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4 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
野兽按：发现上一篇更新都已经是2024年6月4日了，半年过去了。这里的登录密码都快忘记了，今天终于想起来了。墙内的空间越发逼狭，沉默不语成了一种选择，静心读书安神。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理解制度如何促进繁荣方面的贡献。
他们进行了大量案例和国别研究，在塞拉利昂、博茨瓦纳和大革命之后的德意志地区分别验证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最终凝结成了2013年的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他们在其中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理解历史上多个国家的发展轨迹。
包容性制度下，权力由社会各阶层共享，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普通民众有更强的激励进行创新和投资，经济繁荣随之而来。其次，他们收集了更为详尽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期提供更为坚实的统计证据。于2008和2019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他们基于跨国分析，断言高收入未必会带来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确会促进经济增长。
2022年，他们在时隔多年后合作了一本书，题为《自由的窄廊》，其中总结了两人近年来的思想历程，并明确地将「公民社会」纳入到了制度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之中。他们认为，无论是保障自由还是实现发展，都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达到微妙的平衡。国家能力过强通向暴政，过弱则难以维系政府的权威，引发秩序的崩溃。
通向美好社会之路，只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威权政体之下，国家和社会也许能在短时间内互相制衡，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最终，当权者继续执政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让他们钳制不同声音和任何的潜在挑战者，亲手摧毁发展所必需的脆弱基础。
之前拜读过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和《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甚是喜欢。
但在今天才发现他们在2023年合写了《权力与进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为什么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带来繁荣和幸福。他们的观点是，制度安排决定了新的技术是否能够惠及普罗大众。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防止技术被统治者垄断，抑或是成为维系统治的帮凶。而包容性制度的维持，需要更加平等导向的政策制定，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
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
辩证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作者： 戴伦．艾塞默鲁, 赛门．强森
原文作者：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译者： 林俊宏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3/11/30
语言：繁体中文
定价：800元
全球独家中文版！《金融时报》年度选书
关心AI时代人类命运的必读之作
当代经济学巨擘从千年历史经验借鑑，重新定位科技变革的价值与方向
科技变革蕴藏著极大的潜力，不仅能提升生产力，还能改善地球上数十亿人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跳上快速奔驰的“生产力便车”，尽情享受技术跃进所带来快速、便捷的科技果实，此时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却悄然来到全新的十字路口。在迎 向更强大的人工智慧世界之前，我们是否该停下来思考：
● 强大、快速的科技进步，对我们来说一定是好事？
● 在科技创新突破的过程中，谁会成为赢家、谁又会是输家？
● 数位革命与AI技术的演进，为人们带来的是“愿景”、还是“陷阱”？
本书带领读者踏上一条横跨千年的旅程，重新检视科技变革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利与弊，探索如何创造一个兼顾进步与平等的未来。作者大声疾呼：科技进步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共蒙其利，今日我们所共享的繁荣生活，其实是前人积极争取的结果。我们如果继续对科技抱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听任少数人透过侵害多数人权益而致富，终将侵蚀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与生活方式。
