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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嗅觉，消失又回来

lishuhang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记录一些「非必要」。

文/书航 2022.12.31

嗅觉消失了

12 月 19 日，阳了以后第四天，解除在小房间隔离的第二天，我的嗅觉消失了。

早上起来给崽换纸尿裤，没提防，发现纸尿裤上有便便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粘到了我的裤子上。而这时候我才回忆起来，我平时是依靠闻来判断崽拉没拉的。

我已经连这么显著的味道都闻不到了。

仔细想想，也可能是前一天没的嗅觉。我当时还去厨房打开一瓶醋闻了闻，拼命的耸动鼻孔，多多少少能吸到一点味道。但那可是醋啊。

确认自己没有嗅觉时，我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情。

缺少嗅觉，不是心肌炎，不是肺部感染，不是发烧、咳嗽。甚至，如果你感染新冠之后留下的长期后遗症，只有唯一的一个嗅觉丧失，都可以拱手说恭喜恭喜的程度了。很显然，套用 2022 年最流行的关键字之一，嗅觉对于我们是「非必要」的。

但是，嗅觉确实是我身体正常机能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事情。

我的嗅觉其实在还好的时候，也不算很灵敏的那种。我老婆可以闻到更远一些的花香，而我往往注意不到。但如果我凑近一些，肯定可以闻到。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一个偶然的时刻晒被子，能闻到所谓「阳光的味道」。

只不过，这次我才真正意识到，嗅觉不灵敏跟没有嗅觉是两码事。这两天饭菜端上来，我得喂到自己嘴里才后知后觉的说真香，而且香的层次也比之前单薄了一些。这倒没有影响我的饭量。

其实我本来可以用自己的色弱做类比的，色弱和色盲也是两码事。我不能分辨体检时候常见的点点画上的图案和文字，但红绿灯当然没问题，日常生活也不是黑白电影。其实大部分色彩的辨认应该都跟普通人一样，只是少数情况会分不清一些颜色到底是蓝色、紫色或是绿色；另一些颜色应该算是黄色、橙色还是绿色。

不过这意味着我不能考飞行员，也不能学画画。后一件事对我的打击略大一些，因为我高中时自己画过画，上色的时候我以为的浅蓝色在别人看来是一种死亡芭比粉。后来我就主要画线稿，需要色彩的时候从图片上吸色，再后来忙起来就不画了。

也因此我稍微会一点点 ABC 级别的前端，但没能成为一个设计师。对于数学不好，转码困难的文科生来说，本来做设计可能是进大厂最理想的活计之一了，多少还会鼓励你不务正业去追求生活里的「非必要」，人要活得浪漫一点才会有更多灵感。

没有嗅觉是比色弱更弱的一种「非必要」，除了不能进食品行业做质检什么的，暂时没想到这构成什么就业门槛。——但是，它让我吃饭不香了啊。

想这些事情大概花了我 5 分钟，一开始觉得也没什么，但越想越伤感。于是我开始做家务。

我收拾屋子，拖地，洗崽的衣服，洗自己的衣服，洗澡，吃饭，洗碗。有时间打开电脑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查询微博和公众号上发布的讣告，收集了最新的 30 多条。

「超额死亡」是 2022 年沉重的民间词汇表上，最新增添的其中一个单词。那一天新增的 30 多条死讯，此前或此后一直都有的死讯，涵盖的人从院士，画家，名伶、老省长，到某个武术班的教练，某个普通人的爷爷、姥爷、父亲。也有一个微博用户坚持记录她两岁女儿的日常生活，直到某一天她发出最后一条说「痛失爱女」。

然后我问自己：「在这么多人死去，这么多他们的亲友哭泣的同一瞬间，我只关心自己的嗅觉，这是不是一种错误？」

《非必要离校》

谁会跟我一样大逆不道地不关心那么多「远方的哭声」，只在乎自己那双可怜的鼻孔呢？或许肯定会有一批在校大学生。

我想起今年 4 月，中央美术学院的朱皓月同学写的短诗《非必要离校》：

实习挂号雅思课算是必要的吧
那蹲守一朵飞檐上的云呢
捂回一袋板栗呢
被落叶淋上头发呢
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去牵另一半的手呢
万一这张照片被传成经典呢
万一这袋板栗分给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同学呢
万一淋湿的是一个诗人呢
万一这辈子就是他呢
疫情让一切都变成了正襟危坐的必要
诶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有的参赛作品传出来，作品没了；有的参赛作品传出来，比赛没了。这首诗参加的 2022「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在这首诗曝光以后，就再没披露过赛事进度，以及最后是谁获了奖。

