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的治學之道與兩岸三地情懷

如今 先生已駕鶴西去，華人世界再無大師。

余英時先生堪稱當代華人知識界最風骨崢嶸之典範。他的辭世，不啻是馳騁東西方一代史學泰斗的隕落，且象徵著繼胡適之後，最閃耀的自由主義燈塔之熄滅。對許多華人知識人而言，還意味著一座精神支柱的失落。作者敘述了最近六年與余英時先生的互動中，所感受到這位學術大師對兩岸三地的情懷，及其爲人爲學的風範。——編者

8月5日早晨傳來余英時先生仙逝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一時不禁淚如泉湧。之於華人世界，這是一位馳騁東西方史學泰斗的隕落，亦象徵著繼胡適之後，當代最閃耀的自由主義燈塔之熄滅。而之於筆者，余英時先生遽然駕鶴西去，則意味著失去了作爲一位獨立知識人得以依賴的精神支柱，以及永遠失去親自再向這位華人學界最風骨崢嶸的智者討教的機會。

在台北「與大師邂逅」

筆者並非史學科班出身，亦非長期專注古代史的研究，故並無機緣得以入余門求學。然而卻有幸於余英時先生晚年時在筆者服務的中央研究院與先生結緣，因而獲得了多次向余老討教的機會。其中包括極爲幸運地在疫情前二度前往古樸幽靜的普林斯頓余府宅邸，親身求教。

與余英時先生的結緣及向余師求教經歷，似乎帶著一股濃濃的兩岸三地情懷。儘管領域不同，卻承蒙余師厚愛，如此恩典相信與筆者的「兩岸三地」背景不無關係。如今追憶起與余師生前這些年來的互動，感恩之情，實無以言表。

其實，儘管書信往來多次，然而筆者與余英時先生僅見過三次面，而第一次「與大師邂逅」的地點儘管是在台北，卻與「香港」的關係密不可分。

在中研院的最後演講

繼2006年獲得素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後，余英時於2014年再成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首屆「漢學獎」得主。唐獎在說明余的貢獻及頒獎理由時，稱「余英時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余先生則因而在暌違六年後，以84嵗高齡，風塵僕僕地從美國東岸來到他熟悉的台北出席頒獎典禮。

其間，中央研究院隆重邀請余先生前來可容納400多人的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議廳，以「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為題發表演講，筆者便是在會場首次得以一睹這位享譽海内外史學界一代翹楚的風采。筆者在中研院服務多年，記得那是自己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需要提前預約才可獲取門票的講座。

高於歷史的「現代中國」觀

其實，余英時雖然未曾長期住在台灣，但是自從於1974年以年僅44歲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後，從此就與台灣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事實上，余先生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台灣出版的，包括奠定其學術地位、被許多史學研究者視爲入門必讀書的《歷史與思想》（1976年）、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2003年），以及生前出版的最後著作《余英時回憶錄》（2018）等。余英時先生辭世後，中研院以「一代史學家殞落」爲題發表新聞稿，譽「余英時院士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

筆者有幸於余英時先生2014年的這場演講結束後遞上名片，只是還未自我介紹，余先生就秒回「我經常在明報月刊拜讀您的大作。」享譽海内外華人知識界的《明報月刊》是查良鏞（金庸）先生於1966年在香港創辦的文化期刊，創刊號的社論就已擺明車馬，要與當時中國大陸正轟轟烈烈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對著幹」。畢生對傳承中華文化不遺餘力的余英時先生長年擔任該月刊的顧問，該刊也是其晚年少有繼續供稿的文化刊物之一，《余英時回憶錄》初稿的香港部分也是在《明報月刊》連載的。筆者於2006年開始在明月撰寫專欄，卻未曾想到其實初次拜見余英時先生之前早已在此與大師「以文會友」了。

跨時代的三地情懷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罕見全方位將否定中華傳統文化做到極致的時期。像余英時先生那樣具影響力的知識菁英，對此會是何等的罄竹難書，不言而喻。作爲當代無人能出其右的「百科全書式史學大師」，上至先秦時代，下至近代乃至現當代，余英時先生深厚的全景式史學功底，將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歸咎於1949年後引進的馬列思想，因此首次徹底切斷了數千年「傳統中國」的新「極權體制」所帶來的惡果。這是余先生底氣十足地在與筆者的「對話」中，提出「現代無中國」的理由之所在（〈斷層後的現代中國──對話史學泰斗余英時（下）〉《明報月刊》2020年6月號）。

余英時先生曾於1978年以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身份訪問北京。這是余先生自1950年離開中國大陸後，首次踏足他多年魂牽夢縈、念茲在茲的神州大地。就此次訪問對余先生本人的意義而言，也隱含了先生對文革結束後、迎來新時代的中國之某種期許。然而，經過了新中國以來最自由奔放的80年代，1989年的「六四」事件輾碎了衆多海内外知識文化人的夢想，余英時亦從此不再重返故國。而且，也基於「九七」後「香港自由不再」而在兩岸三地的足跡僅止於台北。