问题的解方并非阻碍科技与新技术的发展，而是要让更多人从科技迷梦中警醒，凝聚众人力量，共同审慎思考科技创新的价值与方向，打造一个能够兼顾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的社会。透过本书，作者为全人类照亮一条通往理想未来之道。
理解科技进步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而反思一个更基本的提问：什麽是“好”的技术？正是社会科学的大哉问。放眼当今学术江湖，没有比艾塞默鲁与强森这两位长期合作的伙伴更适合处理这个难题了。──林明仁，台湾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
科技正在颠覆我们的世界！将工作流程自动化，加剧不平等，创造出各种监控的工具与错误资讯，使民主饱受威胁。然而艾塞默鲁与强森告诉我们，一切还有别的可能。科技要走向何方，并不像风那样属于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其实可以由我们决定。这本充满人性和希望的著作带领我们思考：如何引导科技发展来提升公共利益。只要你关心数位时代民主的命运，绝不能错过这本书。──迈可．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哈佛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成功的反思》作者
如果艾塞默鲁与强森过去的著作还没让你成为他们的书迷，本书肯定能让你及时赶上。两位作者的文采斐然，令人沉迷其中，尤其书中讨论的又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强大的新科技对我们来说一定是好事？一百五十年前的工业革命真的为我们的曾祖父母带来快乐？今日的人工智慧能否为我们带来更多幸福？阅读本书，对你的生活方式做出睿智的选择。──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普利兹奖得主，《枪砲、病菌与钢铁》作者
一部必读之作！扣人心弦、文笔优美、论证严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提出强大的解决方案。两位作者从历史借鑑，深入探究AI及社群媒体如何压低薪资、破坏民主，进而主张我们应该对科技的管理与掌控发动一场革命。纵观历史，唯有在精英阶级被迫分享权力时，科技才能促进公共利益，而本书让我们清楚看见这在今日可能的样貌。──瑞贝卡．韩德森（Rebecca Henderson），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重新想像资本主义》作者
透过书中这趟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带领我们探访从过去到未来、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到AI崛起的科技发展史。全书以一条强力主线贯串全局：科技的变革不是命中注定，科技的发展方向也绝非无法改变。儘管人类的制度并不完美，各种衝动也常相互矛盾，但人类仍然掌握主控权，我们有责任决定自己所造的这辆车要驶向正义或是坠落悬崖。在这个自动化高速发展、钱与权的垄断似乎势不可当的时代，本书适时敲响警钟，提醒人类有能力、也必须夺回控制权！──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穷人的经济学》与《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作者
在艾塞默鲁与强森的笔下，超过千年的科技变迁史壮阔展开。全书矛头直指经济学家既对科技变迁抱持盲目的热情，却对权力倾斜严重忽视。这是一部早该问世的重要著作。──安格斯．迪顿爵士（Sir Angus Deaton），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绝望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合著者
这部大作让我对目前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汇流有了更深的理解。本书除了具备历史与分析架构，也提出改善未来的具体建议；虽然种种批评毫不留情，却也激发我们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杰容．蓝尼尔（Jaron Lanier），《VR万物论》作者
AI革命究竟会让一般劳工的生产力上升、辛劳度下降，或者只是创造出更多由机器人看管、剥削劳工且监控严格的工作场所？这是我们必须探问的重要议题。幸运的是，艾塞默鲁与强森已经著手提出解答，提供清晰的历史脉络，梳理其中种种经济诱因，为我们照亮一条更好的前行路径。──凯西．欧尼尔（Cathy O’Neil），《大数据的傲慢与偏见》作者
我们的未来无可避免会随著AI或Web3等技术的加速发展所决定……至少有人是这麽说的。然而，当代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明确反驳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论述，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间，这种论述一直妨碍我们打造更美好的未来。如果足够幸运，或许未来当我们回顾此刻，会发现此刻就是转捩点：众人再次承担起责任，为科技如何型塑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审慎做出决定。──格伦．韦尔（E. Glen Weyl），《激进市场》合著者
