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寫作教材10篇
戚本盛
原稿：2019-2021年
本文封面插圖自 Pixabay 下載。
說明
寫文章作教材時，我較喜歡寫的是形象思維一支，即記敘、描寫之類，感覺有趣一點，想像的空間也大一點，不過，因此也常會離題，甚至不適用作教材的。以下各篇，多是近年的成品，歡迎老師採用、賜教。(本文版權授權：署名-非商業性 3.0香港)
下列各篇題目：
一件生活瑣事
一次集會開始前的見聞
歡迎一位校友的經過和感受
一個令我敬畏的人
使我印象深刻的楊老師
她曾經是露宿者
家文的經歷和我的感受(2篇)
盪鞦韆的小孩
鞋子的自述
一件生活瑣事
(作文命題：以「那天晚上」、「奶奶、爸爸、媽媽、我」、「家中」作為內容，記敘一件生活瑣事。)
今年的冬天來得很遲，快十二月了，氣溫仍然在攝氏廿度以上。然而，媽媽做事素來很有條理，早幾個星期，她已提我預備好冬天的衣物，至於我，總在忙這忙那，有空也寧願多打兩次電玩，便沒把媽媽的話放在心上。
那天晚上，因為媽媽要預備一個越洋視像會議，一家人便提早了吃晚飯。奶奶和媽媽各煮兩道菜，吃得大家津津有味，尤其是爸爸，捧着肚子不斷說「謝謝！感恩！」逗得奶奶和媽媽都樂不可支。飯後媽媽返回房間工作去，奶奶和爸爸坐在客廳閒話家常。我正想洗碗去，忽然被街外的「嗚嗚」連連的警號聲吸引過去，便靠在窗前，伸長脖子看出去。
警號聲很快便遠去了，我其實看不到甚麼，這時，窗外忽然吹來一陣風，這突襲的涼意也不能小覷，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聲震屋瓦，卻換來爸爸「咳咳」連聲。
這時媽媽從房中大聲叫嚷：「洋洋，回房穿上外套吧！天涼了！」我剛轉身取了紙巾拭抹鼻水，想走到睡房那邊，這時，奶奶已快我一步，給我拿來一件薄薄的運動外套。
我正要接過穿上，卻看到媽媽站在房門，對着我說：「洋洋，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回房拿。」奶奶說不必了，但媽媽堅持，我便只好把衣服拿回房中，才穿起來。
可是，再回到客廳時，卻看到奶奶和媽媽都很生氣。奶奶說：「幫孫兒拿一件外套，也不可以嗎？」媽媽卻反駁：「洋洋已中一了，要自立，不能倚賴他人。媽媽你不要竉壞他。」「寵壞？我做甚麼也不對……」奶奶似乎很委屈似的，媽媽也氣沖沖，我則嚇得呆若木雞，不知該說甚麼。
這時爸爸雙眼卻盯着電視，半晌也沒離開過，也沒說過一句話。奶奶和媽媽說了兩三句後，兩人忽然都轉過頭來看着爸爸，媽媽說：「怎麼不說話？」奶奶也指責爸爸起來：「你竟然還有心情看電視？」於是兩位又組成團隊，一起合力埋怨爸爸。
爸爸望了她們一眼，聳聳肩，然後看着我，他沒反駁，我彷彿看到他咀角似有一絲微微的笑容，但又好像給遏抑着似的。我感到有一點兒奇怪，但不敢說些甚麼，知道奶奶和媽媽吵咀，是因我而起的，還好的是，一起指向爸爸後，她們好像又和好如初了。
奶奶和媽媽也說不了幾多句，好像都一點兒累了，便停了下來。媽媽回到房中繼續工作，奶奶也返回自己的睡房。這時爸爸向我招招手，叫我和他坐一塊兒。他輕聲對我說：「你看，她們多愛護你。」我問他：「那你呢，你沒出過一句聲，難道你不愛護我嗎？」
爸爸笑說：「你認為呢？」說完，一手搭着我的膊頭，一面又再看電視去了。我也便一起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剛才的事，也拋到九宵雲外了。
一次集會開始前的見聞
(2008年CE命題作文)
本周的集會應該在一會兒後便如常舉行，說是非常召開也無不可。
如常，是因為每一學年、每一周次的第一天的最後兩課，都是我校的周會。我唸中六，六年如一。媽媽是校友，她說她在學當年也是這樣的，我沒問過師長，這一周一次的周會大抵是學校的傳統了，我猜。
「鈴鈴鈴⋯⋯」第七節的下課鐘聲，也是周會召集的鐘聲。各班同學魚貫進入禮堂。中一的坐在最前排，也最整齊最乖乖，往後依次是中二、中三⋯⋯坐在樓廳的是中六，也是我們。
我們還沒升班時，是多麼地羨慕中六生在周會中能夠坐上這兒；升班後，才明白中六同學為甚麼都戲稱這裏是「包緊你」：所有任教中六的老師都會平均分佈在這樓廳的不同位置，樂觀正向的同學說這是與學生混成一片，稍有平常心的卻明白，那是讓我們安靜呀，傻！然而，不必老師乍現他們的凌厲目光，現在我們都已進場，都會安靜，非常專心的，不過，還沒有來的，是今天周會的非常嘉賓。
非常嘉賓只會在非常周會出現。為了讓同學了解那社會上的掀然大浪，月前校長向全校家長發通告，說已請得教授和副委員長來同一場周會，做同場嘉賓。一場周會有兩位嘉賓，也不是第一次，不多就是，而兩位嘉賓立場迥異，使我們也預計周會會演變成辯論。
辯論對我們來說，也不怎樣非常，只是像今天這樣，學生安靜，只餘記者和老師在擾攘，倒是反常。是的，今天周會竟然有記者採訪，這可是我們六年來的第一次。午飯後回校已看到好一些社會人士在校門外示威，抗議學校邀請教授來校演講。他們只抗議邀請教授，而且都井然秩序，只在個別電視台的記者舉起攝錄機拍攝時才叫嚷一下，這可是我第一次目擊示威。
示威的喧鬧，在第七節時已大了一點。我們進入禮堂後，望向樓下台前，呆若木雞地坐着的是我們的中一小妹妹，微微騷動作響的卻是好幾位老師，在指引記者拍這拍那，或者說是看守也無不可。來回跑動，指手劃腳的，是副校長。她手上緊握着的，是平常只有工友使用的對講機；她額上的，是一貫優雅的她不曾出現過的滿頭汗珠，連她那頭一向整齊的黑髮，現在竟也略為散亂。大家都在私語：「辛苦了，副校長！」只是，嘉賓還沒有來，來的只是記者。
記者群在副校長的指引下拍攝了好一會兒，也要離去了。抗議聲音仍然從校門外傳來，偶然夾雜了一兩句髒話，便換來同學竊竊的笑聲。老師一向教導我們做個端莊的好女孩，稍為通俗的話也不讓我們說，在校園公開聽到髒話，而且還是中文的、粵語的，是六年下來不曾有過的。當然，我說的是公開。
