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理想主义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用百万人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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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政变、中国革命都充满暴力，红色高棉更是这条暴力之藤结出的血腥之果。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都曾在法国多年留学，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令人深思

毛泽东“520声明”给反文明反人类的罪魁祸首撑腰

《伐林追问》第100期，2020年5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屏幕上的这个人，不知道经历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还有没有印象？

红色高棉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英萨利，曾频繁访华。

他是红色高棉的领袖之一英萨利，出生在交趾支那茶荣省，也就是今天越南南部，父亲是柬埔寨人，母亲是中国人。英萨利担任过红色高棉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经常来北京，我那时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看到报纸上他的照片。我们上一期节目中这张照片的说明没写清楚，住在费城的余良先生当晚看了节目就写来电邮，指出我的疏失，让我很感动！

英萨利的妻子英蒂丽，曾任红色高棉政权社会事务部部长。夫妇二人都留学法国拿到学位。

英萨利是柬埔寨大屠杀元凶波尔布特的连襟。英萨利的妻子叫英蒂丽，夫妇俩的名字念起来只有一个音节不同，英蒂丽也是红色高棉高官，是社会事务部部长。她姐姐乔帕娜莉，是波尔布特的第一任妻子。姐妹俩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特权阶级家庭，年轻时一起去了巴黎，英蒂丽在巴黎大学主修莎士比亚文学，后来成为柬埔寨第一个获得英国文学学位的人。1951年，她和英萨利在巴黎举行婚礼。柬埔寨有家英文报纸Cambodia Daily2004年元月有篇报道说，这两对夫妻后来被江青称为“柬埔寨四人帮”，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大多是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英蒂丽是巴黎大学毕业，英萨利读了巴黎政治学院，波尔布特是巴黎的埃弗雷学院，但据有关资料介绍，他参加考试，却没有及格，随后自告奋勇回国评估形势而未能拿到学位。

中国人熟知的乔森潘，是红色高棉政治局常委，第四、五号人物，也有中国血统，留学法国，1959年以《柬埔寨经济与工业发展》论文获蒙彼利埃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任金边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西哈努克当头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担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红色高棉掌权之后，他是国家元首。

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乔森潘，是法国博士。

乔森潘与符宁、胡荣，三人是红色高棉的三大知识分子。符宁与胡荣两人都有一半华人血统，符宁死得很早：1977年被波尔布特整肃党内异己处决；胡荣出身贫寒，后来在巴黎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法律，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提到的论点后来成为红色高棉经济方针的基石。但他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罪行没有瓜葛，在红色高棉攻进金边之前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农谢，曾经担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副书记、政治局常委，地位仅次于总书记波尔布特，自称有四分之一华裔血统，学历我没有查到。

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

红色高棉另一个头目、最高升到第六位的宋成，也是留学法国，学哲学和历史学；1975年夺取金边之后，他被任命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也是红色高棉秘密警察机关桑德巴尔的负责人，积极参与审讯和酷刑程序的设计。妻子云亚则担任文化和教育部长。宋成血债累累，据称1978年后六个月里，他负责在东部大区杀害了超过10万人，遇难者被指控为“高棉人越南心”，被认定里通外国。但宋成最后死得非常惨，1997年6月10日，红色高棉穷途末路之际，宋成试图向柬埔寨政府投降，波尔布特得知后便先发制人，派卫队长包围了宋成住宅，枪击杀害。乔森潘宣布宋成是“间谍”“叛徒”，波尔布特下令当众用卡车来回碾压宋成的尸体，压得血肉模糊，随后其妻子及亲属八人也被处决。

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内部敌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里发掘出的尸体近九千具。

柬埔寨从186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53年脱离法国独立。这九十年中，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2至1945年在日军占领之下，所以深受法国影响。红色高棉的中下层干部群众，多半没有什么文化，但顶层这些领导核心，多半在法国受高等教育，追溯他们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谱系，我们能看到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恐怖专政的影子：在1793年9月-1794年7月这十个月中，法兰西全国有16,594人被送上断头台，全法国被就地处决的约有25,000人。

社会变革有两大脉络，英美道路和法俄道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政变都充满暴力，中国革命也是延续这一思路，红色高棉更是这条暴力之藤结出的一颗血腥之果。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批柬共领袖，大多出身于柬埔寨比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国留学，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最激进的共产党。原因何在？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我与中共和柬共》（田园书屋出版）