本书对于科技变革的过去与现在做出精采而全面的回顾，作者试图抓著我们的肩膀，即时摇醒并告诉我们：别让现今这种赢家全拿的技术，继续对全球社会与民主前景施加更多暴力。对于“科技必然性”（tech inevitability）这种有毒的论述，本书提供必要的解毒剂，揭露科技的现实政治，是作为经济强权长久的特洛伊木马，偏袒少数人的逐利，罔顾多数人的利益。本书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蓝图，唯有当科技在受到民主权利、价值观及维繫日常运作的法律驯服下，才能促进社会的共享繁荣。──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作者
作者简介
戴伦·艾塞默鲁 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学院教授，为该校最高荣誉教职。他过去二十五年来持续研究繁荣与贫困的历史根源，以及新科技对于经济成长、就业与不平等的影响。曾荣获众多奖项与荣誉：2005年获颁“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奖章授予四十岁以下、对经济思想与知识具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2016年荣获“BBVA基金会新领域知识奖”（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经济、财务金融与管理学上的杰出贡献；2019年获基尔世界经济研究院（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的“经济学全球经济奖”（Global Economy Prize）。作品：与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合著《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国家为什麽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赛门·强森 Simon Johnson
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创业学讲座教授与全球经济与管理（Glob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团队主任。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全球经济危机与复甦长达三十年。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金融时报》等重要刊物发表超过三百篇文章，著述丰富，影响深远。作品：与强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合著《美国再启动》（Jump-Starting America），与郭庾信（James Kwak）合著《燃烧的白宫》（White House Burning）、《13个银行家》（13 Bankers）。强森目前与全球各地企业家、民选官员与公民社会维持密切合作。
译者简介
林俊宏
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博士，喜好电影、音乐、阅读、閒晃，觉得把话讲清楚比什麽都重要。译有《如何让人改变想法》、《元宇宙》、《人类大历史》系列、《大数据》系列等书。
目录
导读 面对AI，我们可以有选择 林明仁（台湾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
给台湾读者的话
序言 何谓“进步”？
1对科技的掌控
2运河的愿景
3说服的力量
4农业哀歌
5中产阶级的革命
6进步背后的牺牲者
7充满辩证的进步之路
8数位伤害
9人工智慧来袭
10民主崩溃
11让科技重新导向
注释及说明
参考书目
导读 面对AI，我们可以有选择
林明仁／台湾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
首先是花体力的工作，再来是重複性工作，
接著，说不定就轮到纯脑力工作被取代了。
──冯内果（Kurt Vonnegut），《自动钢琴》（Player Piano），1952
技术对人性的试炼，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在希腊神话中，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就被视为人类利用科学与技术主宰自然的象徵，也代表了人类的解放。但也有学者认为普罗米修斯的行为，美其名是替人类争取更美好生活的为善之举，实际上只是代表人类对掌握至高无上神圣力量的渴望。无论如何，因为他盗取了火种，所以被宙斯绑在高加索山上，还有一隻老鹰会定期来啄食他的肝脏。此一惩罚是否隐喻著使用科技的代价，为人类带来的只是无止尽的痛苦？或至少得找一个人，帮大家扛下这个罪过？
另一个不那麽直接的隐喻是薛西弗斯。他一样因触怒宙斯被处罚，每天往山顶推著一个隔天又会滚落下来的大石头。薛西弗斯是一个穷尽一切方法让生活充实的人，在面对无意义的任务和命运的确定性时，他当然也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荒谬，但他藉由反抗荒谬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薛西弗斯是幸福的。”卡谬为薛西弗斯（也为他自己）的生命下了这样的注解。
上述这两个故事都不否认技术带来的好处：解放了人类，让生活充实，但一个怀疑追求技术的动机，另一个却怀疑技术的意义为何？科技的进步是否是人面对无意义生命的反抗？即使我们都知道最终将徒劳无功，结局仍是荒谬？
什麽是“好”的技术？