公開、坦然、大大方方，是老師教會我們的做人原則，學校處事也秉持同樣的原則。不是嗎？周會原來是校內活動，也許因為教授和副委員長的公眾身份，也許因為這次話題爭議不小，學校就決定開放這周會前的時間，讓記者進校採訪。現在他們離開了，樓下的同學頓時如釋重負似的，老師也不再繃緊，至於在這樓廳上「包緊」着我們的老師，甚至流露一兩絲微笑，是因為周會可以如常呢，還是期待着這非常周會？
「周會的主題⋯⋯嘉賓輪流發言⋯⋯同學可以發問⋯⋯」副校長上台宣讀一會兒後的秩序，她的汗珠已經抹去，頭髮重新貼服過來，大家都安靜地聽着、聽着，只是到了同學發問這一節，我們這裏的愛搗蛋的幾位同學忽然「噗嗤」一聲，不約而同。聲音大得傳到樓下了，學妹紛紛回頭張望，像要尋找那竊笑的來源，至於副校長，平常已經能夠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何況對這弱弱的兩三聲？一切如常，逐一講完了那仔細安排的秩序後，在她向咪高峰後稍稍退下前，還囑咐我們耐心等候。
等候最磨人，嘉賓還沒有來，周會還不能開，全校近千個才十來歲的小妮子，要全然安靜實在不易。幸好，片刻後，副校長再走到咪高峰前，樓下忽然傳來一陣整齊的蓬然響音，大家都站立起來，歡迎嘉賓進場，周會即將開始了。
記歡迎一位校友的經過和感受
4A班同學的表演剛完，陳老師便在台上宣佈：「請負責站崗的女童軍立即到學校正門集合。」這話立即換來全校同學一片瘋狂的歡呼，大家都知道琛瑜今天會回來，雖然老師們沒正式公佈過。
琛瑜畢業五年了，那年她在全校歌唱比賽的最後一次奪冠，我才是中一新生。我還記得，司儀姐姐才只是說出下一位參賽同學是謝琛瑜，全場已經掌聲雷動，「琛瑜！琛瑜！」不絕於耳，中間還有一些口哨聲。訓導主任黃老師只是微微笑着，比賽開始時訓令大家必須守規那股嚴肅早已消散。
那天琛瑜唱了一首情歌《忘記》。我不知道她嚐過失戀的滋味沒有，但她的歌聲真的可以感人肺腑，尾聲一段簡直如泣如訴，一曲過後，好像給全場數百中學生一次與愛人別離的洗禮似的。摯友美琪還跟我說：「你看，Miss Chou 在流淚呢！」我看不清楚周老師是否流了淚，卻肯定美琪那時鐵定以琛瑜為她的新偶像。在那天之後數個月，早上集會前都跑去中六的行列那邊偷看琛瑜，不時也用小卡片兒寫了傾慕的話楔進琛瑜的儲物櫃中。這也不是美琪的發明，她不過跟着各級同學中的琛瑜「歌迷」照着辦。
琛瑜畢業離校後，校內的「歌迷」還為她製作了一個網上專頁，她的故事在同學間傳誦，連後來一屆又一屆的新生都好像現場看過她在學校舞台上的風采一般，她的動態也便是同學的話題：琛瑜沒上大學，卻先去了台灣學習歌唱和跳舞，後來還得到機會給招募到韓國去，加了女團 AK-47 已三年了。這三年來還得過數個亞洲大獎，巡迴演出遍及日本、台灣、新加坡、吉隆坡等等，連澳門都去過兩次表演，就是沒回來過香港。
因此，這次 AK-47 來港演出，美琪和我暫擱溫習，露宿了一整天才買到了門票。上星期陳老師召集女童軍說，今天聖誕聯歡表演時，會有一位校友回來，到時由我們女童軍負責迎接和招呼，我便衝口而出問：「是不是琛瑜回來？」陳老師雖然笑而不語，但全隊隊員已經尖叫起來，好像琛瑜就在眼前。我把消息告訴美琪，美琪頓一頓足說：「怎麼是女童軍？不是領袖生？」不過她很快便「面對現實」，還央求我乘這個機會，為她拿一個琛瑜的親筆簽名。作為女童軍，當然不可這樣徇私啊，只是幾天下來，美琪仍在苦苦游說，讓我也動搖起來，只是一個方便，為何不可？
按陳老師分配，我是副隊長，陪伴左右、隨時應變便可以了，隊長阿紫責任更大，陳老師指派她主要接待，還要介紹學校的近況。阿紫說生怕見到琛瑜後甚麼也忘記了，便一早寫好了底稿，今早還在站在一角努力背誦着。不，不只是今早，現在大家到正門集合了，她還在緊張兮兮地呢喃着：「我是李紫，今年中六……。」咦，阿紫甚麼時候偷偷地塗了口紅？
「來了！來了！」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學校正門，身穿黑色皮衣的人員下車後繞半個圈跑過來打開車門，出來的正是琛瑜。我認得她，除了短髮染成了白金色，和五年前沒有兩樣：高佻的個子、淺藍的牛仔上衣和牛仔褲、彩虹色的大圍巾，水靈靈的大眼睛、常常微笑着的嘴唇，和音樂視頻所見不同的是，她沒有化妝。
琛瑜下車一看到張校長和陳老師，便飛跑過去和她們擁抱，好像家人久別重逢。她還主動地牽着她們的手，一起往禮堂那邊走。兩旁的小隊員仍在立正，紋風不動，而阿紫和我趕在後面，還沒機會介紹兩句，只是阿紫還在唸唸有詞。
禮堂大門打開時，尖叫聲已此起彼落，到琛瑜一進去，便全場雷動，真的害怕那百年的柱樑不堪這樣的聲響。司儀張熙瑜也應變有道，她臨時把讚譽琛瑜的講詞縮短了很多，然後便請她上台。琛瑜也請了好幾位她的同班同學一起上去，大家都是今天特意回校的。
她們和校長就坐在舞台中間的沙發上，拿着米高峰，閒話家常了好一會兒。校長還特別開玩笑說：「原來琛瑜你還懂得說廣州話啊！」琛瑜忽然便說了一串韓文，像連珠炮發。我的韓文是幼兒班水平，只聽出她好像在向台下發問。台下同學應該不少是正宗「韓國粉絲」，她們自然聽得懂，接着有人便很大聲地說：「校長，琛瑜說，雖然她說韓文多過說廣州話，但她不會忘記的，她很愛香港，很愛學校，很愛你呀，校長！」
校長這時已走到台前，和琛瑜相擁而泣。接下來當然是琛瑜高歌。她的助手用手提電話駁進擴音機，便播出了音樂，三支曲下來，全是她的首本名作。聽着聽着，禮堂的燈忽然都熄掉，只餘射燈追踪着琛瑜，然後是早有準備的同學，紛紛舉起了熒光棒、向琛瑜致意的熒光牌子等等。最後響起的竟然是《忘記》的曲子，琛瑜說：「這一首歌我沒出過唱片，我只唱給我的老師和同學聽！」接着便是那優美的歌聲，掏人心肺。
琛瑜旋風式回校，約一小時便過去了。在全場不絕的掌聲下，由阿紫、我和一眾女童軍跟在後頭護送着，校長、幾位老師和她的舊同學都送到門口。她們一直說個不停，臨別依依，琛瑜最後回頭向大家揮揮手，便乘車離去了。阿紫身肩女童軍隊長之責，好像還在默默記着那歡迎的話，而我回頭一看，原來數十名中六的同學早離開了禮堂，也到了校門這邊來。
這時美琪從人叢中跑上前來便問：「有沒有拿簽名？」我笑着搖搖頭。美琪一臉失望，不過，她會明白的。琛瑜的確是天皇巨星，紅遍亞洲，但她今天更是一位校友，回來探望師長，回來聚舊。也許，對紅透半邊天的天后來說，這樣反璞歸真半天，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怎能打擾？
