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虽然这几年《纽约时报》逐渐党媒化，慢慢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但它关于中国的报道我还是会关注的，有些专栏也会追更。其中就有纽约时报中文网主编袁莉的“新新世界”专栏，今天读了新一篇的专栏文章。大家在这里集中一下，也方便大家系统阅读。

新新世界

疫情新常态下，中国版本的“自由”

袁莉

2021年1月5日

去年10月下旬，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所乘坐的航班在巴黎的机场跑道上滑行时，埃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宣布了法国的第二次全国封锁。法国当日新增近5万例新冠感染病例。美国则有近10万例。

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他要去的是中国。那一天，那里报告了25例新感染，除了一例本土病例，其余皆为境外输入病例。

克拉克是商人兼作家，他在美国和法国呆了九个月后回到了中国，这是他自1994年搬到北京以来离开中国最久的一段时间。过去几年，为了远离空气污染、互联网审查和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他在中国之外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多。

但当他在10月回去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安全、活力和自由。

“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真是太棒了，”他说。

当许多国家仍饱受新冠之害，疫情的起源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该国在2020年全年报告的感染人数不到10万人。自去年11月初以来，美国每天报告的病例都超过了这个数字。

中国就像疫情前世界的“常态”一样。餐馆人满为患。酒店全部住满。奢侈品牌店外排着长龙。人们不用开Zoom会议，而是面对面商谈业务，或庆祝新年。

中国将是过去一年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家机构声称，中国经济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比之前的预测提早了五年——虽然这样的预测更像一种艺术而非科学。

这场疫情颠覆了许多认知，包括自由的概念。中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或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提出的四项自由中的三项——但他们可以自由走动，过上正常的日常生活。在一个发生疫情的年份，世界上许多人都会羡慕这种最基本的自由形式。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会让人们对其他形式的自由产生怀疑。近一半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一位无视科学、未能采取基本预防措施保护国家的总统。一些美国人声称，无视卫生专家佩戴口罩的建议是他们的个人权利，这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感染风险。原本应该让无声者发声的互联网，变成了让独裁者控制大众、政治团体传播虚假信息的有力工具。

中国的行动自由，是以牺牲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由为代价的。该国是世界上监控最多的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初，政府采取了极端的社会控制措施，将人群分隔——这都是民主政府力所不及的办法。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待病毒的方式跟对待其他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加利福尼亚州退休律师霍华德·赵(Howard Chao)说，他对太平洋两岸的初创企业都有投资。

“那就是一刀切的办法：只要把问题彻底解决就行，”他说。“就病毒而言，也许这不是太坏的事。但就某些其他问题而言，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事了。”

这一认识并没有阻止霍华德·赵享受他在中国的时光。自去年10月中旬从旧金山飞抵上海以来，他举办过多达20人参与的商务晚宴，去过一家爵士酒吧，看了一场电影，去了一家海鲜市场，还飞到中国南方的深圳，考察一家做自动驾驶汽车的初创企业。

“这是我今天在上海吃午饭的地方，”去年11月6日，他在Facebook上写道，配了一张人们用餐的照片。“开始记起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

霍华德·赵说，他在中国遇到的人都对美国如此之高的每日感染数字感到“困惑”和“难以置信”。“他们会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能会这样？’”

当然，中国政府急于帮助世界忘记，在疫情初期，它曾噤声那些试图警醒世界的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提升了北京的形象，尤其是与美国的失败相比。它宣扬所谓中国模式——即共产党向中国公众承诺，它将带来繁荣和稳定，以换取对政治权力的无情控制。

“共产党这次提供了一个社会公共品，就是稳定，”今年8月从香港移居北京的投资者董海涛（音）表示。

对董海涛来说，中国的成功让他有机会实现财务自由。

董海涛正在建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一家专门经营普洱茶的初创企业，他看好中国经济。他认为，大流行过后，中国将拥有更加强大的供应链和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其驱动力来自于年轻一代。与成长在全球化时代的他那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感兴趣，比如茶。

