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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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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丨1月：被消费与被抛弃的（2023年，总第7期）

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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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主义、人口负增长、瘟疫反思、不平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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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后，有两条视频传播甚广，以至于几乎称不上短视频受众的我，也当了它们的看客。其中一条的主题是“回家的意义”，另一条则是“明年再见”。不用多说，想必读者也能知道内容大概。可这些画面里的开心、难过，在我看来不知怎的反倒隔了一层。

我并非否认此间真情实感。我是被问题拉开了一段距离。例如，是什么力量让人们不得不长期分离，只在春节等假期的数天相聚，然后又不得不告别？

倘若你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被模糊感觉和抽象概念包裹的乡村，本是个复杂的场域。只要漂回这，不再那么年轻的年轻一代，总有不适之处。

正月里，婚恋是常被说道的话题之一。跟一些庙堂专家的“为国而婚而生”大棒不同，在野的思想按摩，或许更容易触及内心：你可以不结婚，可以不要孩子，但你要能受得了逢年过节万家灯火时那种孤独。

当然，还有工作赚钱的话题。如果你认真审视，听到跟乡村牢牢捆绑的大多数，诉说营生艰难省钱度日的经历，估计也能促使自己收敛一年的怨气，强化赚钱的意义。

真正的和解并不容易，毕竟，离乡者和乡村自有其逻辑。场域的角色定位，意味着乡村并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如果非要论功效，它大概可以打开我们观察世界的另一个窗口。长期以来，乡村都是被忽略的叙述主体。在这个意义上，1月“结绳”所聚焦的内容，与前述的被动性形成呼应——节俭主义的对抗、人口负增长的表态、瘟疫背后的意料之外和不平等加剧。

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开始了。当主流舆论将病毒抛诸脑后，号召公众大展宏图，追回“失去的三年”，我在此抱歉且不合时宜地提醒各位，某些群体被消费和被抛弃了。未来好坏，都祝你自在。


讨论


01丨节俭、拜金与经济生活

回顾2022时，《三联生活周刊》在年度生活方式的封面文章里，聚焦正在重新登场的“新节俭主义”。

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具有较强社区属性的地方——近一年，豆瓣上关于“薅羊毛”“攒钱”等词条激增——还蔓延到更广泛的网络平台。教人“抠门”的生活指南大行其道。

可是，当下年轻一代的选择，并非对老一辈人所倡导的“物美价廉”的追随。文章概括说，践行“新节俭主义”的人们，更关心“通过消费，如何购买到幸福”此类精神欲求。另一方面，作者引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王宁的观点补充道：“节俭潮流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些年轻人抒发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处境的一种无奈。”

换言之，当一个消费社会对青年不友好，该群体便倾向进行更多的亚文化式消费，以此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不满，找到一种驭感。[1]

独立市场研究咨询公司英敏特，也在近期发布《2023年全球消费者趋势：聚焦中国市场》。根据这份报告，未来一两年内，消费者会对自己的行为更加审慎，辨别哪些是必要的开支，以更具体验感的消费方式，摆脱倦怠。[2]

不确定之处在于，这种努力的实现程度，也许很大一部分依赖宏观经济的向好，而后者的发展恰恰令人担忧。

历历在目的三年瘟疫，大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全球有131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在这场大流行期间翻倍上升。与之相对，据估计，到2021年底全球贫困率已上升至9.1%。半岛电视台就此采访了多位经济学家，尝试梳理两极分化的原因和走向。

简单的结论是，危机期间许多国家采取税收减免等政策提振经济，干预措施引发股票等金融工具价值的飙升，但资产价格上涨并没有带来经济生产增长，随着通货膨胀走高，各国央行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企业开始裁员。[3]

1月初，有分析文章指出，从15年前的金融危机到如今的COVID-19，各国央行习惯通过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持经济，最终将自己带向更深的困境。

欧洲各大央行正面临破产风险：2022年前9个月，瑞士中央银行蒙受1420亿瑞士法郎巨额亏损；比利时中央银行称，其未来5年内或亏损90亿欧元；荷兰银行承认，它可能需要国家的救助；英格兰银行也表示，在未来5年内所需资金量为1330亿英镑，超过其自2009年以来返还给英国公共财政的1200亿英镑总利润。[4]

拥抱“内循环”的中国能独善其身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林毅夫等人，过去两三年都提到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性。

相较于黄益平在《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与必要的改革》演讲中的简要总结和建议，林毅夫通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给出更加定性的分析：“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主要依靠技术不断创新与新产业不断涌现”，“只要中国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完成技术和产业升级，就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世界格局也会进入新的稳定阶段”。[5][6]

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进行的一项书面调查显示，37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预计，中国2023年GDP增长率为4.7%，2024年为5%。而在2022年，这一数字仅为3%，低于5.5%的目标。[7]