一個令我敬畏的人
李老師是我小學的英文老師，也是令我敬畏的人。
有些人，惡形惡相，走在路上，像凶猛的鬥犬，讓人望而生畏，但對這種人，我只會怕，不會敬；也有一些人，德高望重，像我們的校監，他一開口演講，全場就會安靜，大家都要聆聽他的金石良言，我很尊敬他，但不會怕。只有李老師，令我又敬又畏。
李老師個子很高大，頭髮時常梳得貼服。他有不淺的近視，黑色粗框眼鏡上是厚厚的鏡片，但這阻擋不了他凌厲的目光。不像其他男老師，每一天他都會結上一條領帶，從他襯衣領口下垂至腰間，格外整齊；每一天他也會穿上熨得筆直的長褲，不像女老師都穿裙子，當然！
他教我們英文，也是學校的訓導主任。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的咆哮。當我還在一年級的時候，排隊上課室時，大家總愛說話，你一句，我一句，於是，整道學校樓梯，都是嗡嗡嗡的聲音，好不煩人。有一次，忽然傳來一陣獅吼：「Quiet!」怕得我們肝膽欲裂，往聲音源頭一望，原來李老師就站在三樓樓梯處，全部同學都立即閉咀無語，整幢樓梯，忽然只剩下那獅吼的隱約回音。
我的英文成績一向不太好，甚至有時也沒做完指定的練習便回校上學去，這時，我最害怕的是李老師在課上要求學生輪流作答，經常在心中數算着，第一行第一位同學回答第一題，第二位第二題，第三位、第四位……我便須答第十三題了，這時我會趕忙問明同學第十三題的答案。可是，忽然李老師又會變成隨機抽問，哎吔，工夫又白費了。李老師就是這樣不可捉摸，讓我們上課時都戰戰兢兢，而我就尤其害怕，因為太多次我都不懂回答，便只好呆呆地被罰站立，直到下課。
記得有一次英文默書，事前我已讀得很熟了，李老師讀出課文時，我也是信心滿滿的，可是，和同學交換批改後，竟然落得不及格，我登時心裏發熱，額背冒汗。李老師問：「有沒有人比四十分低？把默書簿交出來給我看看。」大家都向班內觀望，沒有。「比五十分低呢？」沒有。「比六十分低呢？」沒有，不，有，是我，我先舉起了手，然後站起來，只有我一個站起來，全班近四十人，只我一個。把簿子拿出去交到老師手上時，我的手抖顫得厲害，雙腿甚至發軟了。李老師打開一看，端詳了一會兒，然後把簿交回給我說：「字母要寫清楚，回去改正吧。」感謝老師，沒有因為我低分就責罵，反而一看便看出問題，教我改正。
李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也帶領學校的基督徒團契，我們就時常聽到他在學校廣播中宣佈團契的事項。四年級下學期開始不久的一天，他在早會上又宣佈團契聚會，也歡迎非基督徒的同學參加。上完那一天的英文課時，李老師離去前，給我和其他幾位同學分發了團契聚會的家長通告，簡單說了一聲：「Come and join us.」我不是基督徒，但既然老師特別叫我們，我也回家請媽媽讓我去。
由那時開始直到畢業，我便一直參加團契的聚會，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時多。我沒有因此信奉基督教，而只是喜歡團契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和我們講一些新聞、故事，也談一些道理。李老師自己每次聚會都在，但只是其中一份子，和我們一起玩玩遊戲，唱唱歌。領導聚會的都是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學校的校友，我更喜歡的是，我學會了許多英文民歌，李老師其實就是想我們多接觸英文，也不一定是想我們信教的。他用心良苦，我的敬意，也便油然而生。
考升中試前數星期，同學偉明忽然連續數天沒有回校，聽同學轉述，原來他的媽媽得了急病入院了，偉明不但每天兩次到醫院探望媽媽，心情也變得壞透，說不想再讀書，要打工掙錢。偉明就和媽媽相依為命，我們是知道的。有一天放學後，我們便去探望他，還預備好怎樣勸他繼續讀書，可以報答媽媽等等。來到偉明家時，看到原來李老師已經在裏面和偉明談着，還有社工黃姑娘。我們也加入慰問偉明，也有勸說。我們幾個小學生說着說着，眼眶都紅了。偉明是明白大家心意的，我記得，臨走前，李老師帶領我們祈禱，我們的心靈都變得平靜過來。翌日，偉明便回校了，不多久後，他媽媽也出院了。
升中考試後，大家的學習都鬆散了，也無可厚非的，繃緊了整整兩年，試考完了，大家便好像要來個「報復式玩樂」似的，但老師則仍然上課教學，說要給我們預備一下中學的課程，當然都不太緊張的，每課都學一點點，然後讓我們練習，或者「自修」。李老師的課也輕鬆了，可是，有一天下課前，他又把我們四、五個成績最差的都叫到門外。他說：「你們快要升中了，但英文仍然比較落後，怎樣可以急起直追呢？」我們面面相覷，不懂回答，其實老師也不是要問我們。「明天放學後到訓導室找我吧，我教你們一些方法。」
這次去訓導室，心情可不同了。我們進去時，看到老師已安排好椅子，讓我們圍坐。原來他要教我們查字典，而且他特別說：「不要買那些英漢的，要英文解釋的。」然後他給我們分發了幾本不同的英文字典，和我們一起查，一起比對不同的解釋。「開始時是困難一點的，但慢慢便會習慣。」「想學好英文，要有一本好字典，起碼一本。」他指着桌面上說：「這幾本都好。」然後拿起其中一本，「這本最便宜。記住，右上角寫住ELBS的，便宜很多。」那本是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我清楚記得的，後來我也買了一本，還發現，中學的書單也是列明這本的，於是覺得李老師有先見之明。這本字典我也一直用到中學畢業，的確對我的學習有很大幫助，每次查檢的時候，我都會回想起李老師來。
小六畢業後那一年，有幾個周六，我們回過母校探望，有時踫巧李老師有空，我們便談個不亦樂乎。比起李老師，我們那時仍然矮矮的，仍然要抬頭仰望李老師。即使在周六，他仍然結領帶，頭髮仍然梳得貼服。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談起中學的見聞，也你一句我一句地問及母校的種種，好像不想回家似的，因為我們都珍惜和李老師相處的每一刻。那時候，對李老師，已沒有畏，只有敬。