董海涛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从纽约搬到香港的，他决定离开香港，是因为那里在疫情期间让人感觉缺乏生机，而许多大陆城市似乎都焕发着活力和希望。

“我不认为在香港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他说。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观念的转变在疫情结束后能否持续。但西方可能会发现，在中国让自己的模式变得如此吸引人之后，它必须更加努力地推销自己的自由愿景。

商人兼作家克拉克1994年在北京创立了一家科技咨询公司，在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成立初期担任过它的顾问。自11月中旬隔离结束以来，他已去过四个城市，参加了许多活动和会议，其中一个活动有900人参加。

“通常，中国是一种冒险，”他说。“但是情况在转变。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

克拉克说，他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承认这一点的。“你希望它不是真的，”他说，“但它确实有点像真的。”

他说，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国际化，那里的消费者也越来越成熟。上个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苏格兰舞会。风笛手是中国人，因为组织者不能让苏格兰人飞过来。

中国“感觉有点像迪士尼里的‘未来世界’”，他说。“就好像西方世界的缩影还在这里，但西方世界现在已经关闭了。”

对克拉克来说，再次置身人群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如果你在派对上和别人说话，如果有人很烦人，你不可能给他们静音。”他说。第一次参加大型活动时，他注意到有人口臭得很厉害。

“我想，天哪，我已经有九个月没遇到过这种事了，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你什么人都见不到，”克拉克说。

“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活在未来”，即使是想到口臭，他说。“我的意思是，感觉就像，‘做好准备。’”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liyuan6。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新新世界

从“马爸爸”到“吸血鬼”，中国为何向马云“开战”？

袁莉

2020年12月28日

在中国，马云是成功的代名词。这位英语老师出身的互联网企业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一个与亚马逊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 2016年当选总统后，马云是他见的第一个中国名人。

这种成功已让“马爸爸”（一些网友的叫法）过上了摇滚明星般的生活。2017年，他在一部由中国顶级电影明星主演的短片中扮演了一位不可征服的功夫大师。他曾与中国流行天后王菲合唱。他与中国顶级艺术家曾梵志共同创作的一幅画作在苏富比(Sotheby’s)拍卖会上以54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对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马爸爸”的故事值得效仿。

但最近，公众情绪变坏了，“马爸爸”成了中国的过街老鼠。他被称为“恶棍”、“邪恶的资本家”和“吸血鬼”。一位作家列出了马云的“十宗罪”。一些人开始管他叫“儿子”或“孙子”，不再是爸爸。越来越多的人在关于他的报道下面留下了引用马克思的评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云声望扫地的同时，他在中国政府面前有着越来越多的麻烦。中国官员上周四说，他们已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马云是这家电商巨头的联合创始人，他仍对公司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在关注马云从阿里巴巴剥离出来的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金服。

上个月，有关部门叫停了蚂蚁金服引起轰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计划。被叫停的不到两周前，马云曾公开批评金融监管机构只关心将风险最小化，还指责中国的银行像“当铺”，只向那些能够提供抵押品的人放贷。在宣布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的同一天上午，四家监管机构表示，官员们将与蚂蚁金服讨论新的监管措施。

从表面上看，马云公众形象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府对其商业帝国越来越多的批评。表面之下，看到的则是一种更深、更令人不安的趋势，无论对中国政府来说，还是对那些在过去40年里推动中国走出经济黑暗时代的企业家来说。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觉得，像马云这样的人曾经享有过的机会正在消失，即使是在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后经济激增之际。虽然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比美国和印度加起来还多，但中国仍约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虽然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消费下降了约5%，但与2019年相比，中国今年的奢侈品消费预计将增长近50%。

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即使是那些拥有美国学位的人，也面临着有限的白领工作前景和低工资。对首次购房者来说，最佳城市的房价已变得高不可及。从新一代网贷机构（比如马云的蚂蚁金服）借钱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债务越来越不满。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在表面之下，人们长期以来存在对富人的不满，这种不满有时被称为“仇富情结”。对马云的仇富情结更深。