其实你看，朱同学也需要找一些理由，来说明她想要在校园中享受的「非必要」有演化成绝对必要的可能性。但其实连这都没有必要，我最喜欢的是她写的最后一句：「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蹲守一朵飞檐上的云，捂回一袋板栗，被落叶淋上头发，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去牵另一半的手，这些事本身就很美，它们不需要产生什么后果来证明自己，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我可以「上纲上线」地将嗅觉标定为防止我的裤子再被崽的便便沾染，或者在厨房漏煤气时可以救我一命的「关键先生」。但是没必要，就算嗅觉是「非必要」的，我也要它。它没了，我也有权利伤心难过。

其实在严密隔离的大学校园里面，「非必要」的事情远超过上面那首小诗涵盖的范围。参加旁边书店的线下沙龙活动，跟台上的嘉宾举手提问？周末逃出鸟不拉屎的大学城，坐地铁到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或者干脆买周六日的来回机票快闪一下？趁着同学生日或者官宣恋情，在学校对面的馆子里搓一顿？

别说这些了，有些同学连毕业照都没有。我本科好像也没去照相，但那时我已经在另一个城市实习。有得选而不去，跟没得选还是有点区别。

几天前，关于学校防疫的最新指南下来了，里面明确提到：「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师生出入校门无须提供核酸证明，其他外来人员进入校园须提供核酸证明。」这基本上取消了对学生而言所有那些难以忍受的限制，但距离回到 2019 年及之前仍然遥远的很，特别是对我这个校外人员而言。

作为一个校外人员，我记得自己在 2019 年的夏末，也曾经跟老婆一起，进入过我们城市当中某所学校的校园。那时我们什么证明都不需要，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入。我们在学校门口买炸串儿，然后带着进入学校的操场，看着下面的学生大概是在给军训结束的队列展示做最后的排练。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在操场上跑圈。还有一次，我们中午实在想不到吃什么，就骑着小电驴溜达到学校，找一个女生借了饭卡，去食堂蹭了一顿饭。

再早之前——那应该是 10 年前了，我当时的工位在清华科技园的楼里。在没人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旁边的清华校园里面溜达。有一天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用自己刚买来的 iPad 2 涂抹校园的风景。有个人过来问我路，我说我也不是学生，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然后我有一次去复旦（或是同济，忘了），也进入过他们的自习室，在里面坐了大约半个小时，觉得无聊就走开了。在教室的前排，有一对情侣正在那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我觉得这才叫「共享自习室」嘛。为了对得起自己掏的钱，大多数使用付费自习室的人即使不是真的学习，也得假装在学习。在前面看到别人谈恋爱，在真的自习室那是白噪音，在付费自习室也许会被人打。

还有，怎么能忘记蹭课和旅游呢？2012 年 10 月底，一张「复旦蹭课地图」以复旦邯郸校区为背景，共推荐了 25 门文史、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公共课。网友纷纷表示「也想去复旦蹭一蹭课，重温一下校园时光」，时任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说，复旦欢迎所有人来蹭课，并决心为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公开做努力。「蹭课地图」的走红正说明了社会对这种努力的需求。

2016 年 4 月，我去川美和重大看了一趟校园的油菜花，发现「川美友好地向游人介绍油菜花的最佳观赏位置，而重大更是在植物园旁边设立了儿童休息室」，当时对这两所学校产生了无比的好感。我就写了一篇《建设开放的，全民学习的大学》，希望学校的教室、图书馆、WiFi、食堂等资源对游客和师生实行「双轨制」，游客在适当付费后，可以市场化的方式享受学校的更多资源。