使我印象深刻的楊老師
今年我終於中六畢業了，不計幼稚園那上課、停課參半的兩三年，在這小學唸了七年、中學唸了八年的日子裏，我遇過不少老師，有的嚴厲得像軍校教官，有的絮絮不休像個母親，有的是世無爭的書呆子，也有青春活潑的大哥哥、大姐姐，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楊仔。
我是重讀中一那一年認識楊仔的。我還記得，第一年中一開學時，我是十分愉快、十分希望可以在中學重新學習的，可是，到了學期末，我又跌到了谷底，名次是全級排名倒數第一，我向外婆說，不如轉校讓我再從頭開始，但外婆嘮嘮叨叨地說了一堆甚麼「男兒好漢在哪裏跌倒，便要在哪裏站起來」的話，我便不得不在原校重讀。
重讀的滋味並不好受，原來的同學都升級了，而自己還只是一個「中一仔」。重讀這一年的開學第一天，我從洗了、晾乾，卻沒摺好的那堆衣服中，揪出白襯衣和藍長褲，穿上白襪子和黑皮鞋，我便穿上了整齊的校服，還特地用定型水把蓬鬆的頭髮梳好，雖然不會立即變成男神，但應該不致又給那訓導老師責罰吧，我當時的確是這樣想的。
「你就是班主任嗎？」一見楊仔進來，我便率先向他打招呼，到底，全班同學都是新丁，只有我例外。「是的，你叫甚麼名字？」其實，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早已知道我是誰，老師都是這樣的，他們互通學生的資料，戴着有色眼鏡來看我們，我也見慣不怪了。
不過，半個學年下來，我卻覺得楊仔似乎有點兒不像其他老師，在那老是忍着不笑來撐出威嚴的樣子裏，其實是一個很能體恤別人的大哥哥。下學期開始時的家長日，我的成績仍然是沒救的了，外婆說沒面目見老師，我便只好央求媽媽請一天假從深圳下來。媽媽勉為其難地當天上午才能趕過關，結果我和她到學校時已遲到了好半天，原來其他同學的家長都見過了、離開了，只剩下楊仔一個目無表情地站在課室門外等着。
媽媽接過了那成績表，瞟了一眼便朝着我破口大罵。每次都是這樣的，以為是我媽媽、賺錢養家、給我一丁點零用便可以肆意罵人。不過，外婆教我，無論怎樣也好，她都是我媽媽，一想到這裏，我也不還擊，何況，那天我留意到，媽媽的罵聲變得粗糙沙啞，而且不到兩句便咳起來。
楊仔給媽媽斟了一杯暖水，只簡簡單單地提到我雖然成績仍然不及格，但比起上一年已進步了。過去多年，老師見到家長，都會盡情數落我的不是，多數建議我去補習，小五時有一位還說讓我轉校也許更好之類之類。楊仔這次簡單數句，我內心是由衷感激的，當時還想到經常上課時常常和他對着幹，忽然很不好受，甚至好像有一點後悔似的，便低下頭，甚至有點瑟縮，不敢望他半眼。
媽媽離開學校後，又趕忙乘車返回深圳了。我忽然想到要向楊仔說些甚麼，便匆匆折返學校，剛好在教員室門外看到楊仔，衝口而出便說：「楊仔，多謝你！我媽身體不好，受不了刺激！」楊仔又用那一貫強作老成的語調說：「那你以後要加倍努力了。」我看着他，雙眼忽然看出一陣微熱，彷彿淚珠兒要滾動流下，不過我仍然強忍住。
可惜，在那年的下學期，我因為又再打架而被勒令退學，我清楚記得那天的，不是因為同學拿我來取笑，而是因為那個早晨媽媽打電話來說她入醫院了。正式退學時，我跑去向楊仔說再見，他預備了一隻黑色皮手環，上面刻了一個「忍」字，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之後我便和外婆一起返回深圳，照顧媽媽養病，也在深圳由中一開始再重新開始。至今又是六年光景，我在這邊報考香港的中學文憑試，對返回香港升學，我是蠻有信心的，或者，到時我會找楊仔去，請他喝茶，談天說地。
她曾經是露宿者
(試寫作文章一篇，並以「誰也猜不到，眼前的她曾經是露宿者。」為末句收結全文。)
深受「粉絲」支持的偶像，常常會善用他們的「人氣」，參與、推動公益活動，小喬更可說不遺餘力。前一夜剛獲頒亞洲流行歌手大獎，跟製作團隊慶功至深夜，今天一早又馬不停蹄了。跟小喬的助手約定採訪時，已提出會否太早，對方卻說，不怕，小喬想善用時間。
酒店咖啡室在早上七時還是靜靜的，只有我一個在默默地等，可是小喬來到時，卻也釀成了少許躁動，侍應驀然多了一點，都勤快了一點，要服務人見人愛的歌手而不敢怠慢，還是想一睹這位亞洲天后的風采？
標緻的短髮下，是一張瓜子臉；水汪汪的眼睛，哪像只小睡過一會兒？素顏似的淡妝，只塗過淺紅的唇彩；雪白的襯衣、靛藍的牛仔褲下，蹬着一雙同樣雪白的球鞋。她笑意盈盈地打了招呼，然後除下薄薄一抹彩虹的絲綢圍巾，摺好放在身旁。這時侍應已端來一杯泡沫咖啡和一片芝士蛋糕。小喬看得出我不免奇怪的表情，便說：「我常來這裏，他們知道我想吃甚麼。」
受訪者比記者先打開話匣子誠然不是沒有，不多見就是。我一邊遞上名片一邊問：「都是這麼早嗎？」「差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說：「今天早了一點點，不好意思，因為要先去正生，下午前回來，有一個歌迷會……」不徐不疾，像向我解釋，也像自己默記一次今天的行程。
「你好像常去正生，對嗎？」我問。「每年暑假，我都會去他們的散學禮……」她又遲疑了一下，像在回想剛才自己的話，然後笑說：「其實只去了三年，卻說得很久遠似的。」三年前她收到電台轉來一封來信，是她的小學同學，原來成績還不錯，可惜升中後交了損友，吸起毒來。後來進了正生，在電台聽到小喬的歌，還記得她。「聊了一二次，我便向老闆說，想去開一個mini-concert，為他們打氣。這樣便開始了。」她說。
「和同學這樣重遇，有甚麼感覺？」我問。「當時沒機會多談……」她喝了一口咖啡說：「後來倒想了很多，珍惜、感恩、機會等等，在腦海中不斷出現。其實以前也常常想的，只是那次想得特別多。後來和 監製Tommy 他們談起來，他們說，不如寫一首歌，那便是《蝴蝶》了。」