撇开哲学层次的思考先不谈，单就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可说是让人类又爱又恨。科技不但改善了生产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也增加可以熟练使用此一技术的受雇者报酬。但此一进步，则是以被取代者的就业与尊严作为代价。以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例，纺织机发明后，虽然生产力大幅增加，但也导致纺织工人大量失业。于是他们组织起来，破坏新式纺织工厂，史称“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依据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估计，十九世纪初镇压该运动的英军人数总共高达一万两千人，一度超越威灵顿公爵（Wellington）在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联合对抗拿破崙的战事）中统领的英国军队人数！事态严重，可见一斑。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仍不乏此例，法国计程车司机也曾封锁进戴高乐机场的道路，并烧毁Uber计程车，以抗议此平台对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
读者或许会认为，上述这些反抗虽然真实，但毕竟是历史洪流中的小插曲：每一次的科技进步总是会导致一部分人力被取代，只要比例不高，再加上新科技对所有人造成的好处够大，历史的巨轮总是会向前转动，透过辗压为数不多的弱者，让现在和未来的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同时代的卢德运动，最终也只会成为史书上的一段记载。然而，当技术影响的面向既广且深，就可能会对社会权力的分配造成巨大改变。举例来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内森．纳恩（Nathan Nunn）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艾尔伯托．亚列西纳（Alberto Alesina）研究古代不同社会农耕情况后发现，一开始就使用犁作为农耕主力的地区，由于男性会被分工到使用农具，导致女性原本在狩猎採集社会中也能掌握生产工具的优势消失。这样的分工方式导致这些地区直到现在，依旧有较低的女性劳参率及较高的重男轻女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也更为刻板。
因此，理解科技进步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而反思：我们该如何选择“好”的技术？什麽样的制度可以孵育“好”的技术？或者，一个更为基本的提问是：什麽是“好”的技术？正是社会科学的大哉问。放眼当今学术江湖，没有比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与赛门．强森（Simon Johnson）这两位长期合作的伙伴更适合处理这个难题了。
戴伦，你的双胞胎兄弟在哪裡？
艾塞默鲁可以说是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学界的最大惊奇。早慧的他在土耳其长大，于伦敦政经学院取得博士后，二十六岁即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至今。他的研究领域涵盖总体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研究范围之广、论点之深入、数量之多，都令我辈望尘莫及，至今在Google Scholar上也获得超过二十二万个引用次数。
当艾塞默鲁在2005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时，大家曾开玩笑说：“Daron，是时候让你的双胞胎现身了！”而这几年的社群网路上，也不时出现研究生以艾塞默鲁为主角进行创作，例如“Nations fail, but Acemoglu doesn’t”或“Acemoglu writes faster than I read”的迷因图，可见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大神地位。艾塞默鲁是MIT少数几位年薪超过百万美金的教授，也已经是公开的祕密。在与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麽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和《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出版后，他更进一步从学界明星转为深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据说，连中国共产党都把《国家为什麽会失败》（简体版书名为《国败论》）列为必读书籍！
在《权力与进步》这本最新力作中，艾塞默鲁和强森讨论的是时下最热门的议题：AI的出现，对于社会制度、权力平衡、资源分配会产生什影响？而本书副标“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则点出人类社会本来就是持续不断地面对这个困境。只是这一次，人类面对的是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前所未见的AI，我们究竟能不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还是，我们能找到理由相信：“这次没有不一样”（This Time It’s NOT Different）？
Al 大步向前之际，由谁获利？
本书与艾塞默鲁之前几本书的风格类似，文字洗鍊优美，历史事件与论点的连结，顺手捻来也毫无扞格，更重要的是，论证背后具有许多严谨的实证证据（许多也是他的研究）支持。我无法帮读者将本书从头到尾仔细导读一遍，以免剥夺读者的阅读乐趣，不过，还是顺著经济学在此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个提纲挈领的说明，以免读者迷失在大量历史素材裡。
