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下的網紅憂鬱症　談數據主義和污名

知名YouTuber阿滴7月製作影片分享罹患憂鬱症的心路歷程；直況主「統神」也暴露自己有憂鬱、躁鬱傾向。加上先前就曾遭受憂鬱症打擊的小玉、聖結石、理科太太等人，令人不禁懷疑這個帶給人歡笑的平台背後，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衍生出怎麼樣的價值體系，使得這麼多創作者深陷憂鬱（情緒）泥沼。

數據極權主義與量化自我

YouTube演算法時常是創作者們追逐的對象，透過這套演算法，可能使素人用10分鐘的短片成名，也可以使長期經營多個10分鐘片段的創作者被貼上「過氣」標籤。這和我們所學的成功策略並不一樣，並非專精做好某事就能一帆風順，而是要不停地去追逐大眾（亦或是平台演算法）變幻莫測的喜好。在這過程中，個人容易迷失自己的價值，追求人氣，身心也跟著出狀況。

演算法是一種大數據的展現，創作者不直接與觀眾互動，而是透過平台所提供的數據來窺視對方樣貌，人與人之間被化約為數字，例如點擊率、重播次數、觸及率......而這些數字又轉換為工資（一種評價工具）。也就是說，YouTube創作者除了日常被像藝人一樣放大檢視外，也被各式數據追著跑，用以審視自己的努力和成就。

在此我們可以帶出「數字極權主義」和「量化自我」的概念。 在強調「透明」的社會中，數據被視為最可靠的，聲稱可以擺脫任何意識形態，雖然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人們崇拜數據主義，進而導致了數據極權，數據不只被絕對化，也被神化。套用邊沁和傅柯的「全景監獄理論」，現代化的世界彷彿就是一個「數字全景監獄」，人們透過點擊、上傳來監視彼此，人人都可以擔任監視者，也都是自己的監視者。尤其平台創作者，主動自我揭露、自我剝削、自我啟發，自由無時無刻不在被利用，我們用自由為自己打造了全景監獄。

而數據時代的來臨，讓人相信生命也是可以被測量的。用韓炳哲的說法，量化自我理論其實就是一種自我達達主義技術，它使自我完全失去意義。自我被分裂成數據而失去意義。量化自我的座右銘是「通過數字了解自己」，就像我們用成績、業績定位自己，而平台創作者面臨的更加嚴重，數據像是他們的工具，同時也是枷鎖，是一種自我控制的手段。數據將一切過程隱藏，只留下殘酷的結果，並放大這些結果的嚴重性。這些平台儼然成為時下最大的憂鬱症製造者。

網紅憂鬱症患者面對的是什麼？

阿滴公開自己罹患憂鬱症一年後，有些酸民在底下評論阿滴是在消費憂鬱症，更搬出之前紐時集資的事件，嘲笑阿滴的政治立場，質疑憂鬱症只是博眼球的戲碼。而統神在在直播中也回影網友疑問，坦承自己有憂鬱症和躁鬱症，雖然未經醫生診斷，但其實並不如外表看起來一樣大而化之。酸民則認為這是為了做效果，仍在論壇上大力攻擊他。為什麼一個人患有精神疾病還要經過如此多人的審查呢？只有特定資格的人才可以有憂鬱症嗎？

這些現象都顯示了我們的社會對精神疾病不夠瞭解，甚至有「污名化」的情形產生。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在《污名》一書中定義「污名化」（stigma）是社會因為某些人或族群所具有某種狀態而集體性地認為他們是不如人的、負面的、無能為力的。汙名的產生正是因為這個人的「真實社會身分」(actual social identity)，與我們原先期待他應該要有的「虛擬社會身分」(virtual social identity)產生了落差，而其落差的屬性即成為一種汙名。

但污名並非絕對的「屬性」，而是會隨著互動改變的「關係」。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是參與者共享一套「單一的規範性價值」，這套價值區分了正常與偏差，人不可能符合所有標準，因此這些自我與他者、正常與污名，常常只有一線之隔。污名影響到人的「自我認同」，這個標準是流動的，視「關係」而定。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汙名化」是被「建構」出來的，而不是這些人原本就差人一等。而除了避免污名外，更要去發掘提供這套標準的既得利益者是誰？目的是什麼？這時候，媒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產出「抵抗性論述」，去與強勢的社會污名對抗。個人也可以在遇到污名時，不順從它的指示，建立新的論述。

英國學者Graham Thornicroft將「汙名化」細分為：無知(ignorance)、偏見(prejudice)、歧視(discrimination)等三個知識、態度、行為的成分，從酸民的反應就可以映證。明明沒有人可以完全符合這套標準，為何我們不以更寬容的態度去接納世上不標準，而是試圖將污名正常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