《蝴蝶》是前年年度之歌，各個電台的冠軍歌，甚至在台灣、韓國、日本、星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很流行。小喬認為，正生的經驗啟發了這首歌，於是便問公司，可否捐一點版稅給正生，老闆二話不說便答應了，這便是正生的「蝴蝶號」和遊艇水手課程的起點。
順着《蝴蝶》的創作，我問：「你不少歌曲都涉及社會時事……」話未問完，小喬已答得起勁：「不是時事，是人。人最重要。我很喜歡人的故事，聽故事，聽多了，也想說。」問她最想寫甚麼詞，小喬忽然輕輕地唱：「翅膀斑爛斑駁，飛向各個角落。」都說歌手的血裏流着音韻，隨時可以唱起歌來，同樣動聽優美。她說，「人人都可蛻變，只是階段不同。或者我早一點，或者他們仍在蛹裏掙扎。我相信，遲早也會變成蝴蝶的。」
「你好像特別多寫基層的，像《半杯水》、《那個下午》、《這個夏天我是一隻蚊子》……」我問，又沒問完。「不只是基層的，不過沒那麼流行，像《壁畫》，其實你最喜歡哪一首？」小喬忽然向前靠過來，反問我，還開玩笑似的：「不許想，即答！」
「最喜歡《蚊子》，講劏房戶，很真實。」我答。她看着我，等待我解釋。我說，採訪《富豪大作戰》，跟李二少住過一晚劏房，給叮得全身紅腫，一星期也沒退。「你呢，你也探訪過劏房？」她聽着，一邊微笑，一邊用叉子把蛋糕切成小塊，卻沒吃，抬起頭來看着我說：「探訪？我住過呢……也露宿過。」
我呆了一呆，事前資料搜集好像沒提及這點。「那是到保良局之前了。」她向偌大的落地玻璃看去，在找尋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還是昔日回憶？關於小喬的報道，都是由保良局開始的。小喬的爸爸很早就跑了，媽媽在她七歲那年也不知所踪，她是在保良局長大的。小學、中學，參加歌唱比賽得獎，然後加入唱片公司，加入女團組合 A & J，然後便是單飛，變成眼前的小喬。
「那時好像領了綜援，也不夠交租，給趕了出來，便和媽媽住過幾年天橋底。」小喬語氣很平靜，沒有痛苦，也沒有埋怨。「我知道那種環境的。冬天還好，最冷的幾天，可以去避寒中心，但夏天呢，幾個月都很熱，渾身是臭汗，最舒服、最開心便是洗操，一天會到公廁去洗兩三次。晚上睡覺時，身邊全是小動物，你猜有甚麼？」
「蚊子？」我答。「還有螞蟻、蟑螂、臭蟲，最嚇人的是老鼠，大得像貓。有一次睡到半夜，鼻子癢癢的，睜眼一看，是一頭老鼠，在嗅着我，眼睛烏黑有光。我還一手把牠撥開。」說着時，小喬的手還比劃着，修長的手指合起來向外一撥，像粵劇老倌的功架。我聽得呆了，難以想像幾歲大的小孩子怎樣面對。「後來聽其他人說要放硫磺，媽媽便叫我到附近的中藥舖乞了一些硫磺回來，真的少了老鼠。」「難怪《蚊子》寫得很輕描淡寫。」我說。
「總會消腫，何必憂心忡忡？」她說：「我最喜歡這一句歌詞。踫過老鼠洗乾淨便行。我那舊同學，已到小輪公司去做學徒。我最想說的是將來，向前看。現在的困難、煩惱都是最困難、最煩惱的，過去了，回頭再看，其實都沒那麼難和煩。」小喬今年才廿歲，卻能這樣說，說了，竟沒有太造作的世故或滄桑，也不是無知和天真，卻像蛹顆羽化，變成蝴蝶，既有奮力掙扎，卻又自然不過。
她又喝了一口咖啡。唇角沾了一點白白的泡沫，便掏出手帕拭去。她的手指是那麼纖巧，指甲沒修飾，沒塗色，誰想過這樣素淨自然的一雙手，撥開過老鼠，乞討過硫磺？誰也猜不到，眼前的她曾經是露宿者。
家文的經歷和我的感受
(上中學前，家文是一個名列前茅、品學兼優、深得老師讚譽的模範學生，可是，升中以後，家文成績變得低落，如果沒有當年的小學校長幫忙求情，早已被學校開除了。假設你是家文的朋友，試寫作文章一篇，記述家文這些年來的經歷，並抒發你的感受。)
(版本A)
我最初是在學校的頒獎禮上聽到家文的名字的，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吧，那時開始留意到，每個學年末的頒獎禮上，中、英、數最佳成績、全年全級第一名、品行優異獎等等，老師都是讀出家文的名字，然後我們便看到一個小女生，個子矮矮的、頭上紮着兩條小辮子、鼻上架着一副圓圓的眼鏡、一步一步穏穏妥妥地上台領獎去。
那時家文在另一班，我們並不認識，或者說，我認識她，她不認識我。到了六年級，數學老師說我成績較差，有一天便介紹我們互相認識，老師請家文每天放學後給我補習數學，囑我好好向她學習。於是，我們每天放學後便在雨天操場見面，由補習數學，慢慢變成談天說地；由半小時，慢慢延長至一句多鐘，有時回家後，晚上還會打電話聊天，「煲電話粥」。
老師都說我們是兩姊妹、「糖黐豆」，我們不但形影不離，穿戴、文具或書包甚麼的，還刻意配合。她剪了一頭短髮，像我；我則要媽媽給我配了一副圓眼鏡，像她。只是到了升中選校時，我們要面對分離了。我成績平平，媽媽說要腳踏實地，選一間競爭不那麼大的本區學校；家文當然選了全港最頂尖的中學，她說：「那是daddy的主意。其實往哪裏又有分別嗎？」她叫繼父做daddy，她的親生父親在她一兩歲時就不知所踪。
升上中學後，我們還有聯絡。晚晚一通電話，每個月踫踫頭，聚一聚。我會談談參加了甚麼課外活動、哪老師較有趣、哪同學很冒失、哪又愛搗蛋等等，但她似乎抱怨得較多，功課很多、時間很少、有些同學天天補習、有些老師會嘲諷成績落後的同學等等。有一次，她還說給同學取笑做「乒乓」，我說：「你平時走路都一步一步、很踏實的，不像。」便勸她不用理會那些幼稚的取笑，我記得她看着我，沒作聲，圓圓的眼鏡下是一種很奇異的眼神。
君子之交淡如水，姊妹淘又應該是怎樣的呢？其實人是千變萬化的，又怎會有甚麼定律呢。我記得，到了中一下半年，我忙於學校各種活動，她忙於不同學科的功課、測驗和考試。升中二前的暑假，我在田徑隊的練習更為頻密，而她也說過要參加一個甚麼「駐校作家大師班」，我們電聯少了，見面也少了。
