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18）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前有腐败后有滥权，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医务人员选择了“明哲保身”，等着别人牺牲后坐享其成，为众人抱薪者，就是这样死绝的。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和钦佩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人，因为在其离开人间之际，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涅槃，不惜冒犯医疗行业潜规则和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完成了自己告别人世的最后的人生答案。我们不仅要哀悼定居美国去世的李咏，更要关注为维护医患权利而死的中国底层医务人员。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良心。尽管离开人世的医务人员没有像金庸一样达到影射当局及制度的深度，但是达到了最高思想境界——良心。消化内科某主任的最终决定违反潜规则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武汉市第四医院真实情况的标本。然而遗憾的是，上级监管部门以及保护伞继续作恶预示着换汤不换药的现实。

       武汉市第四医院逆向淘汰，贪腐滥权，你不加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有经济上的利诱，当然也就无法举报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及保护伞的权力的魔法，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所以举报也只能举报那些不听话的医务人员；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及保护伞也愿意将那些最为服从的、也就是心理扭曲最严重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他们无不狭隘、愚蠢和虚伪，但却能在医院里四处横行，举报没有利益上的获利；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贿赂（授权或滥权）与保护伞及关系网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指示办事，按旨意选择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加入作恶利益集团，这样比举报的效果更容易笼络人心，更容易打击异己；即使举报者一心为医患着想，揭露真相，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受到排挤和孤立，以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打击，很难争取规则的透明以及权利的公平，所以不能举报；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及保护伞用纯经济的观点继续挖掘医务人员（尤其是学历层次比较低的医护）的“创造力”，拥护所谓激励机制的医务人员“奉献”给领导的是忠诚，领导给予这些人的回报是对特权、腐败的默许和纵容，双方各得其所。

        最怕的是医院中的一些人将牺牲视作必然，放弃身体力行参与医院治理及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并且遗忘了那些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被埋葬的价值与人性。悲观的人会认为，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管理者及其保护伞就是一个粪坑，粪坑不被彻底铲掉，粪坑里的蛆虫，无论内斗死多少，仍是粪坑，仍会越来越臭。不过有了这些经历，还依然可以做出反抗，这里面有莫大的希望，像是说明生命依然有无穷的可能与力量，恐怖与折磨不能销毁人的意志。选择沉默不做声，可能比那种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人强多了。虽然放弃了公共责任，但至少自身损失降到了最低，尤其是经济上的损失。不过，即便在没有监管制衡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可以被认为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改善医疗环境，至少在内心拒绝认同，在行动上拒绝与罪恶同流合污。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这家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