%85%E5%BB%BA%E7%AB%8B-%E5%B7%A5%E4%BD%9C%E9%97%9C%E4%BF%82-%E5%A4%A7%E6%98%AF%E5%A4%A7%E9%9D%9E%E4%B8%8D%E6%9C%83%E5%A6%A5%E5%8D%94/
[9] 馬嶽，同上註
[10] 方志宏教授在2016年有關香港政體的論文中指，香港雖然選舉式威權式操控手段，但因為仍沒有類似直選的首長及議會選舉，故仍處於介乎於「自由專制」與「選舉威權」的政治灰色地帶。詳參 Fong, Brian. “In-between libe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Hong Kong’s democratization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1997–2016.” Democratization 24.4 (2017): 724–750.
[11] 參沈旭暉：〈【突發時空．沈旭暉 013🇭🇰】「DQ邏輯」與香港的未來），YouTube，2020–7–31，https://youtu.be/sj7GWc1Ez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