但有一個周末下午，家文忽然來到運動場等我練習完，堅持要和我吃冰淇淋去。沒見多月，她仍然是個子小小的，仍然是一副圓眼鏡、一頭短髮，只是短髮好像都梳得向前垂下，更像韓國男生的模樣。在冰淇淋店裏，我連珠炮發地說着田徑隊和學校的事情，她很安靜地聽着，時而因我的興奮而微笑，時而把手指豎到唇上提醒我注意聲浪。在我談到自己似乎對田徑A隊的隊長有一點好感時，她似乎有點兒不以為然，還忽然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男人又怎樣？不負責任。」冰淇淋裏的空氣忽然更冰冷，我問她：「怎麼了？」她沒再說話，而且彷彿還在迴避我的眼光。我了解她的個性，沒再追問。我們都吃完了杯上的冰淇淋才分手，我記得自己是多麼的渴望那杯冰淇淋可以再多一點，因為我還看到，家文在低頭的時候，額前的髮鬢下好像有暗紅的一小塊痕跡。「額頭弄傷了嗎？」我問。「吃完了，走吧。」她是這樣答我的。我沒再追問，只在擔心。
回家後，我很努力地給她在Twitter、在IG、在WhatsApp發訊息，說這說那、分享連結，她也有回應，只是不多。大概是中二開學前的兩三天，我看了一齣電影後忽然有一點兒感觸，便發了訊息給她說：「我永遠是你的好朋友！」可是她只回了一字：「Me too.」，彷彿簡短得太冰冷了一點點。
中二的學校生活更繁忙，中三的也是，我和家文好像已不大聯絡，但仍然有想起她。在報章校園版讀到她學校的消息，例如校際辯論比賽得到冠軍、學校戲劇節的英語歌劇演出等等，我都會仔細地看看附圖的相片，看看有沒有家文的身影，一次找不着，不打緊，我跟自己說，下一次再找。
中三下學期，我想在中四修讀體育科，甚至開始對上大學唸體育感到興趣，便跑回小學請教陳老師去，她是我小學的體育老師。聊着的時候，她忽然問起家文來，我卻沒能答上甚麼。不過，令我很震驚不已的是，原來家文成績變得很差，差得險些兒被學校開除，上學年末她媽媽領着她回來，請校長和老師幫忙寫求情信。
這怎麼可能呢？家文是多少年的優異生呀！回家路上，我立即打電話給她，但回傳的聲音可把我嚇壞了：「你所打的號碼沒有登記。」我又趕忙在Twitter、IG、WhatsApp給她發訊息，可是都看不到已經閱讀的符號，也得不到甚麼回音。正盤算要不要上她家裏或學校去，卻先想到往她學校的網頁去找，可幸的是，在中三一班的照片中，我找到她，站在第二行右一的那個，個子小小的、短髮的和圓圓眼鏡的。我才稍為放心一點。
其實我一直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在以後一兩年一次的舊同學聚會上，我們除了談學業、談工作、談拍拖、結婚、生孩子外，還會談誰或誰的動向。大家也好像沒有哪一位和家文有較多聯繫，只偶然有人提到她沒有唸完中學便給媽媽送往英國，在英國也沒有上大學又回來了。有人也提過夜裏似乎在蘭桂坊見過她，又或者深夜的尖沙咀有她的身影。
我呢，其實是踫倒過家文的。今年年初，我被派駐守旺角。某個晚上，我帶着小隊在街上巡邏。忽然，在遠處，在紅紅綠綠的霓虹燈下，正站着的幾個女子，中間的一個，個子不高，短短的金髮，沒有眼鏡，卻換上厚厚黑黑的假睫毛。及膝的毛大衣裏，穿着小小的血紅小背心和一條短短的短藍牛仔褲，大腿上有紋身圖案，好像是一株蘆葦甚麼的，腳上蹬着的是反照出金光銀光的名牌球鞋。我的一名隊員開口向她查閱身份證，我在三、四米後站着。「等人囉！」答話的聲音雖然粗獷沙啞，但分明就是家文的，我一時衝動，想上前再看清楚，這時又聽到她的答話：「返工囉！」晚上十一點多？在這裏？「返工」？一陣思緒襲來，我的腳步便停住了，無意識中似乎還想把帽子壓低一點，然後慢慢地望向街的另一邊。
我至今也不肯定那是否家文，但我這多月以來不斷反問自己：為甚麼當晚沒問個明白？是因為怕她尷尬，還是怕自己尷尬？她有沒有認出我？為甚麼沒叫我？這些年來，她怎樣了？遇上過甚麼事？為甚麼一個品學兼優的高材生，長大後要晚上在旺角上班？然而，我又想，為甚麼要尷尬？有甚麼好尷尬？夜裏在旺角上班的工作不是很多嗎？我會否假設太多？其實，我們每一天走的路，不也是假設驗證、假設驗證地循環下去嗎？年初那晚的這個女子，我不也假設她是家文呢？為甚麼這樣假設呢？是我心中仍然記掛着她嗎？其實，家文現在在哪裏呢？這些年來，她過着的是怎樣的生活？這一刻，她又會否像我想起她一樣，驀然想起我來了？
家文的經歷和我的感受
(上中學前，家文是一個名列前茅、品學兼優、深得老師讚譽的模範學生，可是，升中以後，家文成績變得低落，如果沒有當年的小學校長幫忙求情，早已被學校開除了。假設你是家文的朋友，試寫作文章一篇，記述家文這些年來的經歷，並抒發你的感受。)
(版本B)
家文是我的小學同學，她一向成績優異，年年得獎，我就是在學校的頒獎禮上聽到她的名字的。六年級上學期，老師說我數學成績差，便安排家文每天放學後給我補習。於是，我們便差不多天天見面，日子一久，我們便成了兩姊妹、「糖黐豆」。
各自升上不同的中學後，我們還有聯絡。晚晚一通電話，每個月踫踫頭，聚一聚。我們無所不談，但她似乎抱怨得較多，功課很多、時間很少、有些同學天天補習、有些老師會嘲諷成績落後的同學等等，甚至說過老師只偏心那些成績好的同學。一聽到家文這樣說，我便不敢追問下去。
君子之交淡如水，姊妹淘又應該是怎樣的呢？其實人是千變萬化的，又怎會有甚麼定律呢？中一下半年，我忙於學校各種活動，她忙於不同學科的功課、測驗和考試。升中二後，我的田徑練習更為頻密，而她也說過要參加一個甚麼「駐校作家大師班」，我們電聯少了，見面也少了。
但有一個周末下午，家文忽然來到運動場等我練習完，堅持要和我吃冰淇淋去。沒見多月，她仍然是個子小小的，仍然是一副圓眼鏡、一頭短髮，只是短髮好像都梳得向前垂下，更像韓國男生的模樣。在冰淇淋店裏，我連珠炮發地說着說着，她則很安靜地聽，談了整整兩句鐘才分手，我記得自己是多麼的渴望多坐一會，因為我還看到，家文在低頭的時候，額前的髮鬢下好像有暗紅的一小塊痕跡。「額頭弄傷了嗎？」我問。「吃完了，走吧。」她是這樣答我的。「你不說，我不走。」這次我不再順她的意，便追問：「是誰打你了？」她終於邊哭邊說，之前一晚，她母親和繼父又吵架，繼父出手打母親，她去擋，便給打個正着。原來這些年來，家中只她媽媽一個人掙錢，繼父整天遊手好閒，還動不動打她們。
回家後，我很努力地給她在Twitter、在IG、在WhatsApp發訊息，說這說那、分享連結，她最初也有回應，只是不多，後來慢慢地變成我一個人在自說自話。中三的學校生活更繁忙，中三的也是，我和家文好像已沒甚麼話題似的。下學期某天，我跑回小學請教陳老師中四選科的事，不知怎的談起家文來，我卻沒能答上甚麼。不過，令我很震驚不已的是，原來家文成績變得很差，差得險些兒被學校開除，她媽媽領着她回來，請母校校長和老師幫忙寫求情信。
