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周刊 | "Made in China"下的"歧视""辱华"争端

这两天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封面图“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制造”引来了极大的争议，许多读者指责它充满种族歧视甚至辱华意味，包括中国驻德国使馆也对此迅速表达了反对意见。记得上周五我第一眼看到这篇报道封面时，心咯噔了一下，随即生出了一股“不舒服”“被冒犯”的感觉，这种令人烦躁的情绪促使我仔细阅读了明镜的这篇长报道，并对封面的设计及寓意进行了新的思考与辨析。

博人眼球的标题：Corona-Virus，Made in China

就目前所得的信息而言，新冠病毒首次被发现于中国武汉。专家推测其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但是如何从蝙蝠传播到人，中间媒介是什么目前还未百分之百确定。那么明镜周刊用 “Made in China”来告知读者此次疫情的来源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吗？“中国制造”是一个明显的双关，明镜文章中亦有大段内容描述中国的出口商品在全球化下对世界的（积极）影响。但是，尽管此次病毒首先发现于中国，其性质和中国长久以来的出口商品不同，它绝不是中国主动制造并向外国出口的产物。而此揶揄的双关给读者造成的一种错觉便是“中国不仅出口商品，还出口病毒”。的确，新冠病毒源于中国，但作为一本受众极广的严肃期刊，明镜应该知道，任何的事实需要用合适不引起歧义的语言来报道。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官员曾发声“坏的是病毒不是人”，则更清晰地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管控与消灭病毒之上。

期刊封面的副标题为“当全球化带来死亡威胁“（Wenn die Globalisierung zur tödlichen Gefahr wird）。就德国而言，巴伐利亚28日凌晨宣布该州确诊了德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据调查，一位当时未有发病症状的中国同事，在德国企业培训时，将冠状病毒传染给了她的几位德国同事。这起传染病例或可说是全球化下的一个产物，毕竟如果大家都过着方圆十里喝井水，打野鹿采野果的隔绝生活，病毒难以广泛传播。此外，文章内也多次提及在全球化越来越完善的今日，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消极影响，远非十七年前的非典可及。但单看封面上副标题的亮体粗字，再配上黄体的“Made in China”, 政治气氛浓郁，难免不令一些德国读者联想起“中国威胁论”的旧谈老调。

再看整体封面设计。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德国另一期刊Focus也用了同样的图片，但是最后的成品却有所区别。当Focus用了整体暗色调的方式呈现这位戴着巨大面罩的年轻人时，明镜周刊将其人物的颜色饱和度大幅度上调，使得红色与背后的灰色背景呈现出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回想往昔，明镜周刊特别青睐用高饱和度的大红色报道中国事宜，两年前曾有一篇“醒来”亦是红底黄字，想来既是为了映照中国国旗的红底黄星，又因红色通常用于标记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国家。除图片颜色外，明镜并未展示普通民众常戴的外科一次性口罩或N95口罩，而展示了一位戴着类似于防核辐射的硕大面具的年轻人，这种极易引发民众恐慌的图片选择，实在无法假托为一次“无心”之举。

八位作者，长篇报道

若撇开封面图，用一句话总结我对文章本身内容的感触，便是：整体无太大新意略显平庸，但也较为客观清晰地展现了疫情发展经过及其在全球化下带来的影响。例如文章开头批评了湖北省市政府在12月及1月初对疫情的漠视及隐瞒，描绘了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高 — — 成为美国，欧盟和其他亚洲国家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经济增长。随即话锋一转讲述疫情发展至今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如多家航空公司暂停往返中国的航班，学校延迟复课工厂延迟复工，中国受损的出口能力将为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带来消极影响。

文章中有两处内容我较为在意。其一，作者在文中表明，“即使新冠疫情成为大流行病，也并非是世界末日。传染病的致死率一般会在初期被高估。且此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据目前估计大约为百分之二至四。比较而言，非典的致死率在百分之十，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更高达百分之三十五”。这段话无疑起到了一个减少民众过度恐惧的作用，亦可粗粗认为作者正试图用事实数据客观呈现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

其二，作者在文中提及了世界各地因疫情而兴起的歧视与反歧视活动。“在马来西亚，韩国及新加坡，成百上千的人签署网上申请书，希望能禁止中国人入境。在法国，亚裔通过传播#JeNeSuisPasUnVirus（我与朋友聊天时他们提到了另一处明镜封面令他们不适的地方：在灾难面前的第一关注本该是灾难本身，“Made in China”的双关并不顾及中国人真实经历着的苦难，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揶揄语气加深着中西方之间的紧张，显得有些冷血。尽管朋友自己也笑说，这是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苛责，得改，但当我回看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SPJ）提出的四条新闻学道德标准时，注意到其中有一条便是“减少伤害”（Minimize Harm）。“记者理应以人的方式尊重报道对象和民众。平衡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与可能造成的伤害。追求新闻并不代表记者可傲慢狂妄。应对那些可能被新闻报道影响的人展现同情。考虑文化差异，认识到合法获取信息并不代表道德上就有理由去公开这些信息。拒绝迎合庸俗的好奇心”。我不是病毒）的帖子来反抗歧视”。文章亦提及了一位叫Lee的德国人，其父辈来自台湾，而她已在一座德国小城弗莱辛居住几十年。作为翻译的她，在博览会上递出自己的登记卡片时，女招待似乎有着死亡恐惧似的向后退了一步。当她在慕尼黑内城的商店购物时，店员用指尖捏着购物小票递给她。这些被书写的事例都可表明，几位作者清楚地知悉如今因疫情出现的歧视行为，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期刊的封面设计有不妥之处吗？