不过在那之后，可能因为发生了一些安全事故，大多数学校都开始收紧游客规则，直到疫情袭来，彻底封上了大大小小的校园大门。我仍然在期待学校回到欢迎社会人员随意出入的状态，尽管这个愿望现在看起来依然遥不可及。

我的自我心理建设

其实我上面提到了「远方的哭声」，这个说法来自 2019 年 11 月《奇葩说》第六季的一个辩题：「《蒙娜丽莎》着火了，救画还是救小猫」。这期有李诞、罗振宇、薛兆丰，还有杨超越。对我自己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跟老婆是 9 月份在大兴录制这一期节目时的现场观众。

因为「李诞救猫」这个名场面，本期节目「一战封神」。李诞结束自己发言的那段话我愿意全文引用下来：

「我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知识多了之后，他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也不苦其心志，他也不劳其筋骨，他就天天想着怎么牺牲别人。
他每天都在想，我怎么牺牲这个去救那个，我怎么牺牲小的去救大的，我怎么牺牲近的去救远的……你们疯了吗？不要这样。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维系的，靠的是我这样『自私』的人，我们这样『自私』地活着，但是我们不伤害别人，这个世界才能运转。而正是这些为了一些所谓宏伟的事业，为了一些远大的目标，去不计后果地牺牲别人，牺牲别的小猫的人，频频地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

可能不在现场，至少没有看完整期节目的人，不太能理解为啥现场观众跟疯了一样，当时李诞说一句，就要被观众席笑声打断一次。到最后说完，如果不是现场不允许，全场起立也不是没可能。但当时大家的气氛就是那样的，前面黄执中正好刚把「远方的哭声」那个概念给讲完，大家有点「虽然听不太懂不过好像应该庄严肃穆吧」的感觉，所以才会对蛋总的拆氛围这么敏感。

其实这也是三年来一直「非必要」的「去现场」为什么特别重要的又一个例子，真的，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用「远程」来那么轻松地替换的，这过程中总会失掉一些东西。

11 月 24 日，乌鲁木齐发生了一场高层住宅火灾。两天后，发布会上提到「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火灾发生时未进行有效的扑救及及时的逃生自救」。因为李诞说的是「频频地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这段发言又再一次被很多人重新提起，并且说「直到这一刻我才真的听懂了」之类的。

然而这其实还不算是最终章。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或者一些名人，或者自己身边的人，朋友的朋友的亲属去世的消息，我们也知道现在甚至很难让他们入土为安，这也相当残忍。没有什么人会对更新的、更大的这一波创伤无动于衷。

我们用当初的「动态清零」政策，去保护这样一群没有活过这个冬天的人，这是不是「宏伟的事业」？是不是「远大的目标」？在个人主义流行的当下，「自私」地活着可能是一种潮流，一种风尚，一种解构。然而这是否真的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是「不伤害别人」？我们只顾我们自己，是不是哪里可能不对？

整个 2022 年，至少从西安、从上海的事情开始，我一以贯之地支持和期待解封，虽然我们家坚持戴口罩、做核酸，减少跨地域流动，怀疑自己是「次密接」的时候主动报备社区（然后自我隔离到社区说可以了为止），遵守当时的一切防疫政策。

此时我自问，「我这么心心念念要解封，是不是错的？」如果解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就良心难安，睡不着觉。不过我最终还是在自己烧得最厉害的那几天，自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只有力气胡思乱想，别的什么都干不了。