本书的核心论点非常清楚：今日AI的发展路径，不但会加速所得不均，也会增强独裁者社会控制的能力，因此不论对于经济或民主社会的影响，都是偏向于负面的；尤有甚者，这两个问题又彼此互为表裡、相互增强。因此两位作者强调，不能只想著用AI来替代人类，而是要能够善用科技来增强人们的工作能力；换句话说，强化人类能力的排序要高于全面自动化。另外，AI的发展也必须协助公民“抵销社会上的既有权力结构”，协助巩固而非削弱民主。以下就对这个论点，做个简要的说明。
科技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绝对是社会大众关切的焦点，这点在劳动经济学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每隔十年就会有10%的工作消失。然而现在的工作名称，大部分在1940年都是没听说过的。但从1940至1980年，增加的工作内容大多是中阶的制造与文书工作，到了1980年之后，则是更多的高阶白领与低阶服务业工作；换句话说，工作型态变得更加两极化，而中产阶级的工作消失了。此外，过去四十年间，减少职业需求的自动化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但增加职业需求的创新速度则相对缓慢。
我们可以用Acemoglu & Restrepo（2018）的理论框架来理解这个过程。在生产函数中，人力和实体资本是互补品，亦即当实体资本投入愈多时，人们的边际产出也会愈高，因此人们的工资会提升。然而，自动化（包括人工智慧和机器人）可以在不需要人为操作的情况下，完成指定的任务，因此人工智慧与劳工应被视为替代品。
当此一过程启动后，首先产生的是“置换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亦即自动化取代了工人过去执行的任务，降低了劳动需求（想像一下手机工厂全面自动化，工厂中见不到半个真人）。然而，当更便宜的机器替代人力之后，生产的成本降低，“生产力效应”会导致经济扩张，并增加“非自动化任务”的劳动需求。举例来说，服务购买与维修手机的员工会变多，也会引出如手机APP 等更多周边服务。最后，还存在一种更强大的抵销力量，既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增加国民收入中劳动力的份额，这被称之为“新工作的产生效应”。举例而言，市场上会需要更多工程师来撰写人工智慧的程式，而当大家的生产力提高之后，也会增加休閒需求。
因此，在考虑自动化如何影响劳动市场时，就必须要在比较置换效应、生产力效应，以及新工作的产生效应之后，才能得到全面的结果。最后，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说，还得要考虑被自动化置换的人，他们通常是不太容易找到新工作的那群人！
在Acemoglu & Restrepo（2019）文章中，他们的想法显然是悲观的。艾塞默鲁认为，现今的自动化科技并非是为了提高劳工的生产力，而是明确地为了要取代劳工而发展。因此，自动化科技的发展会减少劳工的收入份额。假设今天自动化的科技进步了，但没有带来巨大的突破，只有“差不多凑合著用的新科技”（"so-so" new technologies），那麽带来了置换效应，却看不到生产力效应，因此劳动需求将下降。这种自动化存在著强烈的分配效果，也就是说，那些较规律、重複性的工作更容易被取代，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工又经常是学历较低的人，一旦失业就更难回归劳动市场。
而实证的结果又是如何呢？Acemoglu & Restrepo（2020）利用美国七百二十二个通勤区域之间机器人使用差异的实证资料，发现机器人的採用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是负面的。根据他们的估计，每千名工人多出一台机器人，会使整体就业率降低约0.2个百分点、工资下降约0.42%。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台新的机器人，将使大约3.3名工人失去就业机会。而对不同人口群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自动化对男性的负面影响大于女性；对于教育程度低于大学的人来说，自动化对就业和工资都有负面影响，但对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却没有正面效应。
因此，AI科技的发展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面对如气候变迁、贫穷、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等人类生存的迫切问题，我们的确需要AI的协助。但是自动化与未来科技不见得、而且通常不会让所有的工作人口获利。而本书两位作者也认为，AI发展至今，大部分还只停留在把可被测量与描述的人类行为，运用程式加以模仿、处理的层次，它太强调模仿人类的智慧，因此顶多只能当作人类心智可处理事物中某些子集合的次佳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麽两位作者将其称为“差不多凑合著用的科技”。
整体来说，AI的未来发展在与经济诱因、政策选择，以及跟制度设计相互作用之后，将会对工作的多寡、品质，以及市场所需求的劳动技能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现在对AI所做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安排，将会直接形塑未来世界的样貌，这也是我们必须即刻面对，找出解方的重要课题！
