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两个平行宇宙：哲学和世界

如果火星人读了哲学明星们谈论新冠病毒的文章，他们一定以为地球上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就是欧美国家的老百姓了吧，和四十年前的我们在宣传中看到的一样。长久以来，学者和教授们在和平的欧洲和北美享受着有权利有尊严的生活，活动的范围在自己的书房、大学校园和学术会议室之间转换。他们饶有趣味地把玩着自己的概念游戏，就像孩子沉迷于自己搭建的乐高城堡，因为太久地凝视这个他们用概念垒砌的虚拟世界，他们似乎已经忘了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中有的人在一贯的政治正确话语中对欧洲自身进行反思，善良，却有点天真，因为太久没有经历过邪恶而失去了辨认魔鬼的能力。

德国Bielefeld大学的社会学家马里乌斯·梅因霍夫（Marius Meinhof）在名为《他者化病毒》(Othering the Virus)的文章中，把欧洲低估了疫情归结为后殖民主义的傲慢。作者善良地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批评了欧洲把自己和中国进行了现代与落后、自由与专制的划分，甚至认为，把食用蝙蝠汤归结为文化特点并对疫情的爆发和蔓延负有责任，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但是，作为一个来自被“歧视”的国家的一员，我却不需要这种善意的政治正确。不错，吃蝙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特点，那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甚至可能是流量时代的眼球经济。在病毒的起源以及何以感染人类的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不想判断食用蝙蝠是否应该为此负责。然而，现代与落后、自由与专制的划分，到底是事实还是态度？作为一个在大学里教过相关课程、为此阅读过不少文献、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我选择尊重我认为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对专制作出诚实的价值判断呢？在那种极端野蛮、惨无人道的极权统治之下，不仅是人们的生命和尊严处在威胁和蹂躏之中，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人们的心灵和德性、我们文化中那种正大典雅的精神品格，也在遭受持续的败坏和荼毒，并迅速地野蛮化，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这些难道不都是事实吗？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全球按下暂停键而叫好，因为他开心地看到终于可以阻止万恶的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了。当然，他也看见了荷兰花农因为疫情而不得不丢弃成吨的郁金香，但是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政府会给补偿的。当他高喊“绝对不要重启生产”的时候，他以为政府可以不停地印钞票发给那些没法出来工作赚钱糊口的人们吗？

还有的人被红色中国表面上的繁荣扰乱了理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使他们难以正视病毒的共产主义原罪。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来自葡萄牙的布鲁诺·马孔斯(Bruno Maçães)认为中国已经全面领先了西方，西方尤其是美国“必须改变体制和规则，改变社会习俗，并改变整个社会面貌”。马孔斯所理解的领先是什么意思？西方应该改变成什么模样？象中国一样吗？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一边抱怨大不列颠的政治领导人不会为抗疫不力而失去什么，一边又觉得遥远东方的强权似乎也还不错，有效控制了疫情。但是就在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同一天，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宣布感染了新冠病毒居家隔离，之后更是被送进ICU，最终死里逃生，渡过一劫。而在他写那篇文章之前，英国已有几位高官感染，包括皇室成员查尔斯王子。同时，在那个他所羡慕的共产中国，新时代的皇帝安然居住于中南海，方圆十几里戒备森严，普通百姓不能接近。这位教授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使英国无论权贵还是平民处于同样的危险之中呢？仅仅是病毒吗？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总是在本国范围内防范权力的政治话语在涉及来自外部的危险时已经失效了。

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非常清楚不同的政体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别，但他却被中国政府所谓应对危机的效能震慑了，提出要撇开体制的二分，根据政府绩效判断国家能力，而其中的关键是对政府的信任。乔姆斯基和阿甘本们对一个已经出现的敌人视而不见，却对没有出现的敌人倍加防范、恐惧万分，与福山对政体不加区分地希望建立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二者有何不同呢？他们在殊途同归地纵容一个真正的敌人。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哲学家，福山怎么会不明白人性和政体之间的关系呢？《大逃杀》向人们细腻冷酷地演示了信任的极端脆弱和迅速崩溃，面对利用无限的权力和死亡合谋的政府，福山先生，请告诉中国人、武汉人，该如何信任这样的一个政府？