我把它拆成两个问题：

① 「远方的哭声」到底有多「远」？

距离是一个渐进的光谱，而不是非黑即白。什么地方的哭声值得或应该让我们关注，什么地方的哭声则可以与我们无关？

这里要提到一个「名场面」。2017 年春节，联合国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

「亲，年夜饭吃完了吗？一定很丰盛吧！然而，你知道吗？全球现在仍有近 8 亿人每天忍受饥饿折磨。另外，还有约 8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很显然这是「大过年添堵」，然而你仔细思考这件事的性质，它跟韩国黎泰院踩踏事故发生时，一群人在救护车旁边载歌载舞的性质是一样的；它跟一边是医院急诊和火葬场，一边是人头涌涌的购物中心、重新堵车的主干道的性质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看到了悲伤的场面，另一些人没看到，就如常继续自己的生活。还有的人，知道世界上近处和远处一切的悲伤，但在感受完这一切以后，依然主观地选择如常投入自己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说因新冠死难的同胞，跟在封控过程中延误救治死亡的同胞哪个更高贵或更卑贱吗？我们可以说死于新冠的中国人，跟死于新冠的美国人或印度人有高下之分吗？我们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的死亡，和发生在乌克兰、阿富汗或埃塞俄比亚的死亡有什么不同吗？……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就在意什么。「君子远庖厨」，在我们没看到后厨宰杀牲畜之前，肉就仅仅是肉而已。所以在这里李诞其实又说对了一句，「他们知识多了之后，他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能听到「远方的哭声」是只有当看到的事情足够多、视野足够宽广了以后，才会产生的一种反应。

而当我们看到的事情足够多，视野足够宽广了之后，另一个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就是负面信息的过载，负面情绪的过载，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保机制。这被称作「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指经历过太多感同身受的同情后产生的淡漠情绪。比如在应对了太频繁或太多次慈善诉求后，而对苦难中的人们表示冷漠。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封控过程里的一个人乃至一只猫的境遇牵挂了太多，那在放开的海啸席卷之后，让后续再死去的人变成脑内边缘化的一个数字，才是保护自己的必然结局。不然，说不定我们都要学张纯如，浸透在无边的人类的苦难中，最后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这会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我们最终只能记起，也只能负责记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以及自己亲身体验过的苦难和丧失。而且我们也势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去分布式地记忆自己最亲近的人的苦难和丧失，因为在所有人的疲劳过后，也就是说大家都「麻了」以后，我们将会是传承这些记忆的「第一责任人」。

② 我们是否有任何能动性可言？

对于降低最终伤亡这个「宏伟的事业」和「远大的目标」，是否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去推动的？

自从 12 月以来，我在无孔不入的信息轰炸中，感受到那些解封后失去亲友的人的痛苦，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愤怒。他们的怒火就像这一年的其余 11 个月里，那些因为防疫而影响生计，或者同样失去亲友的人的愤怒一样，同等地旺盛和真实。相比法国、英国和韩国罢工的服务业工人，相比因为堕胎权和枪支管控而对峙的两拨美国人，大家也就是缺一张选票而已，这或许已经是一种「党派政治」和「族群撕裂」的起源。

我的感受是，现在愤怒的人主要愤怒于：或许我们还能再多坚持一阵，只是有人忍不住大喊大叫；或许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些药品，可以小规模分批次地放开，不要都挤到一块儿；或许我们现在补充对农村疫情的关注，让还没受到高峰冲击的地方少点伤亡还来得及……

综合起来就是一点，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当然是了——如果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而不做，不论是谁都应该愤怒。

但是好吧，把这些问题都回过来问问自己：我们要坚持这样防着一辈子吗？如果不要，那什么时候放开是更合适的？放开真的可以小规模分批次地实现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药品和农村会提前准备好吗？

我今年觉得应该放开，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放开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不可避免的事。虽然上海 2021 年的经验能防住 Delta，但「瓷器店里打老鼠」也很难复制。即使不考虑 Omicron 连大城市都防不住，其它地方也只能付出更大代价来防 Delta，比如瑞丽那样。

吴尊友在《财经》年会上提到：「如果我国把『新十条』提前到今年年初，中国大陆就会多死亡 86.6-103.9 万人」。在主要流行毒株不变的前提下，这个估计，实际上不是「多死」，而是「提前死」。我们多撑大半年再解，换来的也不是他们的「少死」，而是「晚死」。

当然，这决不能抹杀全国人民上下齐心换来的无限功德。中国人就是在拿着「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气概，跟病毒抢阳寿，跟自然规律讨价还价，此之谓「逆天改命」。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有两年半），我们其实都做到了这一点——让每个人都牺牲一点，来尽一切力量延长弱者的生命。对于现在在一个月内「超额死亡」的所有人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呼吸机、ECMO。