总结而言，明镜周刊此次的封面更似是一个博人眼球，罔顾新闻学道德的低劣新闻营销产物。鉴于其文章中较为清晰客观地指出此次疫情的发展情况，且列举了几次歧视及反歧视事件，我倾向于相信“辱华”并非其本意。然而，虽其本意可能并非刻意歧视中国，但这篇报道的封面带来的潜在消极影响不可忽视。或许许多民众并非明镜周刊的受众群体，也不会去细看期刊内的长篇报道，但却因为这个流传甚广的耸动封面变得过度恐慌过度害怕疫情，敌视所有亚洲面孔的人，吐露歧视性辱骂如“中国人是病毒”，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进行歧视性攻击。如前两天令人叹息愤怒的新闻：一位在柏林的中国女性遭到了两个青年的辱骂和殴打。

歧视是另一种病毒

在经历过几次较为争议的事件后，逐渐发现许多人对“歧视”“辱华”的定义并不统一。我并不会给出一个标准定义，自然，也没办法给，因为这两个词的定义往往与个人的阈值与经历有关。此时，我更想用另一个例子来进行话题对照。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接受了大量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尽管数据表明德国的治安环境并未大幅恶化，但媒体对由难民引发的恶性事件往往给予更多的曝光度，导致许多人对“中东”面孔的害怕乃至歧视。这儿引入一个新的歧视概念：“统计歧视”。

比如有人会说，虽然不是所有在德国的中东面孔的难民都是犯罪份子，但平均来说他们的犯罪率要比其他人群高，所以我自然更倾向于躲着他们，并和非难民的人交往。虽然这个类型的歧视听起来比“基于偏好的歧视”较为合理，但它有两个基本前提：已知信息的准确性与未知信息的无法获取性。简单而言，我们不该默认“统计学歧视”是正当的，而应该不断去检测“难民犯罪率更高”这个信息的准确性以及试图找寻其他渠道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这个概念或可解释及引导许多人对难民的恐惧感和歧视，而我也远非站在道德高处。两年前的柏林夜晚，我一人坐S-Bahn回家时，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我与一个中东外貌的衣着较为不洁的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心中的不安。但是，这个不安并不合理化我的“统计歧视” 。

同理于疫情爆发时，全国各地出现歧视驱赶甚至“悬赏举报”武汉人的现象；同理于世界各地出现歧视亚裔面孔的现象。无论国内外，凡是人，都怕死，都关注自身利益，尤其在湖北多地封城事态严重性逐渐显现后，有民众便顺应地开始了“统计歧视”，就概率而言，国内，湖北地区民众的感染率较其他地区更高；国外，中国面孔的民众的感染率较其他国家面孔更高。但这样的歧视正当吗？并不！因为在这样的疫情面前，我们所需做的工作永远不是歧视他人，用地域或种族粗暴冷漠地划分出敌我阵营。敌人从来只有一个，就是冠状病毒。无论国内外，对待冠状病毒最好的方法是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不进行聚集活动。而歧视他人带来的后果只有一个，民心愈发散乱,（疑似）得病的民众因害怕受到歧视而不主动隔离或就医，导致感染人数愈加扩大。同时，新闻媒体的工作理应是平衡全面的报道，而不是如明镜封面般的用“Made in China”去引发更多不必要的恐慌与随之而来的排挤与歧视。

此外，真的面对歧视性辱骂和殴打时应该如何做？晚上也与公众号“一千零一个柏林”的作者发条橙讨论了如果“骂不还手”是否会被认为中国人好欺负，从而造成更多的歧视？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人有十分差异的看法，例如有朋友认为必须硬刚回去，有朋友认为在遇到歧视性言语攻击时并不需要回击，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荣光不是靠不让别人诋毁我们获得的，而是靠别人赞美我们以及依赖我们获得的”。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遇到歧视性辱骂及行为，我会选择尽可能避免动手，呼叫警察，录音保留证据，同时寻求路人帮助（德国热心的人挺多的）。如果是夜深人静我一人单挑几人的情况，我会选择安全第一转身离开。

最后，人性的一束光

表达歧视言语及行为的人有他们的冲动、无知、轻慢与冷漠，但大多数人仍在试图传达温暖的善意。在明镜周刊报道下的网络留言中，许多德国网民指责了明镜充满营销意味的低劣的博取眼球行为，抨击这样的封面将加深不理智的歧视行为；德国足球队球员穆勒及诺伊尔录制了视频并在最后用中文祝愿武汉加油；德国伯乐中学的孩子们献给中国一首合唱，歌词中唱道：无论你我可曾相识，无论在眼前在天边，真心地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