AI已经变成独裁政府的好朋友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AI已经变成独裁政府执行社会控制、巩固自身政权的最佳利器。关于此一论点，四位经济学家（Martin Beraja、Andrew Kao、David Y Yang & Noam Yuchtman, 2023）今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一篇标题为〈AI专制〉（AI-tocracy）的文章，对此给出非常明确的实证结果。四位作者收集自2010年起，AI厂商从中国政府获得的政府契约完整内容以及中国社会抗争的资料。该研究发现，专制政权真的很懂AI的好，当地方抗争愈多，政府採购契约裡就会愈包含如人脸辨识等便于政治控制的AI项目；反过来说，地方政府的AI採购增加之后，人民的抗争也就减少了。
另一方面，AI公司也因为协助政府发展政治控制技术而获利。接了政府标案后，这些公司就更可以掌握更多不必顾虑隐私权的资料，以及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而这些练习更大幅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再加上资料平台与演算法规模经济的特性，也让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因此，执行政府契约的公司不但在商业市场的竞争力跟著提高，也更容易打进国外市场。就上面提到的中国例子来说，AI创新增强政治控制的能力，增加了政权的稳定性；而政府的投资，也让AI公司有了更多创新所需要的资金，于是资料与场景两者互相强化，结合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更妙的是，独裁政府也不需要担心AI造成的所得不均，因为每当有三个“小小卢德”开始密谋造反，AI就可以协助政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到处密布的辨识系统，也让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无所遁形。当反抗的成本太大，心灵禁锢就会变成唯一的选择。
我们还有机会吗？
那我们能怎麽办？两位作者一再强调，我们是有选择的。本书最后一章“让科技重新导向”，作者提出一个包含三个面向的公式：改变叙事观点与价值规范、培养制衡力量，以及提出政策解决方案作为解方。其中，运用市场机制让科技重新导向、反托拉斯法的使用，导向投资员工的税务改革、重分配政策的再审视，以及更有社会科学内涵、更具证据导向的政策分析等，都是刻不容缓的改革方向。另外在第十一章中，也提到我国数位部唐凤部长透过新数位技术，打造更透明的线上社群新民主倡议的努力，都是未来可以参考的做法。
目前世界各国也开始积极面对此一趋势，最早有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则”（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与“数位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美国拜登政府也在2023年10月底签署一项“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AI的行政命令”（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I），要求最先进的AI系统与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结果和其他关键资讯，也要开发标准、工具和测试，以帮助确保AI系统的安全及可靠。另外，隐私保护技术的开发、减少演算法的歧视、增进社会公平也是强调的重点。2023年11月1日，二十多个国家也在英国签署“布莱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宣示安全发展AI的重要。
我国国科会也已经制定行政与所属机关使用生成式AI 的参考指引，目前也正在积极研议“人工智慧基本法”与建立AI评测的规则。这显示世界各国都已经意识到此一技术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必须立刻开始讨论监管架构。对本书两位作者艾塞默鲁和强森来说，AI的全面影响才刚开始，科技的发展也非完全悲观，只要政府、公民社会与企业携手合作，我们一定有能力把这艘船，开往更包容、更民主的方向！
序言：何谓“进步”？
每一天，我们总会从企业家、记者、政治人物，甚至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那裡听闻，由于科技前所未有的进步，世界正不断变得更为美好。瞧瞧你的新手机，看看那台最新的电动车，更别提还有新一代的社群媒体。或许再不用多久，科学进步就能根除癌症、解决全球暖化，甚至让贫困就此消弭。
总有人告诉我们：当然，从不平等、污染到极端主义，世界上依旧存在各种问题，但这不过是为了迎接美好世界诞生前的阵痛期。科技发展的洪流是如此强大，就算想挡也挡不住，那又何必螳臂当车？最好的因应策略是要改变自己，把时间投资在学习未来会得到重视的技能。至于那些持续存在的问题，总会有聪明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找到解方，例如更强大的机器人、足以媲美人类的人工智慧，以及任何其他所需的突破性科技。
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比尔．盖兹（Bill Gates）、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甚至是史帝夫．贾伯斯（Steve Jobs）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未必都能真正实现。然而，他们的科技乐观主义已经感染整个世界，彷彿所有人都应该尽全力投入创新，总之先找出有效做法，至于衍生出的那些问题，大可以等之后再想办法解决。
抵抗终将徒劳无功？