這怎麼可能呢？家文是多少年的優異生呀！回家路上，我立即打電話給她，但回傳的聲音可把我嚇壞了：「你所打的號碼並無登記。」我又趕忙在Twitter、IG、WhatsApp給她發訊息，可是都看不到已經閱讀的符號，也得不到甚麼回音。正盤算要不要上她家裏或學校去，卻先想到往她學校的網頁去找，可幸的是，在中三一班的照片中，我找到她，站在第二行右一的那個，個子小小的、短髮的和圓圓眼鏡的。我才稍為放心一點。
其實我一直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但我開始明白，我們已經走在不同的路上了，而且，路是要自己走的。高中、大學、讀書、考試、田徑、談戀愛，人生實在繁忙，忙得自顧不暇。在以後一兩年一次的舊同學聚會上，我們除了談學業、談工作、談拍拖、結婚、生孩子外，還會談誰或誰的動向。大家也好像沒有哪一位和家文有較多聯繫，只偶然有人提到她沒有唸完中學便給媽媽送往英國，在英國也沒上大學又回來了。也有人說夜裏似乎在蘭桂坊見過她，又或者深夜的尖沙咀有她的身影，似乎在暗示着甚麼，我就數次在此岔開了話題，不喜歡人們在人家背後說長說短，更不喜歡說的是家文。
我呢，其實是踫倒過家文的。今年年初，我被派駐守旺角。某個晚上，我帶着小隊在街上巡邏。忽然，在遠處，在紅紅綠綠的霓虹燈下，正站着的幾個女子，中間的一個，個子不高，短短的金髮，沒有眼鏡，卻換上厚厚黑黑的假睫毛。及膝的毛大衣裏，穿着小小的血紅小背心和一條短短的短藍牛仔褲，腳上蹬着的是反照出金光銀光的名牌球鞋。我的一名隊員開口向她查閱身份證，我在三、四米後站着。「等人囉！」說着時身體還大搖大擺似的，答話的聲音雖然粗獷沙啞，但分明就是家文的，這時又聽到她的答話：「返工囉！」
「咁夜返乜工呀？」我一個箭步上前喝問，聲量大得讓我的隊員也錯愕。「賣牛雜呀！mad...」雖說了一半便沒再說下去，她好像也認出我來，嚣張的態度忽然收斂了。「是呀，madam，她在轉角的『卡哥小食』做的。」另一名隊員認出她來了，向我說。我接過她的身份證一看，名字竟然是「李文」，沒有了「家」。我把證件交回給我的隊員時，又問：「生意好嗎？」家文定着眼看着我，卻沒有答。我也沒有再問，我了解她的個性，也知道當下的身份。
第二天的早上，我來到「卡哥小食」找家文，店員說她下班了，我便留下姓名、電話，請她覆我。沒收到她回覆，再過一天我便再去找她，再過一天，再過一天，終於在第四天我找到家文了。我拉着她到附近茶餐廳聊。原來她繼父有天忽然跑掉了，她母親一直哭哭啼啼，自怨自艾，家文自己也更集中不了精神唸書，成績一直落後。後來媽媽送到英國上高中，可惜就要考大學那一年，卻接到媽媽遇上交通事故去世的噩耗，家文便結束英國的學業回來了，只能輟學工作去。
「為甚麼不找我？」我問。「一直忙呀！」她說。「這幾年算儲了一點錢，便開了這家店。兩年了，生意算不錯，日夜顛倒就是。」「那卡哥是……？」「哈哈，鋪名像有個男人，來搞事的人會少一點吧。不是不信警察，但是……」這天家文沒有穿那小背心和短褲，換上毛衣和牛仔褲，腳上也只是簡簡單單的白色球鞋，除了那頭金髮和睫毛，就像一個中學生。我們談了兩個多鐘後，她要上班，我也要回警署了。臨別時，她忽然問我：「那晚你喝着我問，是不是以為我……？」「不是！不是！」我搶着不讓她說下去。她笑了一下，也沒問完我們便分手時。可惜的是，這次之後，我連續多月加班，忙得透不過氣來，到可以稍事休息再去「卡哥小食」找家文時，那鋪卻又長期關門了。
可是至今我還記得她那笑意，好像是看穿了我甚麼似的，是一種輕視嗎？我不肯定。我這多月以來其實我不斷反問自己：為甚麼那一刻我反應這麼大？因為她的衣著和舉止，讓我以為她已淪落？夜裏在旺角上班的工作不是很多嗎？我會否假設太多？其實，我們每一天走的路，不也是假設驗證、假設驗證地循環下去嗎？早在初中時，我們已走上不同的路，不，不只初中，從來我們都在不同的路上走，而這道路，也不全然是我們自己的，她媽媽為自己選擇伴侶，我媽媽為我選擇學校，不也是同樣鋪設着我們的道路嗎？又或者，如果我當年數學好一點，老師便不必讓家文為我補習；如果家文的中學成績沒有一蹶不振……，那會不一樣嗎？這些年來，她過着的是怎樣的生活，那天她沒說清楚，但我相信，那道路並不平坦，不過，再不平坦，家文還是會一步一步穏穏妥妥地走下去的。
盪鞦韆的小孩
一直以來，志遠媽媽都來接他放學，領他回家的途中總會路經公園，公園裏的鞦韆最吸引志遠，他想，盪在半空，一定很好玩的，可惜，每次他都只能看，不能玩，媽媽說：「太危險了。」
這一年，志遠升二年級，媽媽說他長大了，可以獨個兒放學。媽媽的信任，讓他很開心。第一天放學，他路經公園，站着看其他孩子盪鞦韆，心想那太危險了，一會兒後便離開了。第二天、第三天……到了這天，志遠自言自語：「如果我小心一點，抓緊一點，會不那麼危險嗎？」他扼一扼拳頭，感到蠻有力的，信心也大了，便往鞦韆架走過去。
放下書包在地上，第一次爬上鞦韆架，有一點兒不穩，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光坐着發不了力。旁邊的幾個孩子都各自在玩，沒看到志遠坐在鞦韆上搖搖晃晃。這時，同校的一位高年級同學走過來，說：「讓我推你吧！」然後往志遠背後輕輕一推，志遠便盪出去了，再盪回來後，同學一推，讓志遠又往前盪，這樣來回好幾次，志遠慢慢也會發力了，便開始來來回回地盪得很自然，很爽快。
「看你自己了！」不一會兒，同學邊說邊離開。志遠的一雙手把繫着鞦韆架的鐵鏈抓得很緊，不能向同學揮手，便只有大聲回說：「再見！謝謝你！」他沒有回頭看這位同學，他其實一直都沒有向下看。眼前的風景在搖曳，側面的涼亭、再往前一點的網球場、甚至正在場內打球的人，他都一一看得清楚，和平日給媽媽拖着走過時看到的，很不一樣。