在香港孕育自由主義精神

余英時先生絕大部分的人生是在美國渡過的，那裡是他的第三故鄉，也是他得以成就其學貫中西、開闊對中國歷史理解的新天地。對先生而言，香港則是他青年成長期以及開始步入學術圈的第二故鄉，是他感受到「自由」之珍貴的寶地。同時，他也在香港孕育了他至死不渝的自由主義思想。余英時於1950年南來香港探望父親余協中後留在香港，其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並成爲新亞書院早期最傑出的畢業生。

在香港求學期間，余英時已經開始頻密地發表文章，且在1955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升學前就已在香港出版了《近代文明的新趨勢》(1953)、《民主制度的發展》（1954）、《民主革命論》（1954）、《到思維之路》（1954）等。這些讓余英時青年時期嶄露頭角的著作，彰顯了其早年已經對近現代中國以及世界的深情關懷，及對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熱情擁抱，奠定了其後作爲一代史學家的同時，亦成爲當代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典範的基石。

投身學術大海，練就一身研讀經典、分析立論的能力，固然是身爲一名學者不可或缺的本分。然而，倘若只躲在象牙塔裡皓自窮經、鑽研學問，其影響力充其量只能在其埋首研究的學術領域，創造一番專業内的成就。顯然，立於學術專業頂峰的余先生，其成就不止於此。

考史鑑今 繼承胡適的影響力

胡適也是出身於中國古代史研究，其在哥倫比亞大學提交的英文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所論述的是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與變遷，其後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成爲其學術本行的名著。然而，胡適的成就與影響力，卻遠遠在於一位中國史學者之上。他於1910年代首倡「文學革命」，推動白話文運動；1930年代創辦《獨立評論》，針砭時弊，繼續倡導自由主義，先後撰寫了1,309篇文章，使他同時成爲近現代的思想家與哲學家。20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正是基於其對中國史的功底而提出迎接新時代來臨的倡議。余英時繼承了胡適研古鑒今的治學風格以及對自由主義的信仰，也繼承了胡適的影響力。

余英時直到晚年，仍不減對自由主義精神在中華大地落實的關心，並對兩岸三地的政治與社會的變遷秉筆直書，發表了爲數不少的時事評論。由於兩岸三地關係的發展詭譎多變，當下各種社會思潮觀點紛繁複雜。在此環境下，余英時對當代中國的論斷等不免有引起爭議之處，然而正因爲余氏考史鑑今的功力，是基於其常年在卷帙浩繁的史海鑽研中所成就的史學造詣，及對中國兩千多年來歷史變遷的透徹理解，筆者深信具有無與倫比、超時代的穿透力與說服力。余先生於戊戌變法百年之際所撰寫的〈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1998年2月號），分析了當年變法失敗與「八九民運」的挫折之間的相通之處，即爲佳例。

胡適於中央研究院病逝的1962年，正是余英時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並開始馳騁史學界的重要年份。其時的余英時經過七年的苦讀，在漢學家楊聯陞的指導下，也受益於菁英輩出的哈佛大學崇尚自由與多元氛圍的熏陶，不僅練就了一身學貫中西的氣質與本領，其萌芽於香港時期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及其思想的形成，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尤其是在思考中西文化關係上，他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點。

爲學爲人 一代典範

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中華文化精髓與西方現代價值之間的關係？這是百多年來幾代華人知識菁英一直反復詰問與爭辯的命題。余英時先生於2006年獲得克魯格獎時的演講中，就開宗明義地論述了「中國悠久的傳統可以成為啟蒙、個人尊嚴和民主的源泉」的觀點，指出「如果以史為鑒，那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基本價值上似乎存在大量的重疊共識」。

正因爲余英時先生畢生對自由主義堅若磐石的堅持，他欣賞其早年求學與任教過的香港所秉承的自由與開放的社會特質，亦毫無掩飾對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熏陶的台灣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又開始走向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高度評價。至於對未來中國的期許，余先生並不悲觀，或許「一旦中國文化回到『道』的主流」，就是他所期待的「理想中國」指日可待之時。

作爲後學的筆者，能在余英時先生的最後六年多次討教，拙著書名亦獲余師親筆題字鼓勵，足慰平生。從余師那裡，筆者看到作爲一位學者治學應如何嚴謹；作爲一位知識人思想應如何獨立；作爲一位長者攜掖後進應如何親和；以及作爲一個人爲人應如何磊落正直。

余英時先生的爲學爲人之道，堪稱一代學人的典範。如今先生已駕鶴西去，華人世界再無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