此情此景，在人类历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一个生动的例子发生在1791年，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设计，认为透过圆形建筑及适当的照明安排，就能让囚犯无法有效观察位于中央的监视者，制造出监视者无时无刻都在监视所有人的假象。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且低成本）的方式，能够确保众人维持良好的行为表现。
这个构想确实引起当时英国政府的注意，然而碍于资金不足，原型一直未能付诸实现。即便如此，圆形监狱还是牢牢抓住了现代人的想像力：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看来，它是工业社会中压迫性监控（oppressive surveillance）的象徵；在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它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手段；在漫威电影《星际异攻队》（Guardians of the Galaxy）裡，它则是一种存在缺陷的设计，促成一场精采的巧妙越狱。
这种圆形建筑被设计成监狱之前，原本是打算用做工厂。最初的构想源自边沁的弟弟山缪．边沁（Samuel Bentham），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工程师，他当时在俄罗斯为格雷戈里．波坦金亲王（Prince Grigory Potemkin）工作。弟弟山缪的构想，是要让少数管理者有效管理大批劳工；而哥哥边沁的贡献，则在于将此原则扩展至许多不同类型的组织中。正如边沁向一位朋友的解释：“这种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发明，却能为学校、工厂、监狱，甚至医院运作带来极大效率。如果你能亲眼目睹，肯定会大吃一惊……。”
我们不难理解圆形监狱的优点（尤其如果你担任的是管理职），当时的人自然也不会加以忽略。提升监控效率就能导致更为服从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设计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利益。身为慈善主义者，边沁一心期盼能够提升社会效率，试图帮助所有人获得更大的幸福，至少他自己是这麽认为。如今，边沁被视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的创始人，核心理念是要促进社会中所有人的综合福祉最大化；要是让部分人受到些许压迫，却能让少数人的福祉获得大幅提升，对他们而言会是值得考虑的选项。
然而，圆形监狱设计所能促进的并不仅止于效率与公共利益。在工厂中实施有效监控，意味著不用提供更高的薪资或奖励，就能让劳工加倍努力地投入工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英国迅速发展。儘管工厂并未急著採用圆形监狱设计，但运作方式往往和边沁的构想如出一辙。纺织工厂大量承接过去由熟练织工所负责的工作，将生产流程划分得更细，许多关键步骤则改由新机器来完成。工厂老闆雇用不具专业技术的工人（例如妇女和儿童），执行简单且重複性的任务（像是拉下把手），每日工时高达十四小时。他们对工人实施严密的监控，以防有人拖慢生产进度。他们支付的工资更是极其低廉。
严苛的工作条件、辛苦的工作内容，让工人们抱怨连连。对许多人来说，最难忍受的是工厂设下的各种规定。一位织工在1834年时表示：“没有人会想用动力织布机工作，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机器，嘈杂的噪音简直快把人逼疯。何况还要被迫遵守一大堆规定，用手工织布机时完全不用这样。”
新机器把劳工变成一个个渺小的齿轮。1835年4月，另一位织工在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时说道：“我暗自下定决心，要是他们想发明机器来取代劳动力，那就去找铁匠来操作那些机器吧。”
在边沁看来，技术进步的价值根本无须多言，新技术能够改善学校、工厂、监狱和医院的运作，所有人都将共蒙其利。他口中华丽的辞藻、一身正式的服装，配上一顶有趣的招牌草帽，走在现代硅谷街头显然格格不入，然而他的思想却十分契合当今时尚。根据这样的世界观，新技术能够扩展人类的能力，只要应用到整体经济，就可以大幅提升效率与生产力。
至于十八世纪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如果让他到现代担任创投基金董事或为《富比士》（Forbes）撰稿，同样是毫无违和感。在他看来，更好的机器无疑能够带动薪资的提升：
技术进步带来的自然结果，就是拥有更好的机器、更精熟的技术、更适切的分工，执行特定工作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会大幅减少；虽然随著社会发展趋于繁荣，实际劳动力价格通常会大幅上扬……
不论如何，抵抗终将只会徒劳无功。与边沁和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更主张：“商业法则是自然法则，也就是上帝的法则”。
所以，你怎麽可以抗拒上帝的法则？你如何能抗拒技术进步的滚滚洪流？而且话说回来，你又为何要抗拒这些进步呢？
关键时刻
儘管社会上充斥著这类科技乐观主义者，但只要回顾过去千年许许多多的新发明，就会发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往往未必能由所有人共享。
● 中世纪与现代初期农业有一系列的技术改良，包括犁变得更进步、轮耕制度变得更聪明、马匹的使用更广泛，加工厂也大有改进。但对于占人口近九成的农民来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 中世纪晚期欧洲船隻设计的进步，推动了越洋贸易的发展，并让少数欧洲人取得巨额财富。然而正是这些船隻，让数百万人遭受奴役，他们被从非洲运往新世界，几代人在压迫制度之下勉强生存，留下的某些悲惨遗绪至今依旧挥之不去。
