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诞辰:仍不过时的纪念
原文出处:郭国汀《国际权威专家对孙文的客观公正评价》
《孙文:不情愿的革命家》作者Harold Z. Schiffrin[编按:即史扶邻]是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国际公认的孙文研究专家,另著有《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他为研究孙文革命,曾专门前往英国,日本,香港和美国查阅各国历史档案,因而撑握了大量第一手绝密资料,尤其一提的是,作者实际上对孙文的评价不高,但相当客观公正。作者事实上远比绝大多数中国体制内外专家学者更了解和撑握孙文所有的秘密,然而其行文及结论,慎之又慎,决不会随心所欲胡乱下决结论。反之纵观横察国人评价孙文,要么确有神化之嫌,如台湾国民党;要么极力彻底贬损之,如最近莫名其妙的极少数著名“民运”反对派精英(我非常怀疑彻底否定孙文者读过几部孙文学术研究专著? 对孙文真实的思想与理论了解多少? 对中华民国史,满清史是否有全面准确的了解?)
编译本书时译者[编按:即郭国汀]参阅了维多利亚图书馆所有相关孙文的专著,将其改名为《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因为孙文一生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始终不渝创建共和。我认为孙文确实不虚共和革命之父之名,孙文也堪称伟大的共和革命家,西方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孙文的内心世界,孙文博学多才但并非全才,因此他有某些方面知识不足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他是当时国人中最了解古今中外政治体制,对宪政思想研究最多也最有建树的政治家,而且迄今仍属姣姣者。我认为神化孙与彻底否定贬损孙文同样错误,而民运反对派极力抹黑孙文完全站错了立场!因为中共流氓暴政表面遵从孙文的唯一目的乃是抢夺中国政权法统传承的权利,中共暴政事实上一直采取公然欺诈的方式,伪造歪曲或抹杀孙文的思想理论观点。中共体制内专家学者不可能完全自由研究评价孙文,或多或少皆被强制阉割或被迫自宫个别所谓专家纯属中共流氓暴政党用无耻文人,因此,对体制内“专家”的论点皆必须“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基础上采信或批判。对体制内专家的见解,不加分析全盘采信极可能上当受骗;在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客观公正评价孙文才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与立场。
2011年10月16日
《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后记
如果孙逸仙有始终如一的才干,那就是他的失败的才干。然而他依然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因为在他活跃的近半个世纪期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没有对他的回忆,似乎会更加黑暗。回顾外国列强的凌辱,以及他们自已的领导人的无能和腐败,中国仍有一个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不自然的国家,经由某种意志行为,国家将迅速恢复她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没有人比孙文更自信中国的潜能,也无人比孙文更努力及更无私地努力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孙文的不少观念很不现实,使他得以闻名于世的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这比任何其他表述更佳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孙文的风格令人迷惑,因为他事实上是个不情愿的革命者。在致力于革命目标的同时,孙文倾向于用尽可能少的暴力手段解决争议。为了所有他的鲁莽大胆,孙文缺乏真正革命者标志——冷酷无情(蒋介石同样缺乏此点,但毛泽东确着实具备此特质)。简言之,他宁可协商取代杀虏,选择妥协拖长奋斗。这两个特征使他似乎倾向于不现实的自我牺牲及特别不情愿的革命,但因此也更具真实的人性。
但是如果孙文是失败的,他一直努力寻求友谊的各西方列强同样失败。特别是西方未能与这位中国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却将一位中国最随和最有远见也最开放的国家领导人变成敌人。讽刺得很,西方政要对他的反复污辱,更增添了孙文的光辉形象:当他因情感失控而挥动双拳表达对英国和美国的愤慨,并使整整一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深感沮丧和被莫视的情感戏剧化时,孙文变得更加著名并受到万众英雄般的欢呼。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象孙文那样对外国的影响那么开放。日本为孙文提供了迅速现代化的先例;美国和英国提供了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模式;俄国则提供了革命的组织方法的先例,但他未完全采纳之。孙文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与声明表明他并未成为俄国的马前卒,且孙文不太可能会象蒋介石在1927年那样果断地清洗共产党及其工农阶级支持者,可以肯定他也不会继续容忍与一个受外国控制的专致于削弱他自已的党合作。
孙文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从未受到实践检验,当然,这更易于使他去世后变成一个传奇式人物。假如他活得更长久些,他本应发现社会革命和现代化问题,并不象他设想的那样容易解决;他的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继承人的从政纪录,业已显示这些问题是多么困难。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的发展正在证实某些他的最坚定的信念:西方世界,尤其是日本发现与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中国合作的巨大利益;后毛时代的中国正在试图利用外资建设社会主义。
搞破坏的阴谋家早已被历史忘怀,但是孙文的共和革命象征永垂不朽,甚至在将来再次激励中国人民奋斗。如果继续揭露毛泽东的深重罪孽,中国人民会更加需要荣耀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知。他迄今是唯一国共双方承认的英雄,如果中国能够再次和平统一,北京和台湾共同纪念孙中山可以证实一座有用的心理桥梁。[1]
- [1]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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