胡平先生有个解释，他在关于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的读后感中分析，“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到西方后，目睹西方的发达，故而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落后与无能感到羞耻感到鄙视，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反西方，这就正好投合了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维持民族骄傲的矛盾情结，所以正中下怀。……波尔布特们之所以狂热地推行共产革命，倒并不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狂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后来居上，创造人间奇迹，开辟历史新纪元。所以他们不但不把苏共那一套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比毛时代的中共，比四人帮还要激进……”胡平先生的一家之言，值得我们思索。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残酷、偏狭、荒谬，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深知文革的残酷、偏狭和荒谬，您再乘以十倍二十倍，可以想象柬埔寨的境界。

余良先生在《红色漩涡》一书中记述他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

“疏散”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或偏僻的乡村安家落户的市民，在口粮严重不足，住无法躲避风雨的茅棚，加上医药奇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超大跃进”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每天从凌晨四点钟下田干活到夜里九点半钟才准收工。大批大批的人由此酷暑、劳累、饥饿、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而死去。老百姓吃树上的水果、到河里抓鱼，都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轻者殴打，重者处死。作者见到一个华侨小孩因偷吃番薯，被活生生地扔入滚水锅里煮死。

余良著《红色漩涡：中柬美惊险人生路》（明镜出版社出版）

我们说的红色高棉罪行，实际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他们对所谓敌人的直接残酷屠杀，另一个是他们粗暴地推行社会改造而把各阶层民众推入苦难深渊。毛泽东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色高棉的暴行，与前苏联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中国的大跃进到文革，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被列为敌人、清洗对象的极其广泛，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CIA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业主有产者。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向柬共投降的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从总理、司令、部长到广大士兵，几乎全部杀掉，许多人是全家杀光，如旅游部长努诺夫人一家十四口无一幸存。因为与越共有宿怨，柬共把来不及撤走的两万越南侨民统统杀光，仍不解恨，有越南人血统和会越南语的柬埔寨人也要杀。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走上了前台，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由越南回国的二千多柬共前身原人民党党员，其中许多曾留学中国、苏联，全部被杀光；满腔热情地从外国回来为国家服务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被当作特务，先送去农村，再全部加以杀害；再扩大到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教师、医生、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也都当成敌人。

波尔布特对社会改造，早有自己一套极其偏狭的蓝图。

至于社会改造这一块，在红色高棉攻占首都金边之前两个月，波尔布特柬共中央就制订了计划，在攻占金边当天，就开始实施：将全体城市居民驱赶出城。没有准备的人们匆忙带着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是死是活，全凭各人的运气。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一座空城，好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更多人死于一个多月的流浪乞讨途中。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根本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

波尔布特的新人、旧人的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是正好相反的。我们会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是旧人，要通过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波尔布特的概念却是，老根据地的人是“旧人”，是经过革命考验的、符合理想的基本群众，新打下的城市的市民是“新人”，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需要赶到革命根据地农村，接受“旧人”的改造，这套概念真够奇葩，是货真价实的倒行逆施！

总之在波尔布特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而且，是刻不容缓地马上消灭。中共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个缓冲期，先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两三年后再通过合作化收回；进城之后也是先实施新民主主义过渡几年，再搞三大改造，改造也有一定步骤。波尔布特可不是这样。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高级干部会议，波尔布特第一次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除了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之外，更要命的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波尔布特众叛亲离，这是他最后的火化处和葬身处。

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推广原在控制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全体国民都成了强迫劳动的奴隶，刀耕火种，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问题还不在一切都是超强度的原始体力劳动，而是在于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送村委会惩治。生产力被严重破坏，鱼米之乡变得连稀饭都喝不上、昆虫都吃不上。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得很：“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中国人还在用钱，还允许私人养点鸡鸭，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吃饭。而柬埔寨全国，钞票、商店、庙宇、学校，全都一扫而光；没有邮政电信，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美国德拉瓦大学程映虹教授1999年写过一篇文章《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认为红色高棉的目标是要“超过列宁和毛泽东”，“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美国德拉瓦大学程映虹教授。

