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時間與古中國的終結

網路上流傳一份金庸歷史年表，看著很有意思。按照年表看來，金庸敷衍的「武林時間」結束在西元1780年，事件是胡斐與苗人鳳的決鬥，知名的「這一刀究竟是砍或不砍」大俠難題。回到真實的中國歷史來說，金庸的武林時間結束在這一年，恐怕不只是偶然。

西元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當年爆發了雲貴總督李侍堯案。李侍堯是康雍乾時代相當經典的封疆大吏，鑲黃旗出身，歷史記載他「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內政軍功都有實績，聖眷隆重，官場得意，人品與生命歷程都還很有清初開國元勳的調調。但就在胡斐與苗人鳳決鬥的這一年，雲南糧儲道海寧上訴李侍堯「貪縱營私」，乾隆命尚書和珅等人查案，李侍堯坦承不諱，被素來不和的政敵和珅奏擬了一個斬監候，經過大學士九卿議，還加重成了一個斬決。但畢竟是「上心欲寬之」，接下來的半年裡，乾隆按程序多次發動臣議，一路拖過秋決，最終以「罪疑惟輕」之名饒了他的小命。隔年甘肅爆發戰事，他老兄又端回三品頂戴花翎，到前線打仗去了。接下來的人生裡，李大學士又多次因故身陷囹圄，也次次遇「上心寬之」，最後仍得善終，沒有死在刑場上。

李侍堯案展現了乾隆「屢以貪黷坐法，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的行事風格，此案也常被視為和珅拿來「練兵」順手打擊政敵的歷程，摸透了乾隆對能臣寵臣的底線（說不定根本是毫無底線），和尚書的仕途向上爬了一個檔次，他本人自己往真正的貪官之路又前進了一步。康雍乾盛世的終結有許多指標，此案或許可以為其一。

說回來金庸。1780年後，中國迎來了冷兵器時代衰落的先聲。1793年，胡苗對決十三年後，讀者未能知道胡斐與苗人鳳究竟成了親家或仇家，但英使節馬嘎爾尼依舊東來，與清廷發生跪拜之爭，1799年乾隆去世，英國與其他國家的槍砲逐年打破了千年武林傳說，閃亮的俠義故事開始折舊蒙塵。義和團的初衷固然值得同情，也未若接下來「民國武林」的劇情更叫人憂鬱陰沈。金庸紀年後的中國，是大俠難以直面的中國、必須面對西方文化的中國，這個已經走入二十世紀、錯綜複雜而面貌多重的中國，金庸只能交給報人查良鏞，大概很難再說什麼故事。冷兵器時代的忠孝節義，只能是報人與讀者在崩潰臨界點的精神避世所，他以「射雕」三部曲一再召喚的岳飛，終究是不會再來的。這是金庸群俠夢的後四十回，古中國的繁華事散。那些無力實現的政治寓言，終究隨著金庸本人的生命紀年一起結束了。

我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反而是極少被討論的《白馬嘯西風》，當中對民族衝突的觀點，比《天龍》與《射雕》寬厚得多。書中沒有提示具體年代，大約只能推斷出是古高昌國滅亡的千餘年後，極有可能也是大清盛世。然而《白馬》的遺憾是超越時間與地域的，末了李文秀一人獨回故鄉，真正是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愛上了別人，能有什麼法子？除了說一句「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不願在現世擇一將就安穩，偏偏寧願活在舊時光裡的執拗，也是一種俠氣，或者正是所有俠氣的原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