让-吕克·南希对待这次灾难的态度可以用他对communovirus一词的描述来评价：“绝妙且完美的矛盾。”他承认病毒来自于共产主义，但是我却一点都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南希先生描述的那个病毒使人们变得平等并团结在一块儿的“最亲密的共同体”。人们不需要这样的平等，更不需要这样的病毒。

而另外一些人，无论在良知上还是智性上，我都怀疑他们的诚实，他们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批判和赞美，批判欧美罪恶的资本主义，赞美一个不可能到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在这次让很多人失去生命的灾难中，齐泽克一如既往地摆出了玩世不恭的架势，发表了一系列中了共产主义病毒的哲学犬儒独有的谵妄。他几乎不加掩饰地期待着新冠病毒带来的这场灾难摧毁欧洲，而共产主义则战胜病毒，接管世界。但是我想提醒玩世不恭的齐泽克先生认真地思考一个和他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到了那时候，他还能发表他哲学犬儒的谵妄吗？他还能用激进的姿态反抗被他诅咒的一切吗？那时候，他将再也不能为一个小丑鼓掌叫好了，而那个小丑不过是反社会人格的撒旦被同样堕落的好莱坞美化成了反抗的英雄。也许，那位小丑正是齐泽克先生内心深处的自我吧，共产主义国家机器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他碾成齑粉的。

严肃的阿兰·巴迪欧唠叨了一些人尽皆知的基本事实后，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拥抱共产主义了，他当然明白不能寄希望于瘟疫使政治变革自行发生，如果不是被病毒吓到，巴迪欧大概要象1968年那样走上街头吧。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若果如此，象他这样的精英会如何领导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他所鄙视的社交媒体的用户呢？毕竟在他眼里，社交媒体除了给资本家敛财，还“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而这些庸众都将是他期待已久的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啊，难道他能清除这些人再造一个新天新地？

乔姆斯基用与他当年为红色高棉辩护时如出一辙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方式义愤填膺地喊道，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瘟疫！新自由主义想让我们摆脱政府，把我们抛给市场，把权力交给私人暴政！高度专制的邪恶国家是与新自由主义相容的！我费了很大力气也没看明白，乔姆斯基害怕的到底是自由还是专制？他老年痴呆、思维混乱了吗？不，乔姆斯基只是象1977年一样，别处的事实是怎样的他并不关心，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批判美国。他不关心柬埔寨的几百万平民死于种族屠杀还是死于疾病或者饥饿，他也不关心有一个叫李文亮的医生为什么被训诫和死去，他只想批判。加油啊，乔姆斯基，要保持一百年不变。

这就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哲学，它闭眼不看真实的世界，却在一个变异了的封闭思维空间玩弄概念的游戏。当哲学家们走出书房站在大街上，他们把这些概念一个个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扔到马路上，指挥人们如何穿过险象环生的十字路口。作为学者和哲学家，思考和分析复杂的现象与问题本应是他们的长项，他们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简单化和表面化乃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哲学家们，请问一问自己，你们是否抱有足够的良心上的诚实和智识上的诚实来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

回到真实的人间吧。中国真的是很多人看到的那样强大并有效地阻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吗？地球人都知道这次被有的人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它源于中共对信息的隐瞒和对发出警告的医生的迫害。此外，目前所取得的结果根本不能称为胜利和成功，因为疫情远没有结束，很多人本来可以不用死去，却因为一个无能而残忍的专制政府失去了生命。韩炳哲在他那篇散发着学院书生的迂腐和浅薄的文章中认为东亚抗疫的成功是儒家服从的结果。同济大学的张生写了回应文章，认为中国抗疫胜利是现代性服从的结果。日韩如何我不敢判断，至少中国不是，既不是儒家的服从也不是现代性的服从。此政权的权力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的结果。所谓中国政体的高效，唯一的效能体现在极权政府对民间、对各行各业的高压控制和维稳上。武汉最危急的时刻，是民间力量在极权的缝隙中设法自救，是普通人的奉献和牺牲缓慢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除了控制和维稳，政府权力在其余所有的方面其意义都是消极的。也许有人说，政府组织了各省援鄂医疗队，算是政府的一项功绩吧。并不是。如同之前的洪水、地震、火灾中一声令下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激励着冲上前线的战士一样，这些医生都是普通人，政府和权力并不在乎他们死了多少人，政府只关心如何使用话术把这些普通人的牺牲收割为自己的政绩，变成他们宣传的材料，用普通人的鲜血染红他们的旗帜。

