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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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号：ipress） 发表于 2020年01月27日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初，一团沉重的阴霾正向我和家人头上压来。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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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道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道。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道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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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道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许多……
然而，疫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真可谓“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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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呵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汉《长江日报》在它旗下的新媒体“长江融媒”上发表社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继续严厉指控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决不能放任不管。“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谣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对城市的伤害更持久。”
这一天，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微博受处分的事情。
显然，有些人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安抚人心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不然，他们不会在到处缺物资、缺人手的这一刻，把这么多人力布置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以作监视之用。
因为他们也是理性的。
你确实可以说，这是陈旧思维导致的恶果。那么，为什么许多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全社会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是，仔细想想，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动拆引起的居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等。还有，你怎么了解这些外来资本的底细，也许它们主观上怀有（或至少客观上会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和谐”。
然而，我们很少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的资本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来资本，引导他们在国家的政策允许范围内获得发展空间，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样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资、做大本地GDP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经济发展”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降低为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在官员那里就被进一步定义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稳定”=“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的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最终一次次通过“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危机爆发出来。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昨晚，很多人都因为一场新闻发布会而陷入群嘲，对个人责任的追问成为主流舆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个人承担了必要的责任，只要行政思维不变，我们就很难期待下一次考验的安然通过。SARS的惨痛教训并不远，但人类最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是从未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吗？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耳目闭塞也是一种传染病，没有谁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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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新闻媒体。
除夕那天下午，看见我的老东家《文汇报》的几十位老同事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的聊天。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国大名鼎鼎的《文汇报》著名记者，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前辈同事，感慨说，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应该是《文汇报》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不知趣地打岔说：首先，今天的《文汇报》已经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文汇报》。总体上说，今天的新闻媒体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其次，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读者也没有谁在乎《文汇报》发表了什么。没有人期待像80年代那样从《文汇报》上获知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新闻，因为长期以来《文汇报》也没有在乎过中国读者的关切，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末了，我还特地加了一句：我这么说，并没有责怪谁的意思。我这辈子服务过很多新闻出版单位，其中《文汇报》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工作过最长的一个单位，所以也一直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单位。
将近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我曾哀叹，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道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并且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隐喻来形容没有了优质新闻媒体的社会。
我当时怀着强烈的忧虑写道：“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幸一语成谶，还不到两年！