而最残酷的一点是，人力总有穷尽时，我们承认撑不下去了，要崩溃了，要撤退的时刻总会到来。不管是今年年初，还是年底，这一刻终究会来临。我们确实如同发布会上、社论里说的那样，自始至终在「算大账、算总账」。而这个账算不过来的那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已经将不可避免的结局延后到了看起来不可能的程度，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不论立场，只要遵守了防疫政策，那就都已经尽力了。

谁告诉我们这个账算不过来了？就是那些告诉大家清零已经再也坚持不下去的人。他们说的也都是实话，不是「狼来了」。这些实话让我们看到更多事情，让我们的视野拓宽，知道了在同一片国土上还有另一批岁月不能静好的人，从而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比起为终究不可改变的事情愤怒和悲痛，也许我们此时更应该做的，是理清自己和他人三年来付出过和奉献过的一切，并且响亮地告诉自己：我们有能动性，而且已经做到最好了。那些我们未能守护到最后的人，他们能多活不止一天，可能多活了半年到两年的时光，这都是我们做到的。

逝者长已矣，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哪怕当时我能做点什么，这个死亡就能避免」的负罪感的话，面对亲友离世也会少一点痛苦。鉴于大家大多数都阳过，身体不好，做好活人的心理建设其实更重要。

因为很多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让活人的心理好受一点，还是有必要证明一下，所谓的另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只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中。

我家的最后一段防疫经历

说到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动态清零」，也挺有趣。因为获取了很多受影响民众的消息，我此前主要是通过间接经验来确认，放开是我们不可逃避的终点。没想到等到真放开以后，家里的实际经历和亲身体验，比其它间接经验都更直白地确认了这个结论。

我最后一次做核酸是 12 月 3 日的小区最后一次全员核酸，当时这个核酸机制已经显露出颓象。在两个开放的窗口旁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着，上面写着：

「核酸自助采集点位：为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现提倡核酸检测自助服务。流程：扫码后领签 → 完成检测后自行放入样管内（试行）」

我心想：这能测出个什么来呢？然后我去的时候已经接近结束的上午 10 点，我凑近了看看，果然管里面啥都没有，没人用这个。而早在此之前一两个星期，给我做核酸采样的人——我不知道防护衣后面到底是不是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就已经随便捅两下了事了。

从这时开始我家做了一些加强的防疫措施，但也加强得很有限。我们弄了个塑料袋装满水，盖在洗手间的地漏上面，确认了家里两个水槽的回水弯本来就是弯的且注水的，每次上完厕所都盖马桶盖冲水，出门戴口罩和一次性医用手套，出去一次换一个（但其实也不是严格地每次都换）。

不过堵地漏的塑料袋一直没换新的，其实对于万一真的有病毒顺着爬到袋子上，我们怎么换新的才安全，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细想过。另外我们换衣服换鞋也都是进家门以后才换，因为门口放不了太多东西，也害怕保洁在楼道里乱喷一气。

然后，我在 12 月 14 日感觉发烧咳嗽，第二天上午自测抗原阳性。「加强的防疫措施」坚持了不到两个星期。

回想一下，我这段时间唯一出门的场合也就是每天扔垃圾和到代收点取快递，那很显然就是在这个场合染上的。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是，快递可以不取，垃圾却不能不扔。

确认阳了之后，我家随即开始第二阶段防御，我占用一个小卧室，老婆孩子仍使用客厅、厨房和主卧。

只有「放饭」和收垃圾时候我会戴着口罩手套短暂开门，老婆在门外用 84 消毒液拖地，用酒精沾湿抹布清理门把手，尽量开窗通风。我还用上了一个「神器」——我去做含牙囊肿手术时，在住院期间使用的尿壶，可以容纳 6－7 次小便，非常适合减少在自我隔离期间上厕所的频率。然而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就算不洗澡，我仍然无法避免出来使用厕所。

结果，老婆孩子 17 日开始出现症状，再加上全家只有一个人照顾一岁半的崽实在也是强人所难，在老婆全面崩溃之前，我也不管她抗原是啥情况，让她测了下体温看在发烧，就心急如焚地解除了隔离，赶紧跑出来做家务。「第二阶段防御」历时两天后破功。