尽管呈现恢复迹象，但在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的共识是，未来几年中国GDP增长率将放缓至2%至5%，而不是恢复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接近10%的水平。[8]

早在2017年，中国当局便一改“高速增长”的表述，提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成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奋斗目标的必然路径。[9]

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北京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向半岛电视台表示，该路径的关键是消费。到2021年底，中国家庭支出占GDP总额的比重约为38%，远低于63%的全球平均水平。“除非你能实现（家庭）消费的激增，否则，GDP最多只能增长2%-3%。”[8]

很大概率上，前述“除非”难以在不远的将来成真。不论如何用“组织优化”“毕业”等含蓄的措辞指代，国内整体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仍旧持续。即使科技巨头林立的美国，也掀起一股裁员浪潮。

《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称，诸如透明的企业文化、被赋权的员工、扁平化的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福利，这些我们所熟知的硅谷正在快速消失，也不太可能重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部投资人施压、融资障碍加大和整体市场波动的时代，而这样的环境势必要求管理层对劳资双方的职场文化进行结构性改变。[10]

从某个层面来说，裁员是“老板主义”时代的常态，公司管理层正从员工手中夺回更多的控制权。“老板主义”的典型代表埃隆·马斯克，就在2022年执掌Twitter后很快主导一项大规模裁员，Twitter随后向媒体确认有一半员工因此离开。[11][12]

如果将这些背景考虑在内，或许可以给某些近乎病态的拜金言论提供不同的理解入口，例如1月被热议的“万柳书院少爷”事件。[13]

与公众的批评不同，一些出自传统报刊的评论，反倒显得束手束脚，顾左右而言他。

脱胎于《楚天都市报》的极目新闻称，“起点不同无法改变，而努力奔跑就可以去到更远的终点”；《钱江晚报》旗下小时新闻则说，“富豪的生活也会让部分观看的人产生努力奋斗的想法，认为只会让人羡慕嫉妒就有失偏颇了”；《成都商报》更是建议，“财富层面的差距在社会中一定存在。关键是，人们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种差距，该怎么看待别人，又该怎么认识自己”。[14][15][16]

有无可能，以“老奴”自居的留言者，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一个不平等的框架和氛围中，这个秩序是如此难以打破，以至于令其有意无意地走向献媚的捷径？我不确定。只是，类似的风潮也许还会一再泛起。

1月12日，上海警方通报一起王某某等殴打路人的案件。随后，媒体证实王某某系富豪之子王思聪。网传209万元和解的情节虽未能证实，却足以令一大批社交平台用户跟帖“求打”。[17]


02丨60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还是来了。眼看着中学课本上的预言成为现实，多少有些触动。

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就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介绍，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18]

虽然发布会并未就此展开回应，但无法否认，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已经变形。[19]

国家人口结构的更替，本是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不过，此次事件的标志性在于，这是中国时隔6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再度转负。不同于一些轻率的论断，声称“调整好了心态便可两年改负为正”云云，学者梁建章认为，2022年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20]

从逻辑出发，生育率的持续低迷是人口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想要扭转这一趋势，离不开社会层面的更多生育。我曾在2022年8月的“结绳”中，梳理过提高生育率的经济支持要素。可是，人口问题显然不只与钱有关，孩子的学业负担、家长的职场压力等都会导向更深刻而广泛制度改革。[21]

这些目标的拆解和实现很复杂，外行的我不想照着政策老调重弹，也免得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所以还是以“作为一个人之感受”的视角，进行引申一二。

布法罗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董一格向《纽约时报》表示，她在采访中国中部的女性农民工后发现，女性常夹在需要工作与集约型养育的需求之间。

“一方面，中国将女性权益作为生育率下降危机的因素来谈论，另一方面，政府正在打击女权主义。……由于这两种做法相互矛盾，政府怎样才能说服下一代年轻女性结婚生子呢？她们都有自己的抱负。”董一格补充道。[22]

即使不用强调2022年先后发生的“丰县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只要你稍加留心，互联网上总可以见到不一而足的普通案例，讲述社会对女性的隐形歧视。

一篇微博帖子写道：“职场23-30岁怕你去结婚生子，30-35岁怕你生气二胎三胎。35岁+不好意思，连公务员和体制内都带头不招人了。就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已经是最好的避孕药。所有的催生和放开政策都将无济于事。”[23]

人口负增长的背面是老龄化。202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为19.7%。经济学家任泽平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50%，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需要抚养一位老人。[24]

自由撰稿人刘远举指出，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规模下降，经济增速放缓，需要释放出更多的有效劳动，比方说延迟退休。但也有声音认为，这种单靠提高退休年龄来弥补人口困境的做法是杯水车薪。[25][22]

