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政论（编译） | 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有多深？德国的两难处境
- 本文编译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 作者：Irene Ezran 和 Joseph Vaughan
- 原文发表日期：2022年11月4日
11月4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带着由德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企业高管组成的随行人员抵达北京，其中包括大众汽车、阿迪达斯、德意志银行、巴斯夫和西门子的首席执行官。
朔尔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将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西方主要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在二十大上，习近平获得了打破常规的第三个任期，并被广泛认为大大巩固了其权力。一些人认为，此行表明朔尔茨政府满足于对中德关系采取一如既往的做法，尽管许多欧盟和德国官员——包括朔尔茨的内阁成员——都敦促重新评估与中国的持续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并呼吁制定“中国战略”来防范德国可能受到的危害。朔尔茨颇不寻常地在一篇专栏文章中为此行辩解，他承诺德国将在市场准入方面“继续坚持对等原则”，并且”不会无视争议“。
中国在2001年进入全球贸易体系标志着二十年互惠交流的开始：德国消费者受益于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而中国企业则从德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进口产品和专业技能。但随着中国在发展阶梯上攀升，其领导人有意选择不去工业化，而是将其工业政策重心放在提升价值链上，以便在高端制造业中竞争。自2000年以来，德国销往中国的出口份额翻了三倍，在此期间，以上出口价值增加了近八倍。与此同时，设在中国的德国子公司销售额现在超过了德国对中国出口总额（见图1），使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柏林的首要任务。德国商界领袖们批评了旨在促进远离中国的多样化的政策建议。就朔尔茨而言，他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接受欧盟将中国描述为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同时也抵制欧盟和德国内部关于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的呼吁。
中国工业政策目标对德国的经济模式构成直接挑战
中德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深度说明了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历史互补性。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德国出口商受益于中国对机器人、电气设备和其他德国人擅长的高端机械之巨大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德国汽车制造商，与美国和东亚竞争对手一起，通过与当地公司建立高利润的合资企业，利用中国的消费热潮进行投资。大众汽车现在赚取的一半净利润都来自中国，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数量是在美国的三倍。
除汽车行业外，中国占全球化工增长的大部分，使得德国巨头巴斯夫宣布计划缩减其在欧洲的业务，以专注于中国带来的商机。此外，在防疫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导致的市场情绪恶化中，欧洲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公司，德国在过去四年中贡献了FDI总额的43%，远远超过其欧洲邻国。
但有人担心，德国工业界”在技术和质量方面领先[中国]一步“的努力，在过去几年可能已经开始动摇。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其在车辆、机械、化工和电气方面的全球市场份额大幅攀升，而德国的市场份额则保持相对稳定（见图2）。这种稳定能否持续，或者未来中国的增长是否会以德国为代价，还有待观察。在先进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也许最突出的是电动汽车市场——中国的竞争对手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同行。
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提升其国内制造业基础。其发展战略的既定目标，类似于德国的高端出口驱动增长的经济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产业政策文件明确模仿类似的德国方案。
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进口替代目标，涉及大量高科技应用。同样，中国政府新拟的 "双循环 "战略设想了一个未来，在其中，中国公司在国内高端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海外市场上及时与德国、韩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展开激烈竞争。
与德国的”工业4.0“计划相呼应，中共的官方宣传强调了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指的是对生产下一代技术至关重要的高度自动化和相互关联的制造程序。北京将其制造能力视为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点。
习近平对其国家发展道路的设想，可能会使中国与德国制造商在中国和国外进行更直接的竞争。中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实现更大的自给自足的野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善中国面对外国干涉的弱势和被动境地。
美国正主导限制中国获取核心技术，特别是半导体和制造半导体所需的专业设备，使中国对西方技术之依赖感到惶惶不安。在2020年4月一次演讲中，习近平强调建立"独立可控"的生产链之重要性，称"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
德国政界在修订中德关系上的分歧
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主导德国政治16年后，于2021年离任，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之隐患旋即引发了一阵议论。在整个总理任期内，默克尔一直延续着其前任格哈德-施罗德开启的，将外交与商业相结合的做法，即通过与德国工业巨头一起定期访问北京，以达成新的投资交易。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默克尔——她坚定支持与中国接触——承认其政府在早期与中国打交道时可能很天真，但"这些天来，我们看得更仔细，确实是这样“。