我们一家三口的病程都比网上传的要短，我第 3 天退烧，第 5 天症状基本消失；老婆 2 天退烧，7 天后症状完全消失；崽 2 天退烧，第三天恢复了活蹦乱跳。

我第一天高烧之外的主要症状是腿部肌肉酸痛。我跟老婆说，是不是下半身平时支撑了身体重量从而全都是肌肉，上半身都是肥肉，所以没有可酸痛的地方。

退烧药我前后吃了 3 粒散列通（对乙），当天两粒，周日有点头晕反复用了一粒。老婆就用了两粒。崽消耗了一瓶（20ml 小瓶）加第二瓶的一顿美林。

由于在此之前的 10 月，我有过一次特别严重的感冒（不排除是流感，但肯定不是新冠），咳嗽的很厉害，当时开了阿斯美（甲氧那明）。这是一种有效到恐怖的进口药，我怕的好了就赶紧停用，不敢多吃。这次又有咳嗽的迹象，而且每隔几分钟就咳嗽一下，所以又吃了两次阿斯美。现在基本好利索了。这次不是新冠的感冒让我们有「必要」理由网购了一些感冒药品，正好在这次用上。

耳温枪都快被我们按坏了，家里有孩子的基本都有，在当前特别有用。其他体温计都需要等几分钟才出结果。

家里另一个「神器」是我做鼻中隔偏曲手术后，清洗鼻腔用的冲鼻器，可以把这次生病的顽固鼻涕清理出来。我们的感受是，新冠带来的鼻涕和其他感冒或鼻炎的鼻涕相比，比较缺乏流动性，粘着在鼻腔内部，所以更难受。

在我们一家三口，以及我们双方父母老人，确认都染过病且都已经平安度过的今天，我终于可以说一句：其实对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都是无法依靠个体力量躲过感染的。

我从一开始就清楚我家绝对是防不住的，但为了孩子，当然也不能马上放飞自我，所以在我们家能忍受的最大限度下做了相应的防疫调整。但这些预防和后续的「居家隔离」有没有用？基本没用。家庭作为隔离环境千疮百孔，我家可能是因为运气居多，能延缓老婆孩子两天时间得病，实现了错峰感染，让家里始终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照顾全家。但如果指望能全阴苟过第一波，那就是奢求了。

我之前看过有人写防护指南，他们家在已经有一个人阳了的前提下，家里其它老人孩子居然全都保持阴性直到发文时（大约是 28 日）。他们是怎么做的呢？篇幅很长，翻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一般家庭做不到。花的时间太多了，没这么多精力搞防护。

甚至最简单的一点，进入封闭公共场所戴个 N95 是基本的吧？但是我头太大了，我戴不住，会绷掉。然后多来几次，挂耳朵的胶带就没弹力了。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这么设计的，不紧的话怎么挡得住气溶胶？

其实，我家的第一批 N95 口罩是我在 2015 年储备的，当时是防雾霾。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根本戴不住。后来钱多的没处花，买了也是 3M 的防毒面罩，防护等级同样是 N95/KN95。亲测这个是能戴住的。

这东西应该比那个塑料面罩好用，但是用来防尘没问题，在防病毒的场景下，给这些玩意本身消毒又是个问题，只能用酒精擦。另外，它们会让你的呼吸极不通畅，如果憋久了再来个非感染引发的肺部问题，就更是得不偿失。

然后，呼吸问题解决了，衣服呢？鞋子呢？手机多长时间消毒一次？洗手要什么频率？一岁半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戴不住口罩，你能把他怎么样？

所以能真正起效果的家庭防控政策，对我家而言是不可持续的。我就自己给自己投了反对票。

又或者，有可能我不用做到那种程度也能完成防疫，但我真的无法确认这一点。个人防护最大的问题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做到哪一个级别就够了，你也不知道另一个注意不到的地方在什么时候就漏了，最后就变成层层加码了。

在我的读者群里说完上面这句话，有人说我说出了动态清零时候各级政府的心声。想来还真是如此，现在「第一责任人」了，你就是你自己的政府。可能我发那个防控指南的作者属于「瑞丽政府」，另一些不那么极端的属于「郑州政府」，我家属于「上海政府」。

