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2020兲朝人口普查数据:谁都想讨好,可是谁都没能讨好到
2020年的兲朝人口普查数据,在善做无米之炊的反节育派催逼之下,终于姗姗来迟地露面了。但它很快遭到反节育派的质疑,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一个自媒体“数据归集处”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三论人口之惑》,将这次的普查数据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往年数据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指出此次普查数据的重重“漏洞”。
国家统计局的尴尬可想而知。
反节育派不管在共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甚至墙外,都势力强大。在国家统计局给出七普数据之前,体制内外与墙内外的反节育派都已经就这个问题鼓噪了好几番:
首先,公安户籍登记部门在2021年2月上旬,抢先发布了2020年登记了户籍的新生儿数据。
虽然公安户籍登记部门一直都有漏登少登人口的“传统”——在计生严格的时代,是因为没交计生罚款就不给超生的孩子登记户籍;在放开二胎后,是因为某些地方为了掩盖新生儿性别比失衡比以前更严重,而在已登记的男婴数量远远超过女婴后,拒绝给多出来的男婴登记户籍(详见下面截图中易富贤亲手揭露的事情)。
但公安部门是实权部门,不是那个没有什么实权的统计部门招惹得起的。
因此,在公安部发布了2020年登记了户籍的新生儿数据后,没有实权的统计局自然不敢让自己的数据跟公安部的数据相差太大,否则被人批评两个部门“数据打架”还罢了,万一统计局的去公安局办个什么事情,例如工作调动时迁移户口啊,身份证弄丢了补办身份证啊,或者护照到期了补办护照啥的……被公安局的给随便刁难一下,不管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名字里有多少个“吉”字,办事过程可能都只能用“不吉”来形容了。
所以2020人口普查中这个新生儿的数据是否真实,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紧接着公安部的数据发布之后,曾经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任泽平,也在2021年2月下旬发布了《中国人口报告2020》。
尽管任泽平早已下海受领1500万的年薪,但在以前供职的那个单位,想必依然有相当丰富的人脉。他这篇报告虽然以恒大研究院的名义发布,无疑也体现或迎合了“党中央”高层的想法(用各种理由各种手段制造更多侵台炮灰)。里面口口声声说兲朝老龄化严重,国家统计局也不能跟他们对着干啊,所以呢,老年人口只能往多里算,决不能往少里报,至于那个65岁以上人口新增1641万是否经得起推敲,就顾不得了。
七普人口数据里唯一比较靠谱的,大概就是那个1427万的死亡人口了。这或许是因为卫健委吸取了武肺瘟疫瞒报的教训,让医学领域内的一些专家和技术官僚(如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共匪终于听取了他们的专业意见,这也是兲朝后来的防疫做得比较好的主要原因)能够坚持说出真相。
但这个比较靠谱的死亡人口数据,恰恰导致了七普数据的“自相矛盾”。即使这1427万里头有不少是其他年龄段的人,但应该还是以老年人为主。就像“数据归集处”说的那样,把它和那个1641放在一起,漏洞一下子就露出来了。
当然,国家统计局本来也可以像反节育派希望的那样,把2020年的人口往少里报,让造假大师易富贤那个“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谣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但兲朝去年才把易富贤那个荒唐的“研究成果”列入“2020年十大谣言”之一,不管易富贤的“研究方法”多么漏洞百出(毕竟“数据大咖”们不会去揭露易富贤造假),只要统计局往这个方向造数据,都会导致舆论给易富贤的造谣平反。
于是,没有实权的国家统计局,既不敢跟有实权的共匪高层和公安户籍登记部门对着干,又不愿完全隐瞒真相,结果便造出了这个谁都想讨好可是谁都没能讨好的人口数据。
黄仁宇“用数目字治国”的理想,终于被野心勃勃、需要更多侵台炮灰的习瘟猪,为了压低“韭菜”价格并为保住自己囤积的房产价值而大肆鼓励生育制造“接盘侠”的富人(以虐童携程梁建章为代表),以及为了“政治正确”而不惜通过造假来推翻计划生育的各路“人权斗士”(以中华田园人权斗士杨支柱和易富贤为代表)及其在海内外媒体中的拥趸,联合起来玩坏了。
国家统计局不过是被夹在这几股势力中间的,没有实权的,可怜的,受气包与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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