德国政客之间分歧越来越大，有的人将议程重心放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上，有的人则更关心商业利益。德国各政党之间的、甚至各党派内部的分歧，在最近的争论中凸显出来，该争论围绕是否允许中国国有航运巨头中远集团收购德国最大海上航运中心汉堡港四大集装箱码头之一的股权。
朔尔茨内阁的重要成员——包括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及国内和国外情报部门的负责人——都对这项交易表示反对。此外，《明镜周刊》近期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1%的德国人反对中远集团参与港口建设。虽然朔尔茨政府最终批准了该协议，但巨大的政治压力促使柏林将中远集团的最大持股比例从拟议的35%降至24.9%，以确保中国公司不会拥有战略控制权。
欧盟态度可能趋于强硬，但德国仍对中国进行投资
自2019年以来，欧盟将中国定性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对手”——朔尔茨的联合政府正式采用了这一表述。近年来，欧盟的立法和政策工具有所增加，似乎至少部分考虑到了中国，包括更严格的入境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反外国补贴工具、反经济胁迫工具、要求对等政府采购准入的措施，以及一项旨在打击全球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的拟议规则。
Wandel durch Handel（"通过贸易实现变革"）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既定原则，指的是一种与专制政权进行贸易可促进其政治改革的观念，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种信条遭到了激烈批评。今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直接比较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经济关系的潜在嵌入式风险。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Josep Borrell最近分发的一份文件，呼吁成员国实现贸易关系多样化，以减少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战略脆弱性"。
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破坏了德国最关键的能源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北京在入侵前几周对莫斯科示好"合作无上限"，这场战争再次引发了外界担忧，因为柏林与中国亲密关系也可能损害德国的自主权。
不过，柏林目前似乎并不愿意配合欧盟直接挑战中国的姿态。德国近来响应了多项呼吁，这些呼吁要求欧盟成员国行使更大权力，旨在决定在何种情况下欧盟可动用其新的反胁迫工具。以该工具的现有形式来看，欧洲理事会似乎让出了这一权力，这也许便于更容易地部署这一工具。
在前不久的中国和立陶宛争端中，德国工业界显出令人担忧的处境。在这场争端中，中国政府针对台湾在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做出了回应（以及相关举动），旨在迫使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公司的关系，否则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尽管有个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商业游说团体谴责中国的胁迫手段，但德国汽车制造商也向立陶宛政府施压，要求其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此外，有时很难解析德国对贸易争端的总体态度，因为德国公司与政策制定者就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并不总是意见一致。
2020年12月，在德国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尾声，欧盟和中国初步签署了《全面投资协议》（CAI）——时值中美紧张关系加剧约有一年，有人认为这是北京的胜利。德国工业界最初对该协议充满热情，但在2021年3月欧盟和中国就新疆人权问题爆发争吵，结果欧盟和中国互相对对方官员进行制裁，这项协议最终停滞不前。尽管朔尔茨向习近平保证，说他希望新的投资协议很快就会签署，但德国国内对该协议的政治支持似乎已大大减弱了。
结语
中德关系的裂痕反映了一个核心悖论。中国的工业政策目标威胁着德国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长期可行性，而乌克兰问题的幽灵则让人担心，与中国更深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对未来的欧洲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但在德国政治和商业阶层中，有个相当大的派别似乎很不情愿有意义地减少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可能的是，即便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可能使德国陷入被动的不利处境，德国可能还不愿意承受减少与中国贸易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今年为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所做的努力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社会困难，这与德国人将来被迫与中国脱钩所要承受的经济痛苦比，可能还只是一小小的经济痛苦。两个经济体之间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与中国贸易的小规模、渐进式削减可能不会有意义地改善德国国家安全。
不过，德中关系仍在不断发展。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是个更趋疑华派的绿党成员，她将在明年初发布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战略。这份备受瞩目的文件可能会评估中国对德国经济影响力的有关风险，并强调将商业纽带从中国转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样化发展的机会。此外，鉴于德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意见分歧，未来的执政联盟可能会寻求面对有关国家安全易受威胁的问题，而朔尔茨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