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964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在舊金山機場轉機, 等等要回溫哥華 到家的時候應該已經快十一點了吧. 不知道中國大使館外面的燭光紀念會到時候結束了沒? 響應網友們的號召, 我僅僅能這樣的寫我的8964, 在機場的餐堂裡.

讀過許多篇其他人轉貼的他們的8964, 當我試著回想自己對於1989年的記憶, 發現腦海裡浮現的畫面那麼模糊. 那個時候我小學的每間教室裡都有電視, 級任老師每天午餐的時間都會開電視讓我們邊吃飯邊看午間新聞. 那一年的五月之後,每天送便當下飯的都是北京的學運畫面. 關於學運的新聞隨著入夏之後的氣溫漸漸的熱烈起來, 我們看著越來越多的新聞記者湧入天安門廣場, 學生把民主女神像搭起來, 還有人索性在廣場上讓同學們見證結了婚. 報紙上刊了那對佳偶的相片, 新郎官戴著一付土氣的眼鏡, 懷裡依偎著笑容燦爛如花的新娘子, 他們的身後都是橫七豎八的大字報跟布幕標語.

似乎有那麼一段時間, 關於學運大家的觀感都充滿了一種樂見其成(至少在小朋友膚淺的意識裡). 天安門廣場聚集了這麼多的人, 聚焦了那麼深而厚的國際目光. 週遭的氛圍對於這一場運動多帯著一種觀望的期盼, 我們也講不出是確切地在期盼什麼, 但是在台北的街上有大大小小的募捐, 正式和非正式的簽名響應.

有一天還是吃午飯的時候, 班上不知道哪個皮小孩故意指著電視畫面向老師問: 老師, 這樣我們要反攻大陸了嗎?

此言一出,大家都啼笑皆非對他丟餐巾. 反攻大陸這種口號跟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一樣, 我們從小就朗朗上口, 卻沒什麼實質的意義. 我們笑這句話的無稽, 但是在心裡其實也好奇倘若這些在北京的學生成功了,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這無知的猜測像一壺爐子上在加熱的生水, 越燒越熱, 水滾了起來, 泫渦得我們莫名興奮.

只不過沒有人會想像到沸騰的水最後卻燒出了那樣的災難. 六月初的電視不管轉到哪一台都在放送那麼非現實的畫面. 教室裡我和我的同學都那麼沉默地吃著便當. 我們頭上的電視新聞播報充滿了坦克還有人民解放軍的制服. 二十年過去, 我還記得我從新聞裡聽到一個北京市民對著一個解放軍大喊: 你是不是中國人啊?

另一個印象是有記者俯瞰草木皆兵的北京長街,長街上沒有一部車, 零零落落的卻是騎三輪車後面釘個木板載著在流血傷者的人.那個畫面刻印極深. 長安大街. 快十一歲的我這麼記著那條一點都不長安的街.

偶然在報上讀六四的報導 ,我讀到那個在廣場上結婚的新郎官在逃,他哭著說他和他的新娘子走散了, 跑了幾間醫院, 都還沒找到人. 怎麼會這樣呢? 他哭喪著說. 約莫不過就是那十天半個月之前, 新娘子還是如花美眷, 讀那篇新聞當時讓我沒來由生出一股很深的恐懼. 他們當時笑得那麼開心, 現在卻哭得這麼傷心. 這是我媽常說的樂極生悲嗎? 老天爺處罰樂極生悲的法眼會這麼嚴峻嗎? 又樂極生悲的極致會教人付出這麼巨大的代價嗎?

兩個月的學運瞬間結束在一個沒有意料的的點上, 開始感受到一股不知該怎麼替它收尾的無措和茫然. 那感覺像是大家都想找個說道理的人來評評理, 於是我們依賴著國際輿論對中國政府的強烈譴責來奢望共產黨會招架不住. 但是事實是一直都沒有那個所謂的終了的存在. 時間過去, 我們長大, 這樣一個運動像湮滅了一樣, 久久沒有收尾. 既是噤若寒蟬, 又如何蓋棺論定? 於是懸在心上 ,在多年之後兀自發展成左右各自論述的事實.

很多人都說六四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六四當然也終結了許多人的性命. 然而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在台北工作, 公司有一次要接待大陸的廠商. 飯局上坐在我對面的是那個廠商的副總, 說是還聯絡了台灣的朋友要帶他去見識台北的夜生活. 同行的其他廠商幹部消遣他有老婆也當沒有一樣, 那副總只消油腔滑調的敷衍離婚協議已經在談了. 他不知怎麼閒扯到自己的英文名字, 說是他到法國流亡的時候起的.