“像马云这样优秀的人民富豪，一定能挂在路灯最顶端，”一名网络评论员在一篇广为流传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他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私刑口号“挂路灯”。这篇文章在类似推特的平台微博上已被点赞12.2万次，在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的阅读量已超过10万。

中共似乎非常愿意利用这种仇富情结。这可能意味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企业家和私营企业将会面临麻烦。习近平认为奴性和忠诚高于一切。

在上周召开的领导人年度会议上，中共承诺要加强反垄断措施，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这次会议为中国来年的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一些商人说，对蚂蚁金服和马云的敌意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根本方向感到疑惑。

“要么拥有绝对控制权，要么拥有充满活力的创新经济，但不能两者兼得，”香港春华资本集团的创始人胡祖六说。他的公司是蚂蚁金服的投资者之一，他也是蚂蚁金服的董事会成员。

习近平对他心目中的理想资本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毫不掩饰。在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被叫停的十天后，习近平参观了一个以曾活跃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实业家张謇为主题的博物馆。张謇曾帮助建设他的家乡南通，开办过数百所学校。习近平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他的时代，商人也应该把国家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

在今年7月与工商界人士见面时，习近平把张骞作为榜样，敦促工商界人士将爱国主义作为首要任务。（据报道，习近平未提张骞在破产中死去。）

马云也有一些广受关注的慈善项目，比如几个农村教育计划，以及一个帮助非洲培养创业人才的奖项。但这位高调的科技企业家在许多其他方面与张骞有很大不同。

马云长期以来一直享有比他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同行更好的声誉，那些行业的优势可能来自于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忽视环境法规或剥削员工。

他以发表大胆言论和挑战当局闻名。2003年，他创建了支付宝（后来它成为蚂蚁金服的一部分），让他的商业帝国打入国家控制的金融世界的中心。

“如果因支付宝要坐牢，那就让我去，”他当时对同事们说。

 他有时会微妙地挑衅政府对其反抗姿态的惩罚。关于蚂蚁金服的业务，他曾多次表示，“如果国家需要，随时可以上交。”他的主要副手们也重复过这句话。

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这句话当真。熟悉他的人认为这种说法非常“马云”。《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的一篇评论文章用的标题是《把支付宝献给国家？马云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这些大胆言论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已经增加了。“考虑到所发生的情况，蚂蚁金服最终将不得不由国家控制，甚至由国家持有多数股权，”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家陈志武说。

马云面临的压力表明，中国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只审查内容，但在其他方面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几乎没有相关规定。没有国有企业参与互联网商业。而且开始时，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规模很小。

如今，与谷歌(Google)、Facebook和其他美国科技巨头相比，阿里巴巴及其主要竞争对手腾讯控制着更多个人数据，也更密切地参与中国的日常生活。与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有时会欺负较小的竞争对手，扼杀创新。你无需是中共党员，也能看到对巨头们进行约束的理由。

这些公司非但没有颠覆国家体制，反而投其所好。它们有时甚至帮助当局跟踪人民。尽管如此，政府已越来越把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视为一种威胁。

然而，中国的科技企业并不是国内最大的垄断企业。最大的垄断企业为国家所有，主导着银行、金融、电信、电力和其他基本行业。

“中国移动是垄断。中国工商银行也是垄断，”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7年写道，“因为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不能进入它们所处的这些行业。”

几个社交媒体账户上周转发了这篇文章，但很快遭到了审查。

虽然监管机构将在多大程度上对马云和大型技术企业加强管理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的亲市场人士担心，中国正在转向20世纪50年代的强硬路线，那时的中共消灭了资本家，把资本主义倾向比作杂质、缺陷和弱点。

在这些人看来，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最近使用的一些语言让人想起了那个时代。井贤栋在12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说，公司正在“照镜子、找不足、做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