后来程映虹教授补充说，还应该明确指出：红色高棉的本质是反文明，所有那些革命口号和野蛮措施集中到一点，不过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强制甚至暴力去实现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所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成就、规范和观念。在国际共运中，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最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文革中，红色高棉则更推向极端，最不可思议的是废除家庭，实行配给婚姻，即在“集体生活”基础上由党指定性伴侣。

在红色高棉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政策中，撤空城市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撤空城市就是废除以城市为空间的各种文明制度。波尔布特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

意识形态之外，废除城市的政策也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它是红色高棉经济大跃进的一部分，因为在红色高棉看来，城市人只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而对他们的强迫劳动可以增加生产（这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的看法也完全一致，卡斯特罗认为城市人都是好逸恶劳，都应该下放到甘蔗地里去）。一个红色高棉干部这样对被驱赶下乡的城市居民说：“把城市人口迁到山区去，发展山区经济，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法国人做不到，西哈努克也做不到，只有我们才有办法做到。你们想想，如果整个山区发展起来，我们柬埔寨的米粮、生果以及山区作物，要多少有多少！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放开肚子吃饭吧！”

是不是很像中共大跃进痴人说梦的口号？

华国锋等人到机场迎接红色高棉领导人，邓小平与波尔布特热烈相拥。

红色高棉敌视城市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因素是它长期活动在边远乡村，不但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而且对城市生活非常隔膜，因此不要说有效管理一个城市，就是维持日常运作都让他们望而生畏。那么，干脆废除城市而不是学习如何管理或控制城市，就成了最方便的选择。按照程映虹的看法：“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全民都变成一个工农劳动阶级，达到了绝对的平等。

今天是（2020年）5月20日，整整半个世纪前，中国有一篇很有名的“5·20声明”，就与我们今天谈到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有关。

毛泽东“5·20声明”的汉英对照单行本。

那是1970年5月20日下午，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五十万人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出席大会。林彪宣读了声明，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篇声明，连标题在内，只有935个字。是由乔冠华起草、毛泽东审阅署名，写得坚定有力，很有鼓动性的。但是林彪拖长音调，有气无力地，用一口湖北话，念了一刻多钟。我当时还在农村学大寨为革命种棉花，各家各户都装了有线广播喇叭，村里不懂事的孩子就学着林彪慢腾腾的腔调。声明写道：“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以毛泽东“5·20声明”为主题的文革宣传画。

有一首文革后期很流行的歌，就是根据520声明而写：“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首歌，学生歌咏比赛唱，民兵拉练行军时唱，小女孩跳皮筋也唱。文革中唱，文革结束了也还可以唱，现在中美贸易战，也有人重唱。唱去唱来，越南打完美帝打柬埔寨了，中国不打美帝打越南了。真是令人感慨不已。https://blog.creaders.net/u/3843/202304/460864.html

“无私才能无畏。”这句话有可怕的另一面：波尔布特干起残酷坏事之所以没有底线，没有负罪感，因为他自己不用黄金马桶，没有美元存到瑞士银行，没有三宫六院，自认为一心为公，天日昭昭。在他眼中，有钱就罪该万死，有文化也是罪该万死

毛盛赞红色高棉：你们是正确的，很多经验比我们好

《伐林追问》第101期，2020年5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问》前两期节目讲述了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犯下大屠杀罪行，大家可能感觉波尔布特就是一个恶魔。然而实际上，他和他的战友，以及红色高棉即使到了末日，都还有另一面的形象。

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

我们说过，红色高棉中下层是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贫苦农民，但领导层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好几个留学法国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博士，还有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西哈努克王朝的高级公务员、报社社长、主编，还有律师。

现在住在费城的柬埔寨华侨余良先生，2013年9月曾经回他的第二故乡柬埔寨，探访波尔布特葬身所在的红色高棉最后基地安隆汶。安隆汶位于靠近泰国边境，从世界著名的吴哥窟到安隆汶，只有一百多公里，联合国把这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执政的洪森总理也曾建议把整个地区划为旅游区，但许多人反对把罪恶之地当作景点而没有实行。不知道这几年情况是否有变化。

1979年年初被越南军队赶出首都、失去全国政权的红色高棉，一直到九十年代，依然占有将近全国面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柬埔寨西北部地广人稀的与泰国接壤地区。建有两个基地：英萨利、农谢和乔森潘驻守拜林基地，波尔布特、达莫和宋成驻守安隆汶基地。