与上述学者相比，阿甘本虽然瞄错了靶子，但是却犯了一个有意义的错误。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对于分析当下中国是无用的。并不是新冠病毒把中国带进了例外状态，而是他所谓的例外状态一直是中国的常态，七十年中依靠一个假想敌—美国来划分敌我，让自己的例外状态保持了七十年，而且还会随着中共的统治持续下去。而他的例外状态用于分析近年来遭受恐怖袭击和此次病毒袭击的欧美也是无效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阿甘本担心的是例外状态被主权者利用而变成常态，但是，第一，恐怖袭击和病毒的蔓延是真实发生的，并不是被主权者虚构或者制造出来以实施例外状态的，第二，阿甘本面对欧洲的现实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例外状态中真正要面对的敌人是谁，它可能并不是主权者，而是引起例外状态的人，即外来的敌人。第二点恰恰印证了施密特是正确的：政治就是划分敌我。是恐怖袭击者和病毒蔓延的背后真相要把欧美变成阿甘本所担心的常态。阿甘本找错了敌人。无论未来怎样，施密特所讨论的问题语境依旧有效。阿甘本们应该重新思考，是谁导致了例外状态，谁才是他们应该小心翼翼提防的敌人。

张伦说新冠过后“浪漫化的全球化”也会随之结束，基辛格预言“新冠病毒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秩序”。当然会改变世界秩序，前提是西方的觉醒，或者西方继续沉醉。冷战之后的全球化本质上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非常奇怪地引发了欧美左派的浪漫想象，以为即使他们的普世价值没有被普遍接受（也许强调多元性的左派根本不希望普世价值被传播和接受吧？），也会形成一个多元共存的和谐友爱的乌托邦。然而看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2001年的911开始，第二个十年以2011年7月22日挪威于特岛上的枪击事件开始，第三个十年，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这是充满了象征意义和预言性质的事件。这三起事件中，谁在进攻？谁是敌人？新冠病毒的世界蔓延是一个纯粹医学事件吗？不，完全不是。我认为它是地道的政治事件。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幻想应该结束了。资本家应该明白，没有相同的价值观，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财产权的制度，他们随时会被扼住脖子。红色中国诸多商人的命运已经提供了很多例子。无论多么贪婪，资本应该停一下脚步了。

搭上WTO顺风车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内的残忍剥削帮助中国政府积累了雄厚的国家资本，利用这个资本，中共把共产主义的病毒向全世界传播和渗透，我指的不仅是新冠病毒，更是思想的和意识形态的病毒。中国国内有什么力量能撼动中共的野蛮统治吗？我看不到希望。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和共产党就已经有计划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污名化和分化，为他们对全体国民的愚民统治和系统性洗脑做准备。这一计划实施得相当成功，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要么被描述为人民的敌人，要么是权力的帮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消音，任何民间团体的力量都被打压，一个个原子化的、散沙一样的个人拿什么去对抗国家权力这个巨兽呢？所以，中共可以随意对待民意、操控法律，武力镇压一切反抗。即使是对一个死去的医生的哀悼，也要在他们的许可之下进行，因为他们要宣示权力。那些因为这次新冠病毒灾难而希望政府放开言论自由的人多么幼稚，共产中国政权的本质就是掌握绝对权力，任何一点放松都会使他们恐惧。只要掌握绝对权力，他们完全不在乎国内的声音。他们唯一害怕的，是欧美的制裁，确切地说，是美国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地在国内宣传中妖魔化美国的原因。

耶稣不会和魔鬼订立契约，正义和邪恶不能同负一轭，文明和野蛮、自由和专制也绝不能和平共处。不明白这一点，自由世界的人们，你们早晚会和我一样，只能用匿名的方式写下对魔鬼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