● 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纺织工厂为少数人创造巨大财富，但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裡，并未使劳工收入稍有增加。反而正如那些织工的切身体会，无论是在工厂或是拥挤的城市裡，都出现工时延长、工作条件恶劣的情况。
● 轧棉机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大幅提升棉花产量，也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但正是这项发明，使棉田在美国南部扩张，也让凶残的奴隶制度愈演愈烈。
● 十九世纪末，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研发出人造化肥，使得农业产量大增。但之后，哈伯与其他科学家用同样的概念设计出化学武器，让数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死或伤。
● 我们在本书后半段就会谈到，资讯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间出现惊人的进展，让一小群企业家与商业巨贾财源滚滚，但诸多未受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就这样被抛在后方，只能眼睁睁看著实质收入节节下滑。
读到这裡，一些读者可能会提出异议：难道我们最终没有因工业化而蒙受巨大利益吗？过去的人只能用艰苦劳动换取微薄工资、经常挨饿甚至因而死亡，随著生产商品与服务方式的进步，难道我们现在不是过得更加繁荣与富足吗？
没错，与祖先相比，现代人的生活确实大有进步。我们过得更健康、更长寿，拥有几百年前人们根本无法想像的舒适生活，即使是西方世界的贫困人口，生活水准也比三个世纪前高出许多。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确实是今日荣景的关键之一，更是创造未来人类共同福祉的基石。然而，现今所有人得以共享繁荣的生活，并非是只靠技术进步就保证会自然出现的结果。唯有当技术进步的方向及社会收益的分配方式不再牢牢掌控在少数精英手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共享繁荣”（shared prosperity）。我们之所以能够因技术进步而受益，是许多前辈努力推动的结果。正如十八世纪作家暨改革者约翰．塞尔沃尔（John Thelwall）所意识到的那样，当劳工集结在工厂与城市时，就更容易基于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要求将经济成长带来的利益做更公平的分配：
事实上，无论是垄断、又或是资本丑恶地积攒在少数人手中，这些现象如同那些并非绝对致命的疾病，在看似极其严重的表象下，本身即蕴藏著治癒的种子。从本质上来看，人类是一种需要彼此沟通交流的社会性动物，总是乐于分享自己所拥有的那些知识，并渴望在机会来临时尽可能累积财富。所以，无论是基于什麽原因让人们聚在一起，儘管群聚可能衍生出一些不好的习气与行为，但终究有益于知识的传播，有助于促进人类的自由。因此，每个大型作坊或工厂都算是一个小型政治社会，任何国会法案都无法使之噤声，任何政府举措也无法将之驱散。
选战竞争、工会兴起，以及维护劳工权利的相关立法，改变了十九世纪英国的生产与薪资设定方式。再加上由美国传来的新一波创新浪潮，最终融合为崭新的技术方向：将焦点放在提升劳工生产力，而不再只是用机器来替代或监控劳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裡，这样的技术方向先是传遍整个西欧，接著蔓延至世界各地。
时至今日，全球大多数人都过得比我们的祖先更好，这是因为早期工业社会的公民与劳工被组织起来，勇敢挑战由精英主导的技术与工作条件，并迫使他们以更公平的方式共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
如今，我们需要再次採取相同的行动。
好消息是，现在我们手中拥有许多一流的工具，包括像是核磁共振造影（MRI）、mRNA疫苗、工业机器人、网际网路、强大运算能力，以及前人难以企及的大量资料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创新来解决眼前的各种问题，但前提是这些令人讚叹的能力得用来帮助人们。
然而遗憾的是，这并非是我们目前的发展方向。即便历史教训依然历历在目，现今主流论述却彷彿时光倒流，与两百五十年前英国流行的说法如出一辙。比起边沁、亚当．斯密与柏克的时代，现代人似乎更加盲目乐观，也更加精英主义。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些做出重大决策的人们，对于以“进步”为名所造成的痛苦依旧充耳不闻。
我们之所以写下此书，是想强调：进步从来不会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进步”，不过是再次让极少数创业者与投资人累积钜额财富，反观绝大多数人的权力遭到剥夺，受益却是微乎其微。
唯有当社会权力基础发生改变，才可能出现一个全新、更具包容性的科技愿景。正如十九世纪那样，我们需要有人挺身提出反抗的论点，形成能够挑战传统既定想法的组织。相较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如今想要对抗主流愿景，从少数精英手中夺回控制权，重新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很有可能更加困难。然而，这样做的必要性绝对不亚于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