红色高棉被赶到边远丛林，在安隆汶基地坚持了19年，余良在总参谋长达莫的军事指挥所遗址前留影。（余良提供）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完全撤军，第二年9月，洪森与包括红色高棉在内的抗越三派成立“柬埔寨最高委员会”。随后各方宣布无限期停火，达成协议，各裁减百分之七十的武装和组织政党参加未来大选。199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派了维和部队进驻柬埔寨。红色高棉与另两派抗越组织和洪森政权签署和平协议。但在执行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裁减军队、成立政党、准备大选时，红色高棉出尔反尔，拒绝合作，波尔布特等人压制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保留军队，这样就错过重返政坛的时机，被宣布非法，成了剿灭的对象。

余良先生在文章中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情况。例如，他说：

别以为红色高棉在基地艰难困苦，其实他们衣食不愁、水源充足、空气干浄、拥有完整的中国式装备。当洪森军队短暂占领基地时，发现未带走的大米有1100吨，设有颇有规模的医院，水池还有先进的过滤设备。这些源于中国早期的大力援助；后来两个基地中的拜林基地，以丰富的名贵木材和宝石换来了大量美金。

红色高棉领导人。右起：波尔布特、农谢、乔森潘。

安隆汶基地，方圆大约五公里，自越南军队占领金边后，红色高棉在此安营扎寨17年之久，有两千人队伍，后来，在完全失去中国援助后，仍连续三次给前来扫荡的装备精良的金边政府军造成惨重伤亡，还在1996年主动出击，攻陷一百公里外的暹粒市。

余良先生说，别以为此时的红色高棉是黑恶集团、人见人怕。他们在安隆汶得到农民的拥护。基地中见不到士兵的营房，他们生活在农民之中，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一起参与县里的基础建设、通婚、生子。农民可进入基地参观，参加会议。波尔布特的第二任妻子就是当地妇女，比他年青二十多岁，她主动表示对他的爱慕。

余良先生说：别以为红色高棉都是亡命之徒、目光短浅。他们有理想，有强烈的爱国心，坚决反抗越南侵略、渗透和霸权。从1979年起，波尔布特被越南军队赶下台后的十九年中，他就没离开过基地。与士兵们同甘苦，与农民在一起。他没有为自己或亲人谋取私利。红色高棉统治全国时期，他的大哥也与全国人民一样被赶到农村劳动，后来大哥找到他，他也安排大哥在合作社劳动；他与比他大八岁的第一任妻子没有孩子，岳母不满他把鱼米之乡的佛教国家搞到民不聊生，同样是党内高层的妻子，长年夹在善良的母亲与激进共产主义丈夫之间，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到北京医治直到终老。在他两次逃离基地时，人们没在他的住所发现任何值钱物品，死后证实两袖清风。他的追随者和士兵都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他的战友原来也公认他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领袖，他也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

红色高棉领导人。左起：英萨利、波尔布特和宋成。

后来，几个大头目想到年纪渐老，要有接班人，有意培养年青的师长、营长，年青的广播电台台长、对外发言人……包括驻中国大使江裕郞等。他们争取各种机会向外界表明其“开明思想”，与过去执政时期的极左主张和恶行切割。但是，红色高棉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太深重，丧尽人心，包括波尔布特在内的领导层尽管后来作了检讨，也是避重就轻。1997年6月11日，波尔布特杀死宋成一家大小八口，下令军人把尸体搬到屋外用大卡车来回辗压，路面血肉模糊，足以证明他的残忍一如过去。他大哥后来说：“我弟弟本来不是这样的，小时，他对我这个大哥也是尊敬的。或许，或许，他是中了什么邪吧？”

农民出身的总参谋长达莫双手也沾满人民鲜血，最后时刻做了一点好事：一举逮捕了波尔布特，并以审判代替暴力，判他终身监禁——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都绝不再相信他们，绝不让他们再有机会。民众铁了心：如果让这几个人再度执政，必然又是大灾难。

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1960年9月诞生，1998年12月灭亡，在这38年中，先后与西哈努克王朝斗、与亲美的朗诺政权斗、与越南侵略者斗、与本国人民中所谓阶级敌人斗，与金边洪森政权斗……党也内斗不止，连最高层绝大多数人也对前途彻底的绝望，最后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碉堡从内部被攻破了。波尔布特在走投无路、众叛亲离中结束73岁生涯，被焚尸扬灰，和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伴随着两百万条人命一起走进了历史。

