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歸罪
什麼時候我們覺得對違反規則的個人行使暴力、敵視口吻、強勢制裁可以是正當的理由了？（逆風一下）
疫情當中我們通常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狂熱，尤其當這種發自恐懼的狂熱有屏除不利的「利群效果」時，便肆無忌憚借勢借威，就像台灣疫情爆發初期，染疫者(可被追蹤的最源頭)、爆發區域的道德評價最為負面，且社會情緒對於其管制侵害也最被認同，包含過度曝光的隱私描述，道德隱射。從華航機師、獅子會成員、萬華區性產業者、葡萄業者，以至於到末端關係的疫區居住者，不管他有沒有意圖、動機，皆會被視為汙穢和 擴散意圖 的源頭，亦或是我們根本無法辨識其中的差異。
源自社會情緒的道德評價出於一種體系的秩序，邊界外皆惡的是非判準，越接近源頭則越惡；必要的是勞動沒必要的是移動，無案例區的往返警戒區和拒絕返鄉、解散宿舍要學生回家、跨邊界移動、口罩不善、生產內部敵人，這套是非的方法甚至不需差異就分內外，但道德上明明有可確認程度、嚴重度、傳染程度、受懲罰程度、失能程度，僅僅用排外的汙染意識作為制度化懲治的判準方法。
然而現實與價值中的「汙染邊界」我們竟只需要劃為純淨/汙穢，我們這些未確診者、未出現案例區域，為乾淨的社會秩序合作者，受汙染區域、個人則成為混亂的背叛者，此時背叛者的移動標籤的意義，便是威脅、入侵、汙染擴散。據以正當的，無論官方的管制措施或社會道德的評價都會形成一套秩序，且目的是屏除認為相對不合宜的部分，用以懲罰違反規則的行為，這些有威脅的秩序背叛者。
城市移工落腳者的「移動軌跡」也變得萬不可赦的「逃逸路線」，不管他是不是明確的污染者，這種秩序狂熱會將其歸罪在這些自利的敗德，身分特定、行為拘束、空間汙名，排他手段的合理性也表現在不論效益（https://reurl.cc/g8gxpQ）就支持全境封鎖實施上，看見自保考量。
要葡萄家道歉，要獅子成員道歉，公開他的隱私，抨擊口譯者、脫口罩用餐工人、八大行業工作者，充滿許多道德矛盾的作為?
我在這不欲表達公共衛生的措施(雖然區域的公衛措施也常與認知相反)，但我們試想與日俱增的社會情緒所帶來偏見評價來自於什麼，是不是過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