无论如何，主流意见看待老龄化的前提，是将老人视为一种成本。此种思路有会延伸出过激的主张，正如大流行期间，不乏暴论将瘟疫当成清理老龄人口的机会。

这场瘟疫初期，界面新闻发布的一篇文章，就提及美国德克萨斯副州长丹·帕特里克的一次采访。在后者看来，随着COVID-19打击美国经济并导致企业关闭，像他这样的老年人——至少是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保护孙辈的经济。[26]

Financial Times在1月刊登的评论呼吁，我们需要将社会关怀看作一种投资而非成本。作者从德国和日本的经历中，找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更优解。这两个国家都建立起标准公开透明、行之有效的长期护理基金，公民必须向该基金付款，当他们被评估为身体需要时，将从该基金中获得帮助。

“如果我们把护理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公共卫生到康复，再到支持性住房和临终关怀，这项工作在职业上和经济上都会有更大的回报。”作者如是提议。[27]

与对待女性、老年人相似，将人作为一种资源的思维，也可能指向中年群体。青山资本发布的2022年度消费报告就聚焦于此。该报告总结道：“（中年人群）他们承担着房、车的重担，也有自己的消费偏好。中年人或许不是最爱尝鲜和冲动的消费者，但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购买力量。”[28]

这不免令人想起，2022年12月知乎上关于如何看待“人矿”的提问。“人矿”比“人口红利”更加赤裸。一位答主罗列了“人矿”的十个真相，其中两条是：

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你是手段，不是目的。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人矿一生所产生的能量，除了用于推动社会前进之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开采新的人矿。因此，人矿是可再生资源。适合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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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丨COVID-19的“意料之外”

研究传染病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深知，我们迟早有一天面临蔓延全球的流行病，并且，这会带来医疗资源、供应链的紧张，以及社会经济的压力。尽管如此，过去三年仍出现了令专家始料未及的局面。 

基于对23位专家的采访，STAT在2022年底梳理了一系列业界没有想到的事情，尝试从中获得教训以更好应对下一次大流行。

其中之一是病毒的突变和进化。在为SARS-CoV-2命名之前，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就曾预言，其稳定性令人放心，而这会影响人们感染和疫苗更新的频率。但很快我们就看到，这实乃教条。Alpha、Beta、Delta、Omicron，以及Omicron看似无穷无尽的亚变体，令社会陷入一轮轮恐慌。确切地说，反复感染已成事实。

乐观的一面是，业界几乎在一年内就推出了疫苗，而且还包括采用mRNA技术、有效性一度超过90%的新型疫苗。疫苗的产能也令人惊讶，仅第一年就生产出数十亿剂。

不过，这种齐心协力的作用有限。在更多领域，我们不得不陷入反复的拉扯：科学研究的摇摆、一些专家的傲慢、对科学的不信任和攻讦、医护人员从受尊重到遭唾骂、疫苗过度囤积与分配不公、充满阴谋论和政治偏见的病毒溯源争议、卫生纸等物资的哄抢……以及，国人更加熟悉的“清零”“共存”的冲突。

更令人担忧之处在于，随着世界逐渐恢复日常交流，公众似乎很快将病毒与瘟疫抛诸脑后。“我有一种感觉，人们已经忘记了有多少人死亡，我们如何不能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一位专家提醒。[30]


02丨被加剧不平等笼罩的一代

国内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自COVID-19之前便已然存在。伴随大流行而来的封锁隔绝措施，教学质量下降也大抵成为直观的共识。但瘟疫的渐渐消退，不意味着这些趋势像“清零”政策一样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甚至得到改善。

1月，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报道提示，我们的出行等限制迅速撤去后，仍可能面临长长的阴影，尤其在夹在城乡之间的儿童教育方面。

在2020年封校最严重的时候，联合国估计，有近15亿学童受到学校关闭的影响，其中三分之一无法使用远程学习设施。中国的问题更加值得关注。虽然瘟疫初期，教育系统将在线网络扩大到广大的非城市地区，可是，老师们仍感受到仅靠远程上课的学生能力出现下降。

一位老师说，如今教的数学比大流行前更容易，分化却也更明显。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表现得更好，特别是当父母在身边帮助他们学习时。这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早前结论相吻合。根据后者的研究，COVID-19的爆发，令父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与父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之间的学习差距扩大。

报道提及的一个案例中，化名扎西的学生家里——位于西藏东南部一个不到100人的农村——只有三个电子设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移动手机。四个孩子试图完成他们的在线课程，其中一个不得不在晚上观看回放，而扎西还必须辅导年龄较小的孩子。

“我无法处理我的学业和照顾我的兄弟姐妹。”扎西自白道，“用大流行作为借口，我觉得自己很软弱。但在封锁之后，我觉得我的学习和生活都开始下滑。”

曾今，扎西希望通过学习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是当下，他自认他的教育“没有希望了”。还能怎么办？扎西不无沮丧地表示，当他完成中学学业，就会辍学找份工作。[31]


参考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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