我们知道这样一句话：“无私才能无畏。”这句话有可怕的另一面：波尔布特干起残酷坏事之所以没有底线，就是因为自己不用黄金马桶，没有美元存到瑞士银行，没有三宫六院，自认为一心为公，坦坦荡荡。在他眼中，货币和书本就是万恶之源，只要有钱就是罪该万死，有文化也是罪该万死，资本和文化必须完全剿灭。完全没有负罪感。

1997年秋天，在波尔布特去世前数月，资深记者、美国人塞耶在泰柬边境深山中采访了他，直接问他有没有为自己屠杀了200万同胞而感到忏悔，波尔布特回答：“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错误的，我也从未后悔，我只是在斗争，为了我的祖国变得更好而斗争，这是我的理想，我的一生都在为此而奋斗，我无愧于自己的内心，我是清白的。”

1980年1月17日，波尔布特（左）在丛林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

波尔布特是一个典型的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极端分子，法国留学时就苦苦思索如何拯救自己萎靡不振贪腐盛行贫富差距令人咋舌的祖国。他的结论是：乱世要用重典，沉疴要用猛药，要彻底铲除罪恶，就绝不能心软，不惜采用哪怕最残酷的手段。这正是他最可怕的地方！这样的人绝不能掌权，绝不能让他们有机会用百万人殉葬。

幸亏有了国际审判，揭露出震惊所有人良知的罪行。许多国家的民众感到骇人听闻，实在不敢相信。例如，大屠杀幸存者作证，为了提高屠杀效率，红色高棉士兵们将所谓“阶级敌人”一个个用绳子捆在一起，蒙上眼睛后推到公路中间一排排站好，然后兴奋地开着坦克压过去，还美其名曰“批量清除”。对于婴幼儿更为残忍，直接倒提双腿用力抡到树干上，孩子们临死前还带着天真的笑容，可能是认为这些叔叔是在和自己玩飞翔的游戏。直到今天，在树干上都还能找到当年那些嵌在树皮深处的幼小的牙齿。

在柬埔寨国际机场和金边各大书局，出售有关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的外文和柬文书籍有几十种。在中国，讨论和揭示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罪行，也逐渐不再成为禁区，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将他们的罪行公诸于世。西方记者、政治家、历史学家、国际组织等等坚持追踪、采访、探讨、调查，所有这些，使这场二十世纪人类最大悲剧之一呈现得日益清晰。

柬埔寨吴哥窟旁边的白骨塔。累累骷髅，控诉红色高棉大屠杀的罪恶。（高伐林摄）

假如红色高棉能够支撑得久一点，会不会有专家、学者、既得利益者从理论上总结出“历史选择了红色高棉”的结论？波尔布特也很可能被奉为“人民大救星”，他和他的同志们所做的一切也就都会有“合理”的解释，不，干脆就全部封杀。

上期《伐林追问》我讲毛泽东“5·20声明”是给反文明反人类的罪魁祸首撑腰，有观众朋友指出，毛泽东的声明是1970年发的，而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是1975年攻克金边，随即在全国掌权，犯下大屠杀的罪行。这位朋友讲的没错。毛发表“5·20声明”之际，红色高棉的主要罪行还是将来时。但是柬埔寨共产党诞生、革命造反已经将近十年。他们的行为特征，已经显露出模仿中共早期造反的模式。而毛泽东与中共对红色高棉的支持，一直延续到他们掌权大规模处决和迫害期间，甚至一直延续到他们被越南军队推翻、赶到深山老林。我提到“5·20声明”，是因为前天（2020年5月20日）正是“5·20声明”五十周年，是以点带面，事实上中共一贯是、一直是给反文明反人类的红色高棉输血、撑腰的。最高潮就是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为了给美国奉上投名状，为了夺取军权，也为了围魏救赵拯救行将覆灭的红色高棉，不惜付出中国军民的极大代价，向越南发动军事进攻，根据后来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这一个月，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6954人阵亡，14,800多人受伤。

2018年6月，明镜集团旗下的国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宋永毅教授主编的电子书《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是从世界各地顶尖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门找到的珍贵的中共外事档案，首次完整集中披露，共30多万字。我参与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