我抓著他的語尾回問 “流亡?” 他還是那麼油裏油氣地點頭. 是的, 八九民運的時候, 祖國太傷情感了, 他在法國搞了一陣子運動, 募了些捐款, 幹了挺多事. 照他的說法, 是中央後來承認六四搞太過頭了, 他才放棄了法國的生活做個世面見過的海歸. 我正對著那個副總的臉, 看著一個滿腦肥腸可能等一下還要去找小姐的中年男人在那回憶民運的時刻祖國有多麼傷他的感情. 我不知道該說這人有辦法, 順著時勢摸路, 還是該說歲月久長 ,人終究會被時間和利益招降.

上一次去北京的時候, 是跟著當時公司出差過去, 我們下榻的飯店就在長安大街上, 離天安門廣場不過幾分鐘路程. 那一次去北京的感覺很強烈, 晚上每次拉起窗簾對著外面寬闊車多的長安大街. 我覺得自己都可以看見之前說的人們騎著三輪車載屍體或傷者的畫面. 那時候北京準備08奧運正如火如荼, 長安大街上已經看不到那麼多騎單車的人, 傍晚城牆邊都是相擁在耳鬢廝磨的情侶. 但是我那個時刻在那個場地彷彿有第二個視覺在放映著89年五月那些雜亂的帳棚, 在吊點滴的人,鬍子沒刮只是抽著菸的人, 大聲公.

我記得自己站在王府井大街的轉角, 看著長安大街上奔馳的出租車, 我很想問那些在車上的人, 那時候你們看到了什麼? 可是那時候我膽小的問都不敢問一句, 只看著繁華的長安大街感到不寒而慄.

後來去中國西部旅行的時候我遇到一些年輕的大學生, 在雲南的客棧裡, 外頭下雨, 我們坐在床沿邊聊天. 話題轉到六四, 山西來的W說她從來不曾聽聞過, 湖北長大的L 說其實在一些學生之間是有傳過六四的視頻來看的. 我和石頭在拉薩的公交車上談到學運, 他只是默默的聽. 然後說他的確有一些老師們年輕的時候為了更容易接到港澳地區的廣播才搬到南方去. 在敦煌遇到Y還有一個蘭州的博士生, 日落的時候Y自己跑去鳴沙山去滑沙, 我和博士生在月牙泉旁邊閒扯淡. 博士生帶著點自負的口吻對我闡述現在的中國要怎麼站穩腳, 要怎麼壯大發展. 他說國內總有不同的勢力在蠢動, “就說六四吧 要是沒有外力的支援 怎麼可能搞得這麼嚴重?" 我問他什麼是所謂的外力支援, 他很想當然爾的告訴我那還用說, 就是西方世界的勢力呀. 當月亮從鳴沙山的頂上冒出頭來的時候, 我恍然時間流裡住著一齣又一齣的羅生門.

有一天六四終會變得像五四一樣離我們那麼遙遠, 遙遠成一個歷史的名詞, 一個概括的事件. 我們把它歸結成一塊籠統的精神, 或運動, 或象徵. 政治是眾人的事 但是把那個聚集的”眾人”拆散,要怎麼看到其中單一的個人?

天安門母親的網站上一篇一篇死者的簡介, 口述者有的是死者的母親, 有的是死者的父親, 有的是死者的妻小.他們敘述六四過後一開始他們只能等外出的孩子回來, 後來又怎麼一間又一間的醫院去找有沒有還沒認領的屍體是他們的孩子. 那些屍體有許多是睜大了眼睛沒有瞑目的, 有的死者在中槍之後倒在街上最後只能掙扎的告訴身邊的陌生人他是誰, 叫什麼名字, 好讓旁人去輾轉聯絡他的家屬.

禮拜一早上出差之前我在餐桌前面和我爸一起看香港新聞, 那是上週末香港六四週年遊行剛結束的報導, 我爸在沙發上自言自語問為什麼香港的人過了這麼久還不能放下六四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當下第一聯想到的是咬牙切齒的那句“擘大眼講大話”. 也許香港人最恨被人睜著演說瞎話? 但是二十年來關於民運的瞎話卻又不絕於耳.

天安門母親裡的一些老媽媽說也許他們在有生之年都沒有辦法看到六四的平反了, 讀這句話的語氣只讓人感覺到她們不停止的等待, 從二十年前那個等不到孩子回家的晚上開始. 等待就像是那場嘎然而止的運動, 久久, 都沒有收尾. 而我們盼望過終會來的那個評理的人, 他從來, 都沒有來過.

[這是一篇2009年的舊文章. 十一年過去, 今年沒有維園的燭光, 卻聽見更多的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