举个例子。12 月 14 日一个专家说，病毒在外部环境难以长时间存活，哪怕是阳性患者的衣服，用 56℃ 以上热水浸泡就可以消毒。结果转发的人纷纷询问：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闯进人家里消杀？」

「为什么要撬开房门往孤本和字画上喷消毒水？为什么要打死家中的猫狗？为什么要把人家赖以生存的食物都翻出来洒满药水？为什么自相矛盾却从不道歉？」

但是——当我假设家里有重症患者，暂时还不想让他死的时候，当我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我承受不了万一染病导致死亡的内心煎熬的时候——我要无条件地动态清零，除了把消毒水喷到妈都不认识，还有什么办法能 100% 地确定一点风险都没有呢？真要是放松了然后阳了，谁负责呢？这时候我这个小「政府」不往死了喷，是防不住的。

就是这样，有迫切需要的这些小家庭，也就开始不由自主地个人层层加码了。在这一刻，我理解了过去三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荒诞。这次大流行让我看到了身为人类的局限。

尾声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们家的故事。

如果把这一长串故事贴到有些人的眼前，那应该是特别残忍无情的，「我的亲人朋友去世了啊！你在炫你家人都没事？你在伤春悲秋你蹭不了大学食堂？你在说你鼻子有什么问题？！」当然，我肯定也不会这样做。我建议任何时候你看着网上的文章觉得不舒服了，都可以马上关掉。

但我就是这样一种会偶尔做点不合时宜的事情的人，至少现在如此。我就是觉得我的嗅觉、出门旅游和大学生的青春是也算挺重要的东西。更进一步地说，我觉得所有「非必要」的东西都不是真的该丢弃掉的。它们有点儿像是卷起来的三体人，它们卷起来不是为了就这样，而是有朝一日还会重新舒展开。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几天也有一些人跟我一样，选择去回忆，去关注，去留存那么一些绝对是「非必要」的事物。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盘点文章提及，今年高考的时候，有些考生把大杀四方的张献忠当成了「考试保护神」。是有这么一回事，我都差点忘了。

它们的另一篇盘点希望我们能记住 2022 年有「二舅」治好你的「精神内耗」，还流行过飞盘和「媛」。今年的女性形象也多种多样，有余秀华，有王心凌，也有大 S。

单向街书店说，既然提了很多「平庸之恶」，不如回顾一下「平庸的善」？除了上海那家「擅自营业」的巴黎贝甜，还有浙江象山海域的居民们跟消防一起，用 21 小时成功营救了一头搁浅的抹香鲸。

而不管是你觉得特别「必要」的事情，还是我觉得有点儿「非必要」的事情，或许——在新华社评选的 2022 十大新闻里面，都没有出现。

我的嗅觉只离我而去了一天。在 12 月 20 日，我就又能闻到崽拉了的熟悉的味道了，而饭菜也变得跟以前一样香了。专家（又是专家）说，嗅觉或味觉减退症状可以在两周到一个月左右自行好转。

2022 年的最后一顿饭，我家吃的是麻辣香锅。我打着字，它的香味就飘了过来。

我知道 2023 年我将不止一次再感染新冠，我知道新冠病毒每一次变异不见得都会更轻，我知道自己或许沾点儿胸闷和心脏疼，可能不知啥时候才能恢复慢跑锻炼，或者游泳。但是当我知道以上所有都是无可避免的以后，我总觉得那些「非必要」的东西在我心中的比重，变得更重要了。

该来的就让它来吧。轰轰烈烈地开，欢欢喜喜地活，潇潇洒洒地死。就像苏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说的那样：「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

其中一个瞬间是这样的。在我家阳完一星期，确定全家人都已经转阴之后，我们去了一次蓝色港湾，又吃了一顿在老婆怀孕期间我们种草的勇盛牛肉面。非常开心，它今年没有关店，生意挺好。这一天，是平安夜：12 月 24 日。

我们穿好厚厚的衣服出门。一边关门，我一边说：

「我们出来扫荡啦，世界是我们的啦！（咳）」

📕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