电子书《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

昨天我从此书中查到，书中收录有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时间段，与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一次是1974年4月2日，毛泽东与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西哈努克亲王也参加了会见；另一次，是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但记录上他一句话也没有。

比较一下这两次会见的文字记录，大有意蕴。第一次会见，1974年4月2日，红色高棉的军队还在夺权打天下阶段，还没有打下金边，而且又是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一起见面，毛泽东反复要过去的老对手团结对敌。西哈努克也非常顾全大局，一再表示自己只是挂名国家元首，权力都交给红色高棉；“柬埔寨解放以后，我将完全退出政治生活。”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人在吴哥窟附近举行会议。西哈努克亲王（右一）、波尔布特（右四）、乔森潘（右二）、英萨利（左一）都参加了。

西哈努克还说：“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我们已经实行了变革。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对未来毫无野心。我认为将来权力应当归他们，他们是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掌权。……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

西哈努克又说：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现在政权不在我这个亲王手中，而在人民手中，实行真正的民主，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邪恶势力而斗争。……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掌权，也就是说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我已经正式表过态，认为应当由他们掌权。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说：“你倒很慷慨。”

西哈努克：不是我慷慨，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

毛泽东转头问红色高棉乔森潘、英萨利：你们是要打倒西哈努克亲王，还是团结他们？

他俩都答得很漂亮：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英萨利还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我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受了考验，参加了救国斗争。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我们国内的意见。”

毛泽东热心地给他们打天下出主意：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10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

又说：你们分配土地了没有？……要减租减息。农民不得土地，战斗力不会提高的。站在朗诺一边的地主不打倒，农民的积极性不会很高。对资本家就要谨慎。只有买办资本可以没收，如果是民族资本，就不忙啊。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

毛泽东担心他们打天下力量不够，所以一再传授中共夺权的锦囊妙计，提醒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搞统一战线。乔森潘和英萨利也信誓旦旦说：已经这么做了，还会继续这么做。乔森潘说：民族资本家同我们站在一起，农民中的富农也和我们站在一起。

毛泽东接见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中）、红色高棉外交部长英萨利（右）。

但是，一年多过去，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和常委英萨利等人，说法就很不一样了。这次会见谈了一小时，已经是红色高棉坐江山两个月之后，首都金边已经撤空。中共在柬埔寨有那么多人，又是外交官，又是军事顾问，又是记者，还有像周德高这样的情报人员，毛泽东不可能不了解柬埔寨情况吧，但是他不仅跟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热烈握手祝贺，而且还用英文表示欢迎说：Very welcome！

毛泽东说：

你们的作战、war（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我赞成他的（指邓小平）。他说你们是正确的。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批评你们的资格，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要谈一点，就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socialist way（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以后50年，或者100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现在对习近平卖弄古文典故、出访外国就晒书单觉得很可笑，其实毛泽东也有这个问题，这次接见，他不停地穿插英文单词，不过他到底比习近平读书多，掉书袋稍微自然一点。他对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这两位留法“海归”，天马行空，自由联想，意识流流到哪里算哪里，大谈翻译了佛经的鸠摩罗什，又扯到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从《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又扯到达尔文，更扯到德国人康德是不可知论……正确不正确，姑且不论，这扯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不知道波尔布特、英萨利是否一头雾水？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将印成大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30本著作，送给波尔布特，说“马克思、列宁他们说得好，比我好”。后来波尔布特得知部下造反要抓他时，带了卫兵仓皇逃离，这些马恩列斯著作的大字本，扔了一地。

1977年波尔布特访华，当时中国的党政军第一号人物华国锋到机场迎接。

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总理周恩来对柬共的极左路线，并不认同。毛泽东接见两个月之后，1975年8月，柬共领导人乔森潘和英萨利等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对执政不久的柬共建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

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

周恩来吃了几颗药，稍作休息后接着说：“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

乔森潘（左）与农谢，在联合国支持的特别法庭上，因谋杀、政治迫害罪行被判无期徒刑。

但是红色高棉领导人当面点头唯唯，实际一意孤行。乔森潘说过：他们就要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不浪费时间在过渡上。而中共实际上也是不管红色高棉搞得如何血腥，也坚持给他们撑腰，他们把柬埔寨推进血海深渊，最后自己一个个走上审判台，中共应该担负什么责任？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像样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