這就是自由嗎？志遠無拘無束似的，他好像已經把握了那韻律，甚至已半站起來了。鞦韆到了低點時便發力，雙腳用力一蹬，人便會向飛升，這時更放鬆身體，不要繃緊，特別自在，風迎面吹來，連志遠的短髮也吹得直直的。盪到高點時，志遠開始放膽左右張望，收入眼簾的風景便更好看。再盪回來時，風又掉頭向背脊吹來了，尤其清爽，這時志遠已預備好了，回到後頭後，很快又是低點了，半屈膝，腿一發力，又可以盪出去了。
再盪出去又是一番風景，只是這次更不一樣。剛才眼前明亮的風景忽然黯然無光，志遠看到天空上一片灰暗，一團一團的黑雲，竟然這麼快便佔領了周圍。「快下雨了！」「走啦！」「再見！」旁邊的孩子剛才還和志遠喜孜孜地盪着鞦韆的，不消片刻便撿起書包離開了。可是，志遠卻仍在半空來回飄盪，他已經沒發力了，但不知怎的鞦韆仍是停不了。半蹲半坐在架上，這時志遠已不由自主，只能讓鞦韆自己慢下來。
雨點當然不等人，才不到幾下鞦韆停下來時，雨已經嘩啦嘩啦地打下來了。志遠連忙跳到地上，撿起書包，跑往涼亭，可是已被雨水淋得渾濕透。涼亭裏也有三數途人在避雨，但似乎以志遠最狼狽。濕透的白襯衣一塊一塊的黏在身上，像一幅地圖；襯衣的衣尾有一半扯脫出來，擱在短褲前；原來深藍色的短褲現在變得黑黑的，還有那個簇新的綠色書包，讓大雨淋得像一團煮過的青菜似的。
背着這團青菜，志遠冒着雨也要離開了。看看手錶，原來已比平常晚了十五分鐘。路上，有人避雨，有人打傘，也有人像志遠一樣，冒着雨前行，然而，志遠想，這樣的大雨也不打緊了，最難搞的是：一會兒怎樣向媽媽解釋呢？要不要坦白說盪鞦韆了？只說躲到涼亭避雨，行嗎？那也沒錯呀，但是，不提盪鞦韆，算不算說謊呢？……
在街角拐了一個彎，志遠來不及想好怎樣說，便見到媽媽迎面而來。她左手打着傘，右手拿着另一把。志遠跑前去，一下子撲到媽媽懷裏，媽媽顧不了把傘子遞給志遠，便掏出手帕來往他的臉上左抹右抹。只是，抹得去髮尖上的水珠，卻抹不了眼眶裏滿滿的淚水，志遠哭着向媽媽說：「對不起！媽媽，我去盪鞦韆了！」
「不要哭，回家再說。」媽媽摸了摸他的頭，便拖着志遠轉身回家去。她還是沒有把右手的傘交給志遠，母子兩個在一把傘下，一步一步地走向前去。雨來得快跑得也快，不一會兒，天又明亮了。
鞋子的自述
(2011年DSE命題作文)
我是一雙鞋子。此刻，我只能靜靜地躺在櫃中，回憶過去，卻有過不平凡的經驗。
作為一雙網球鞋，我剛出廠的時候，雖然屬於最新的款式，卻不是廠家的銷售重點，沒配給甚麼明星代言人大事宣傳。我當然也知足，最初，一直呆在那方方正正、平平無奇的鞋盒之中，不求出類拔萃，但求能在半年內賣出，不要從繁盛購物區流放到平民屋村，從運動鞋專賣店貶謫到特賣場，可是，命運在我手上嗎？
約一個月後，終於得償所願。給店員送到一輛小貨車時，我是十雙鞋子之一。主人英秀是那種「速戰速決」的人，管甚麼都是效率至上，買鞋也沒有兩樣。他一到店裏，瞟瞟貨架上的陳列品，隨手挑了十個款式，便各買下一雙，連試穿也嫌費事。他說，反正廠商大規模生產，大小呎碼都標準化了，一定合穿。
於我來說，不致淪為平價貨就夠了，也不奢望甚麼。來到英秀家，我被他的助手送往鞋房裏，對，是鞋房，不是柴房。英秀的鞋很多，多得要用一個房間才可放好，房間裏整齊的數列鞋架，說是一個小型鞋子陳列館也不過份。就像後宮三千佳麗苦候皇上寵幸一樣，等了又一個月，英秀才第一次穿著我上街。
那是一場古典音樂演奏會。文化中心的確高雅，連地氈也特別厚重、柔軟。周圍的觀眾，穿的都是正裝，男都是黑皮鞋，女的金、銀、黑、紅都有，卻都一律高跟，而英秀，以我這雙新球鞋，襯托他那條破爛的牛仔衫褲，還有他蓬鬆的頭髮。然而，在那紅地氈的樓梯拾級而上時，我忽然擔心起來，英秀這樣的著裝，他們接受嗎？我們可以進場嗎？
那擔心是多餘的，我們不但可以進場，後來還成為全場焦點。原來，這是「世界扶貧聯席」主辦的一場籌款音樂會，不但為本年度的非洲扶貧計劃籌款，還是「捐球鞋 助上學」計劃的開幕禮。英秀的父母是計劃的亞太區主席，英秀自然要「身先士卒」。
大會尾聲，司儀宣佈「捐球鞋 助上學」計劃正式啟動，英秀和十數青年便上台去，即席脫了球鞋，球鞋便給放到偌大的透明捐獻箱中，包括我。司儀說，每一雙球鞋都會送給非洲一位青少年，讓他們有鞋可穿，從此不必赤腳。她還看著我打趣說，有好一些球鞋新簇簇的，到了非洲將有很多機會在沙漠奔馳。英秀剛換過了黑得發亮的黑皮鞋，也向我望過來，卻沒半點表情。沒多久，這個捐獻箱也被送進後台，然後運往一個倉庫，等待更多的球鞋，一起裝載在貨櫃箱裏集運送往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兩個多月後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開始的。那天，陽光普照，也有比文化中心那場演唱會多十倍以上的目光，只是並不全然友善。「世界扶貧聯席」固然聯絡了當地的分會來接收球鞋，更多的卻是那個「第三世界聯盟」的成員，他們是來抗議，來反對我們這兩貨櫃箱的球鞋。他們說，球鞋美其名是協助青少年上學，實際上卻是讓非洲自己的球鞋工廠倒閉，使工廠工人失業，讓西方的球鞋佔據非洲的市場。
唉，扶貧嗎？有道理；侵佔嗎？又好像對。我不懂，也說不清。我只知道，抗議很快便演變成為一場激烈的衝突，「第三世界聯盟」衝進了會場，把捐贈的球鞋都搶奪過去，有的給即場焚燒，那火燒的臭味使人窒息，黑烟直上雲霄；有的給搶去穿在腳上，如果這不是搶劫，甚麼才是？我呢，竟然落在「第三世界聯盟」的領袖手上，我也不懂說出他的名字，只知他把我帶回總部，給我拍照，然後加上「資本主義魔鬼」的英文，再貼到Twitter上。
如此這般，我的相片又推送給世界了。沒淪落特賣場，卻來了異國；沒給遺忘在英秀的鞋房，卻見證了一場政治、經濟的衝突。這樣起落，是由命運註定的嗎？
無論給某個非洲青年穿上，或者用來宣揚他們經濟自立的訊息，都算為非洲有所貢獻過嗎？我不肯定。我的初心，其實不過是做好一雙鞋子，人們穿上後，可以輕輕鬆鬆地走路。如果這樣才算是鞋子的生命，那麼我的生命其實只有半天長。現在呢，我將會在這個亞歷山大港某條陋巷的雜物櫃裏，慢慢地等待給那熾熱的氣溫烤乾，給那無情的歲月把我煎熬得碎裂吧。這是我的命運嗎？一雙鞋子，有資格想想命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